走进山西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五台山和平遥古城

婉兮清扬

山西拥有三处享誉全球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项目：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五台山，中国石窟艺术巅峰云冈石窟，以及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县城平遥古城。作为中国“古代建筑宝库”，山西这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具体详情如下：

1. 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地理位置：位于晋中市平遥县，距太原市约1.5小时车程。遗产亮点：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明代扩建。它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整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城墙、街道、店铺、民居和寺庙，被誉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活化石”。

2. 云冈石窟（2001年列入）地理位置：位于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遗产亮点：建于5世纪至6世纪，现存主要洞窟252座，造像逾5万尊。云冈石窟代表了北魏时期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吸收了古代印度健陀罗艺术及波斯艺术元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

3. 五台山（2009年列入）地理位置：位于忻州市五台县境内，距太原市约2.5小时车程。遗产亮点：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它以丰富的寺庙建筑群（如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与壮丽的高山自然景观相结合而闻名，自东汉起便是历代帝王朝拜的圣地。

佛教四大圣地的五台山、大同的云冈石窟、平遥古城，山西的这三大世界级的历史文化遗产就值得一趟三晋大地一游了……再加上北岳恒山的悬空寺、太原的晋祠、中国仅存的两座最古老的唐代建筑，自然的壶口瀑布都不用提了，想不来一趟都说不过去了……

本篇就和朋友们一起略去悬空寺、太原的晋祠、中国仅存的两座最古老的唐代建筑，而专注于三大历史文化遗产去中国古建筑最多的山西去看一看……

一、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

二、五台山：清凉圣境 · 文殊菩萨的道场

三、平遥古城：岁月沉淀的瑰宝

………………………

五台山清凉圣境与云冈石窟世法所希 · 平遥晋祠与悬空寺北岳恒山……

山西最著名的景观以“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奇观”为核心，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五台山的佛教文化、平遥古城的晋商底蕴以及壶口瀑布的黄河气势并称为山西四大必游标志性景观。

山西最著名的核心景观指南：

1. 人文古迹与世界遗产：

云冈石窟（大同）：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拥有逾50,000尊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五台山（忻州）：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青庙与黄庙交相辉映，现存寺庙群集千年之萃。

平遥古城（晋中）：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格局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在此感受明清街巷与晋商文化。

2. 险峻奇观

悬空寺（大同）：建于北魏时期，距今1,500多年。以“奇、悬、巧”著称，镶嵌于万仞峭壁间，凌空欲飞，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绝妙建筑。

3. 自然地理奇观

黄河壶口瀑布（临汾）：世界上少见的黄色瀑布，两岸夹山，滚滚黄水奔腾至此倒悬，气势磅礴。

八泉峡（长治）：位于太行山大峡谷，被称为“太行第一雄峡”，融大山险峻与峡谷秀美于一体。

山西古建筑凝聚和积淀了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华。其数量和质量不仅高居全国之首，而且那些依附在古建筑中的彩塑、壁画、琉璃数量之多、艺术之精，也堪独步华夏。

作为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城邦之地之一，春秋五霸最强盛的晋国就在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晋国一分为三的韩赵魏的魏国也是秦国开始征战最强劲的对手，统一天下主要的争霸之地也是这片古老富饶的土地。

作为全国地上文物最为丰富的文物大省，山西各类古代建筑现存18418处，是全国古建数量最多的省份，从寺观庙宇殿堂、城池民居衙署到楼塔桥梁陵墓以至石窟寺等，门类齐全，享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美誉。其中木结构建筑达9053处，就唐、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建筑而言，全国共146座，山西就有106座，占其总数的72.6%。这些建筑的分布，数量上以长治市、晋城市为冠，建筑规模以雁北地区和大同市为首，时代上当数五台县南禅寺最早。

地下文物看陕西 ，地上文物看山西

三千年文明看陕西，五千年文明看山西。为什么？因为仅山西一省，就坐拥中国70%的地面古建筑遗存。全国已知的宋、辽、金（包括南宋）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一共仅有146座，山西的就占了72.6%——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也许你听说过五台山， 悬空寺，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山西很多地方的文物古迹都被开发出来了……

这句俗语为“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精炼地概括了这两大文物大省的核心优势。地下建筑看陕西（帝王陵寝）陕西是中国的“地下历史博物馆”，以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群著称。核心亮点：拥有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唐十八帝陵、西汉十一帝陵等。特色：以宏伟的地下宫殿、极其丰富的陪葬品和雕塑闻名。地上建筑看山西（古建瑰宝）山西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称，保留了全国数量最多、体系最完整的地上木结构古建筑。核心亮点：现存宋、辽、金以前的早期木结构建筑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包括世界闻名的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佛光寺与南禅寺。特色：涵盖了唐、宋、辽、金、元、明、清各个时期的木构建筑、彩塑与壁画……

迫不及待了，一起随着美篇游山西吧……

来山西，共赴一场世界文化遗产之约

看见山西之美 爱上山西之韵

当第一重夜色漫浸榆次老城的青石板，沉睡千年的云冈石窟便顺着城墙次第“苏醒”。筚篥的苍凉、箜篌的清越、琵琶的灵动从光影缝隙里交织漫出，把北魏时期丝路沿线的乐韵交融盛景，原原本本地铺展在观众眼前。

7月15日晚，“美美与共 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在晋中市榆次老城拉开帷幕。随后闪亮登场的“云冈之光”大型光雕秀，依托高精度立体投射、动态光影交互技术，千年石窟的恢宏质感与唯美意境被尽数释放，让在场观众伸手就触得到跨越时空的文明温度。

这不仅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会，更是让世界看见山西、读懂中国的宝贵契机。

作为全国古建筑存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省份，山西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0多处、位居全国第一，平遥古城、云冈石窟、五台山三大世界文化遗产享誉全球；我国现存的三座唐代木构建筑全部在山西，元以前早期建筑有518座，居全国之首。山西享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之称，从平遥古城的青砖灰瓦，到晋祠圣母殿的千年宋韵，再到天龙山石窟的数字重生，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记忆。

2025年10月，“中国古建看山西——外籍博主发现山西”主题传播活动火热开展，来自8个国家的10名外籍博主与部分在晋留学生深入山西探访古建筑，沉浸式参与拼搭斗拱、体验推光漆器制作，并将见闻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到海外社交平台。参与此次活动报道的媒体人刘聪说，他们从“旁观”到“体验”，再到向全世界讲述山西古建的故事，成为传播文化的种子，让世界更好地看见山西，看见山西的古建。

本次活动周全新升级的“中国古建看山西2.0”品牌活动将组织中外摄影师、画家，以及外籍专家学者等，深入太原、晋中、大同等地，实地了解中国传统建筑技艺和历史文化，以短视频、摄影、绘画等形式，面向海内外讲述山西故事。

现在的山西，正把“保护”做底色、把“科技”当翅膀、把“交流”当纽带，一步步把表里山河的千年文化，推到全世界眼前，让更多人看见、读懂、爱上。

这正是“美美与共 共筑未来”——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周的核心要义：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专业领域破圈至公共生活，从单向输出升级为多维对话，从地方实践进阶为全球共享，让三晋文明的独特气韵直抵海外受众心底……

一、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

云岗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现存洞窟252座、石像51 000尊，代表了5世纪至6世纪时期中国高超的佛教艺术成就。“昙曜五窟”整体布局严整，风格和谐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的第一个巅峰……

云冈石窟(Yungang Grottoes)，原名灵岩寺、石佛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7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是中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时期，北魏皇始三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今和林格尔县）迁至平城（今大同市），武州山成为盛乐与平城之间的交通要冲。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令沙门统昙曜主持复法大业。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选择了钟灵毓秀的武州山，"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云冈的大部分洞窟在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前完工，但是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520~525年)。云冈石窟的开凿历时约150年，历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等朝代，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9000余尊，是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云冈石窟作为中国第一个皇家授权开凿的石窟，反映了北魏王朝的政治雄心。与中国诸多石窟寺比较，云冈石窟最具西来样式，即胡风胡韵最为浓郁。其中既有印度、中西亚艺术元素，也有希腊、罗马建筑造型、装饰纹样、像貌特征等等，反映出与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渊源关系，这在中华艺术宝库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后世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61年3月4日，云冈石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截至2023年12月8日，云冈石窟景区年度游客人数突破30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2亿元。

公元460年，云冈石窟正式开凿，历经60年左右基本成型。从此，59000余尊形态各异的佛像伫立在平城大地，承载着岁月苍桑变迁。

跨越1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云冈石窟。一直以来，云冈石窟的研究保护都在有序进行着，一代又一代云冈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战，文物保护修复研究室、彩塑壁画保护研究室、数字化室、遗产监测中心、可移动文物修复室等相继组建，成为研究保护云冈石窟的基石。大同市文物局先后实施了云冈石窟西部窟区山顶防水、第11窟北壁岩石病害的加固与修复等多项工程，特别是历时两年的五华洞窟檐保护工程，更开创了国内石窟寺维修保护的先河。

“云冈石窟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对云冈石窟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放在第一位，深入挖掘其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推动云冈石窟研究保护迈上新的台阶。”

“云冈石窟里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着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交往，这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胸襟博大的民族，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在世界上起着一定的引领作用。”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表示，除主要承担石窟寺文物的保护、数字化研究利用等职责外，研究院更要统筹“云冈学”建设发展，让世界充分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事实上，从1961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2001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再到云冈研究院的成立，云冈石窟的保护研究工作，已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2021年大同市“两会”上，市长张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特别指出，将大力支持云冈研究院抓好云冈石窟考古调查，全面加强“云冈学”体系建设，推动“云冈学”向纵深发展……

云冈石窟何以成为佛教中国化的艺术结晶？

　　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融汇了各民族的文化精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

　　云冈石窟，地处今山西大同市城西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这座由北魏皇家主持开凿的石窟寺，集当时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之最，代表了5—6世纪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与印度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合称世界三大石雕艺术宝库。

　　记者：每个面对云冈石窟的人，都会被它恢弘的气势所震慑。那么，究竟是谁把这段山崖打造成了一座流光溢彩的艺术殿堂呢？ 李君：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兴起于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鲜卑族拓跋部成为漠北最强大的部落联盟。386年，拓跋珪即位为魏王，号大魏，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

　　其后，经过三代帝王近40余年的东征西伐，太武帝拓跋焘于439年统一北方，建立了强盛的北魏王朝。

　　从定都平城至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时代占据了北魏王朝统治时期的三分之二。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在这百余年里一直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鲜卑等各民族乃至来自中亚各国的人们共同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相得益彰。

　　入主中原后，拓跋珪奉佛教为国教，在北方大规模建寺立庙。他对沙门法果礼遇有加，法果也打破沙门不礼拜皇帝的教规，将其视作“当今如来”。

　　北魏的几代皇帝大都崇尚佛教，从而使平城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后虽经历太武帝灭佛事件，但文成帝即位后立即“复法”。西来僧人很快适应了北魏政治环境。

　　比如，任“沙门统”的昙曜继承高僧法果、师贤将佛像与帝像合一的传统，于平城西边的武州山开窟建寺。在皇室的直接经略下，在礼帝为佛、神化人主思维以及西风东渐背景下，云冈石窟集当时北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之最，从洞窟形制、造像题材、服装样式、雕造手法等各方面汲取、改造中亚、印度和我国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等地的石窟艺术，最终形成“云冈模式”。

▲云冈石窟外景照。（图片来源：云冈石窟研究院）

　　记者：在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中，无论主持者还是工匠，都体现出各方人士协力共创的特色。这种背景下所完成的艺术品，体现出怎样鲜明的特色？ 李君：北魏在统一北方之时，特别注重对能工巧匠、文学艺术人才的搜罗，并将其聚集于国都平城一带。

　　439年，太武帝平定河西北凉，从当地迁徙3万余户到平城，其中既有汉人也有胡僧，带来西域及印度佛教艺术样式。可以说，当时北方主要的佛教派系和造像力量的精华，都集中到了平城地区。平城兴建佛寺由此开始。

　　文成帝复法后，任命的“道人统”师贤（师贤去世后改成“沙门统”）就是罽宾人（古代中亚国家）。最早奏请文成帝开凿云冈石窟的昙曜，也来自河西走廊。因此，很多石窟中的造像以及窟型、装饰手法等具有浓郁的古印度风格。

　　尤其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尽管主像分别是按照北魏文成帝、景穆帝、太武帝、明元帝、道武帝的形象来塑造，但这些造像更具西来样式，被称为胡貌梵像。

　　其主像皆面部方圆，深目高鼻，双肩齐挺，身着半袒右肩或通肩式袈裟；衣纹则层次鲜明、厚重，犍陀罗风格较为明显，同时佛衣贴体，又有秣菟罗风格的特征。但造像整体的高大、粗犷、健壮又受到拓跋鲜卑游牧民族审美倾向的影响，堪称文化交融的杰出代表。

▲云冈石窟16到20窟。

　　云冈石窟第20窟主尊释迦牟尼佛，是举世闻名的云冈露天大佛。大佛高13.75米，法相庄严，气宇轩昂，充满活力。其面相方圆、宽额长肩、鼻梁高挺、眉眼细长、嘴唇较薄、形体肌肉感较强，尽现犍陀罗造像艺术特征，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作。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摄）

　　云冈石窟的早期菩萨造像，尚有古印度贵族的装束特点。第17窟主尊是云冈最大的交脚弥勒菩萨坐像，他以胸前的龙头缨挂饰为标志，头戴花冠，佩臂钏。

　　第16窟主佛尽管也是犍陀罗艺术中的肉髻加水波纹发式，但是脸型瘦长，穿厚重的毡披式袈裟，胸前佩结飘带，显示了从印度和西域风格向中原风格转变的趋势。

　　第18窟北壁主尊左右两侧雕有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像，明显的梵相胡貌。其中保存最好、最为精彩的，是采用近似于圆雕手法雕凿出来的僧人像。其鼻梁高挺、双目深凹，五官立体，胡人的特征明显。

　　总体上看，这些佛像雕刻造型体面分明、线面结合，粗犷浑厚、雄浑大气，体现了中原传统的审美特征以及拓跋鲜卑民族的精神面貌，成为犍陀罗造像艺术东传中国后的巅峰之作。

　　《后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商胡贩客”，是指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和中亚等地商人。自东汉以降尤其北朝时期，胡商东来人数剧增，其贸易活动及文化习俗对中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当时中原与西域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身影在云冈石窟中时有出现，例如第6、12、16窟，都以胡商身份客串于佛本行故事中。虽然工匠依照佛经将内容予以表现，但胡商的形象以及商队的组成却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有时在两两并肩人物中，必有一个高鼻深目、须发卷曲的胡人，另一个则是地道的中原人形象，反映了胡汉杂处、民族相融的历史事实。

▲第12窟明窗内部（由北向南拍摄）。（图片来源：云冈石窟研究院）

▲第16窟大佛造像。（图片来源：云冈石窟研究院）

　　“文化融合”堪称其佛教造像艺术的最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极大。继之而起的，如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巩县石窟寺、义县万佛堂等，其雕造艺术均肇始于云冈石窟。此后，这些造像艺术还传播到日本、朝鲜，云冈石窟也因此被誉为“东亚佛教艺术的母胎”。

　　记者：随着丝绸之路的通畅，西域及中亚、西亚的乐舞不断传入平城。由此，呈现出中原舞蹈、鲜卑舞蹈和西域乐舞、西凉乐舞、高丽乐舞等多元艺术交融的繁荣景象。这种盛况是如何在云冈石窟得以再现的？ 李君：作为能歌善舞的游牧民族，拓跋鲜卑不但喜欢观赏乐舞表演，更爱以此自娱，因此乐舞艺术也发展得很快。云冈石窟以雕刻的形式固化，使子孙后代仍然能够欣赏到北魏时期的乐舞华章。

　　云冈石窟有24个洞窟雕刻乐舞图像内容，包括乐器雕刻530余件、28种，乐队组合60余组。其中既有中原汉式琴筝箫笙及鲜卑大角，也有龟兹细腰鼓、五弦，还有西亚系波斯竖箜篌、天竺梵呗，胡风汉韵，兼容并蓄。

　　再如，细腰鼓在云冈石窟雕刻中有68件，同样在新疆克孜尔石窟和甘肃敦煌石窟北凉、北魏、西魏、隋代壁画中都曾有出现。

　　手鼓经丝绸之路传入龟兹，直到如今仍是新疆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吉克等民族的传统乐器。克孜尔石窟38窟中绘有手鼓，云冈石窟第11窟、第13窟也雕刻着2幅手鼓图像。

　　北朝时短颈琵琶由波斯传入中国，云冈石窟有近50件琵琶雕刻。五弦与琵琶外形相似，由龟兹传入，云冈石窟造像的几乎所有乐队组合中都有五弦出现。汉代由中亚传入中国的波斯乐器竖箜篌，在云冈石窟中的形制更加多样。

　　云冈石窟用雕刻记录了北魏的乐舞艺术，看似无声，却又在岁月变迁中萦绕不绝。这一时期的音乐融合了中原传统雅乐以及西域的音乐精华，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例证，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特别是与西域音乐的融合，为以歌舞为主要标志的唐代音乐艺术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无数僧匠在承续古印度恒河流域犍陀罗、秣菟罗时代造像和美学风范的同时，结合我国南北方及西域等地区各民族的艺术手法，融汇成独特的造型风格，使云冈石窟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至今散发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记者：从460年开窟建寺至北魏迁都洛阳前，皇家经营的所有大窟大像全部完成，历时40余年。这一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有着怎样的风格和特点？

　　李君：471—494年，是北魏迁都洛阳以前的孝文帝时期，全面的汉化改革政策得到有力推进，开创了北魏的鼎盛时代。期间，云冈主要开凿了12个大像大窟，呈现出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艺术特点。

　　第9、10窟这组双窟是云冈石窟中殿堂风味最浓的两个窟，两窟前殿各有两根露明通顶八角形石柱，柱面各刻10层佛龛置于象形、狮形的柱础之上。塔的样式，也由印度窣堵波式（覆钵形）变为中原地区仿楼阁式方形塔。

▲第9窟后室顶部雕有八身飞天的形象。

　　飞天伎乐造型是云冈舞蹈艺术的升华。这一时期开凿的12座大像大窟，除第3窟外，其余的全部有伎乐形象，乐器雕刻共计450余件各24种。

　　飞天乐伎有的托举莲花，有的手持璎珞。其中四身为体格健壮、逆发的男性。他们一手叉腰，一手托莲，非常阳刚，再现了北方少数民族男性舞者的形象。另外四身为女性，高发髻，姿态柔软，舞姿动人，身着中原服装，展现了女性舞者的娇美形象。

　　相较于同时期敦煌莫高窟的飞天，云冈石窟中的飞天则更具多民族交融的特色。无论服饰还是肢体柔软度，或者雕刻的细节，都更流畅和世俗化。飞天造型不仅是云冈造像艺术的升华，更是北魏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艺术再现。

　　天宫伎乐形式，是这一时期展示乐舞内容的最大载体。在文明太后与孝文帝共同执政期间，恢复汉魏礼乐制度，推崇中正雅乐，所以随之在中期石窟始见笙、琴、筝等乐器，乐舞雕刻内容迅速发展，一改昙曜时期沉寂、冷涩的禅行色彩。

　　窟顶也从穹窿顶发展为中原地区宫廷样式，有巨大檐柱支撑的前廊，窟顶多有平棋（古代的一种吊顶）和藻井，佛龛雕刻为庑殿顶，金脊饰金翅鸟和鸱吻，处处可见华美。

　　从佛陀造像来看，面容从深目高鼻变为清秀可亲，佛衣从斜袒右肩的袈裟换为褒衣博带的南朝式装束。总之，这一时期造像不似早期的雄浑冷清之势，从洞窟形制到造像题材和造型风格都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明证……

云冈石窟里的文明印记

  岁月无语，惟石能言。云冈石窟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史书，一条通往盛唐的路。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主持营造的这座大型佛教石窟寺，不仅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还展现了吞吐万汇、兼纳远近的气魄。开放、包容、融合、自信、创新……一眼千年，世界在这里“大同”。

  融合：像之变，一尊高约13.7米的露天大佛，端坐于石台座上，两肩宽厚，挺拔壮硕。大佛方圆面相，鼻梁挺直，大耳垂肩，嘴角含笑却略带威严，将拓跋鲜卑的剽悍与强大、粗犷与豪放、宽宏与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佛陀身上厚重的袒右肩式袈裟，似由质地精良的毛质材料制成，有明显垂感，增强了立体效果。这个旷世佳作就是云冈石窟第20窟露天大佛，既有浓烈的犍陀罗艺术气息，亦是多民族文化艺术融合的代表性作品。 仔细看，盛行于西域的佛像袈裟袒右肩的穿法，在云冈却发生了变化。大佛的右肩没有全露，而是被斜搭的袈裟遮住肩头，专家认为这应该属于中国的“改良”穿法。编号为第16至第20的洞窟是北魏最早开凿的5座皇家洞窟，相传由高僧昙曜主持建设，因此被称为昙曜五窟。这一时期，受“令如帝身”历史背景影响，造像形体高大，呈现出拓跋鲜卑族刚毅劲健的自信之美和帝王风范；此外，受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造像着袒右肩式或通肩式袈裟。除第20窟露天大佛外，第19窟主尊大佛是云冈最高大的袒右肩坐佛，第18窟主尊立像同样身披袒右肩式袈裟，袈裟上千佛环列、华丽繁复。 “可以想象，1500多年前云冈石窟内一尊尊大佛顶天立地，外立壁上千佛造像密密麻麻，是何等的辉煌壮阔。”

  东汉以来，我国西部、北部边陲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到西晋时，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5世纪，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北方，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推行一系列汉化政策，推动民族融合。尤其北魏孝文帝即位后，立志用文治移风易俗。于是四面八方的工匠齐聚山西大同，将那个热烈又动荡的年代雕刻在石窟里。专家认为，云冈石窟59000余尊造像分为早中晚三期，石刻造像风格的变化，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中期是云冈造像活动的巅峰时代，多民族文化在这时发生着最绚烂的碰撞。这一时期，胡风胡韵依然浓郁，但汉式的建筑、服饰、雕刻技艺和审美情趣逐渐显露，佛陀造像开始呈现华衣霓裳、笑靥雍容的特征。波纹发髻、丰腴脸庞、挺立额鼻、微笑嘴角……第6窟里佛陀的慈和面貌，突破了早期犍陀罗佛像的矜持，更加亲切。最明显的是，这一时期的佛像开始穿褒衣博带式服装，衣襟宽大、领口下沉、内外多层、胸前结带、下摆外扬、多褶多纹。这一汉代儒生的盛装是佛像服饰中国化的表现。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都洛阳，把百余万包括鲜卑族在内的北方各族人民迁到中原。孝文帝进一步推行汉化措施，规定官员在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穿汉服、改汉姓、鼓励与汉人贵族联姻等，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交融。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平城仍为北都，云冈作为佛教要地，凿窟雕龛并未停歇，尽管大型窟减少，中小窟龛却自东迄西遍布云冈崖面。云冈晚期洞窟造像和早中期石窟内的晚期补刻龛像，是孝文帝时代北魏社会佛教信仰升温、民间开窟造像热潮的真实记录。 面目清秀、身材修长、棱角分明，云冈石窟晚期造像呈现出“秀骨清像”的特征，尤其以立姿形象最为明显。这样的形象显然符合北魏后期社会流行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这时候造型愈来愈瘦，衣服下部的衣纹越来越重叠，呈现“下垂衣装”的雕刻特点，衣服有强烈垂感，下部向两侧扩展。 “晚期洞窟造像体现了民间性和随意性，有女子为丈夫祈福、父亲为儿子祈福等的生动故事，充满人间情怀。”

  开放：乐之华，走进云冈石窟第12窟，宛如走入音乐的天堂，一种热烈奔放的气氛迎面扑来。

  抬头望，天宫乐伎、供养天乐伎、飞天乐伎或居窟顶，或绕团莲，或护佛龛，有的正襟危坐，有的边飞边奏。缤纷的色彩与绚烂的艺术交织，组成一个盛大的音乐庆典仪式，动感强烈，引人入胜。在前室北壁最上层，14名天宫乐伎组成一支“乐队”，演奏着义觜笛、细腰鼓、琴、竖箜篌、筚篥、横笛、排箫、齐鼓、吹指等；围绕前室北壁明窗三面，17名伎乐天持奏着五弦、鼓、法螺、琵琶、横笛、排箫、筚篥、竖箜篌等乐器，仅鼓就使用了大小不一的三种，姿态优雅自然，动作和谐飘逸。更有意思的是，前室7身较大的高浮雕乐伎神态逼真，令人过目难忘。尤其中间的乐伎面相丰圆，高鼻直梁，斜拧身，双脚交叉而立，两手高举合掌，以食指相拨表演弹指，具有明显的龟兹乐舞的特征。清代涂抹的大红裤色，突出了他不同凡响的“指挥”地位。

  “云冈中期的乐伎雕刻，鲜活地记载了北魏宫廷音乐‘戎华兼采、胡乐铿锵’的盛况，以及各民族音乐大融合的景象。”北魏时期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北魏统治者崇尚汉族文化，流传下来的碑刻书体，苍劲厚重，粗犷雄浑。云冈石窟留下了魏碑体早期的印记，也展现了当时的音乐风貌。 根据相关统计，云冈石窟共有20余个洞窟雕有500多件乐器形象，其中既有汉民族的琴、筝、箫、阮咸，也有龟兹五弦、波斯竖箜篌，还有当时西凉特色的齐鼓、义觜笛等。仔细观察，云冈石窟的乐器造像中没有出现钟、磬等金石乐器，琴的出现虽然使云冈乐器图像中透露出一丝清商乐的气息，但并不能冲淡云冈乐器组合中浓郁的胡风胡韵。龟兹乐作为胡乐代表，在北魏宫廷、寺院乃至民间都获得了广泛传播。云冈石窟目前能够辨认的500多件乐器造像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是胡乐器，占到云冈乐器造像总数的约80%。胡乐伴随着战争、移民、政治外交、商业贸易、佛教东传等在北魏受到青睐，对此后隋唐时期胡汉音乐的深度融合起到开拓奠基作用。丝路漫漫，胡乐声声。今人已无法想象在粗犷豪放的北魏时期这样交汇杂糅的乐器组合到底能奏出怎样的音律？ “在云冈石窟，看到了千百年前中外文化交流的斧痕。那种美美与共的大同之美触动着我的创作灵感。” 云冈束腰鼓舞、云冈力士舞、云冈伎乐天舞…… “云冈石窟舞蹈伎乐天的动感、神韵构成了它独有的时代印迹和美学特征，是北魏民间舞蹈与佛教乐舞的真实记录与缩影。”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加强文物活化利用，才能让人们从中汲取滋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1500多年前，北魏平城时期西域音乐的东传与兴起，为胡乐在中原扎根奠定了基础，成就了隋唐时期宫廷燕乐的高度繁荣，如今，它以雕塑艺术诉说着历史，让人们看到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感受到中华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自信：笑之韵，微笑在云冈无处不在。大佛、菩萨、供养人、弟子、比丘、飞天……造像欢聚一堂，笑了1500年。或庄严睿智，或慈祥喜悦，或丰盈自在，或热烈开怀，或可爱呆萌，或大彻大悟，感染力十足。笑，在云冈石窟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温润了冰冷的石窟，温暖了沉寂的历史。最含蓄内敛的是大佛的笑。第20窟露天大佛身姿挺拔，目光悠远坚定，嘴角微微上扬，既威严霸气又以微笑为桥梁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使人心灵受到震撼。面部的塑造最能体现人的精神状态和情感依附，也最能反映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气质特征。云冈早期洞窟大佛的微笑偏神性，也融合了民族特色和帝王造像的思想，因此微笑中充满了拓跋鲜卑民族英雄式的自信和骄傲，将一个英姿勃发的民族、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刻入山岩，化作永恒。

  在第5窟的一个附属洞窟（编号第5-12窟，位于第5窟清代阁楼第二层的东端）中， 雕刻着“云冈最美佛像”。这尊坐佛肉髻高耸，长眉细目，鼻梁高直，微微一笑，清秀典雅，仿佛一朵沉静的莲花，蕴藏着极大的睿智与宽容。有人说，它可与蒙娜丽莎的微笑相媲美。看那流畅的线条，柔和的质感，从容不迫，外敛内丰，匠师的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相比大佛的微笑，菩萨造像的笑更加浓烈。最稀罕的是第8窟后室南壁明窗西侧菩萨面含酒窝的露齿笑。这尊菩萨像身高2.22米，身体微转，帔帛搭腕飘垂，一条细腰带斜挎于腰部，右膝微屈，右脚稍踮，双手合掌，双足成“一”字形立于束帛座上，颇具动感。菩萨面相丰润、细目长眉，含笑露齿间，脸颊嵌一对酒窝，看起来活泼可爱、生动传情，被亲切地称为“萌菩萨”。 “这样的艺术形象在中国古代佛教菩萨造像中实属罕见，它是北魏雕刻家为了追求艺术之美而勇敢挑战造像常规的一次大胆创新，艺术价值很高。”

  云冈中期洞窟造像丰富多彩。无论是洞窟形制还是造像内容，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微笑形式也自由和浪漫起来，充满生活气息，极具感染力。微笑背后是心领神会的喜悦、技艺精熟的彰显、国家强大的精神面貌。 第8窟窟门西壁的鸠摩罗天，来源于古印度神话中的力量天神。他五头六臂，个个脸颊圆润，面若童子，笑逐颜开，天真烂漫；同样第8窟后室南壁东侧的小比丘，方脸，弯眉，笑眯了眼，小嘴张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喜悦之情溢于面庞。看着它，不仅观者也笑开了花。让人不禁感叹，开心真的会传染。

  近年来，云冈石窟借助数字扫描和3D打印技术，实现等比例精准复制，变得可移动、可触摸、更亲近。2017年底，云冈石窟最大的洞窟第3窟西后室原比例3D打印复制项目落户青岛，高10米的坐佛“走”出石窟；2018年11月，第18窟的一部分完成复制，15.5米高的立佛“走”进北京；第12窟复制窟用轻型材料制成、可以像积木一样组装拆卸，已开启“行走”世界之旅。借助数字化，云冈的微笑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云冈石窟这些造像的笑丰富而不做作，是石窟造像史艺术表现上的一大亮点。云冈微笑，不仅传递出一种理想化、永恒的美，也蕴含着民族交融的意涵，折射了1500多年前北魏建都平城时的开放和自信。”……

云冈石窟的皇帝大佛——从鲜卑王到中国皇帝

在象征北魏平城时代的云冈石窟中，有七座高13－17米的大佛。这些大佛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是体现北魏佛教特性的重要作品。作者认为，在初期昙曜五窟四座如来像中，第20、19、18窟大佛为“鲜卑皇帝大佛”，第16窟大佛则为“中国皇帝大佛”。三座“鲜卑皇帝大佛”，以《魏书》所载初代道武帝的奇特容貌为基础，用魁梧的身躯、巨大的耳朵和眼睛强调了鲜卑王的彪悍。“中国皇帝大佛”则身着汉式衣装，表情睿智，俨然是知书达礼的中国皇帝。从“鲜卑皇帝大佛”到“中国皇帝大佛”，反映了北魏英雄形象的转变。

一）、 鲜卑的皇帝大佛——五帝与五佛

（一）大人崇拜与当今如来

北魏盛行皇帝崇拜，笔者推测其源头应为游牧时代的大人（部落首领）崇拜思想。乌桓（丸）的风俗习惯与鲜卑相同，据《后汉书》记载，其世业与大人均非世袭，勇敢且有能力的人会被拥立为“大人”，英雄式的大人会与天地之神一样受到人们的供奉。也就是说，鲜卑王原本都是“勇猛的英雄”，这一含义在北魏建国之后依然存在。不过，鲜卑王无法仅靠勇猛统治汉人。于是，佛教行之有效地帮助鲜卑王树立起了一个新的形象。《魏书·释老志》中记载了道武帝时代（386－409年在位）的道人统法果赞誉太祖（道武帝）为“当今如来”的名言：

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法果赞誉太祖“明叡好道”，称其为“当今如来”，经常礼拜。换言之，法果明确指出太祖就是佛陀，将皇帝定位在了国家佛教体制的顶点。法果的这种观念，是在理解了胡人的大人崇拜的基础上提出的，当佛教造像扩散到地方之后，这种观念确实助长了民间的臣民意识，成为了人们的精神依托。

经历了从446年开始长达七年的严峻的灭佛运动之后，北魏文成帝（452－465在位）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体制，复兴了佛法，并与道人统师贤以及之后的沙门统昙曜携手，建造了一批象征皇帝崇拜的佛教造像。

（二）“如帝身”的佛像

《魏书·释老志》中对复兴佛教的兴安元年（452）记载颇为有趣。

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

接着又有以下记载：

兴光元年秋（454），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五座释迦像应为佛像，但“石像”没有尊名，或许是“使如帝身”之意。长广敏雄认为应该是文成帝的“等身雕像”，并且是“北魏皇帝服制的佛像”。对于“北魏皇帝的服制”是什么，长广没有讨论。不过，在孝文帝服制改革（486）之前，鲜卑族理应是着游牧民族的服装吧。

笔者认为这座石像不会是很世俗化的形象。因为如果造像身着世俗服饰，则必然穿靴。但是，据记载这座石像在完成之后，足下出现了黑石，与文成帝的黑子完全一样——这说明造像应该是裸足的如来像（或者菩萨像）。换言之，石像采取佛像的造型，雕造了作为文成帝化身的如来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是两年以后在平城为五帝铸造的五座释迦佛立像。之后在营建昙曜五窟的皇帝大佛时，将其中的一座置换为了菩萨像。

（三）从五帝五佛造像到昙曜五窟

《魏书·释老志》中的一段文字，是我们对云冈石窟进行历史定位时的重要参考文献：

和平初（460），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图一〕云冈石窟第20窟 冈田健摄

来到云冈石窟，看到第20窟的露天大佛〔图一〕，任何人都会心生感动。依山雕凿而成的巨像，从体量上给予观者强大的视觉压力。造像单纯明了的造型，也散发着无限的魅力，从其浑圆的头部、大且长的耳朵、圆睁的眼睛、微笑的嘴唇以及饱满的面颊，可以感受到塑造者的自信。而且令人更为震惊的是，从位于其东侧的第19窟开始，还有六座与之规格相同的高13米至17米的大佛：

第20窟 主尊如来坐像（禅定印） 高14米 昙曜五窟

第19窟 主尊如来坐像（施无畏印） 高16.8米 昙曜五窟

第18窟 主尊如来立像（左手握袈裟） 高15.5米 昙曜五窟

第17窟 主尊菩萨交脚像（转法轮印？） 高15.5米 昙曜五窟

第16窟 主尊如来立像（施无畏印） 高13.5米 昙曜五窟

第13窟 主尊菩萨交脚像（施无畏印） 高13.5米

第 5 窟 主尊如来坐像（禅定印） 高17米

北魏以平城为都城的三十余年间（460－494），是云冈石窟（武州山石窟寺）的全盛期，除西区外，第1窟到第20窟均开凿于这一时期。而在这20个洞窟中，大佛窟占了七个。这一事实在我们思考云冈石窟的特性及其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历史定位时都至关重要。

长广敏雄与水野清一携手对云冈石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对于云冈大佛，长广记载如下：

巨像是纪念碑性的造像。他“俯瞰”人群，这意味着将一个普通的、等大的人像巨型化，从而树立起一座巨像。巨像不是为一个个体，而是为一个族群、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存在的。这正是其纪念碑性之所在。于是，佛像（即使并不巨大）原本具备的超人性和纪念碑性，更经由巨大化的形态而在巨像中得以加倍强化。大佛的魅力正源自于这种双重性含义上的超人性和纪念碑性。

长广指出的“双重的超人性”，是说云冈大佛的特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体量巨大，并且是佛像。

云冈大佛吸引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独特的风格。大村西崖曾经这样评价“观其雄伟样貌与姿态，既非中国风，亦非印度风，岂非拓跋族理想之大丈夫乎？！”堪称大佛的佛教雕塑散布在中国各地且为数不少，如龙门奉先寺大佛、莫高窟东西大佛等。但与这些大佛不同的是，云冈石窟大佛具有某种“不像佛像”的气息。这种“不像佛像”的气息，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以北魏皇帝为原型雕凿而成的。

本文集中讨论云冈石窟的如来型大佛，思考将皇帝表现为大佛的目的及其表现形式的特点。首先，笔者从造型的角度，将云冈的如来型大佛分为两种类型：最早期的第20、19、18窟的主尊为“鲜卑的皇帝大佛”；而第16窟主尊则为“中国的皇帝大佛”。继而，笔者就北魏的皇帝崇拜与汉化、英雄造像的变化及其对地方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第5窟大佛风化严重，后世补修甚多，已经很难看出当初的面貌了。不过，其背光西侧仅存的跪坐天人无头光且以衣裳裹足，完全是中国式的形象，笔者由此推测第5窟大佛也应该是中国式的。

〔图二〕第16—20窟全景旧貌 采自《云冈石窟》第11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

这里记载的由昙曜开凿的武州塞的五个石窟，就是现在的第16到第20窟〔图二，图三〕，这一点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因此这五窟亦称“昙曜五窟”。《魏书》中称，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七十尺约为19.6米，六十尺约为17米，比现存大佛尺寸略大。不过，在铭文中夸大造像尺寸的现象并不罕见，这里的七十、六十可能仅是为了取一整数。

〔图三〕昙曜五窟平面图 采自《中国石窟 云冈二》，东京：平凡社

关野贞、常盘大定认为，可以用五帝五佛的思想解释云冈的五座大佛，而昙曜奏请的五大佛正是为太祖以下的五帝建造的。只是，当时正值北魏建国后第四代皇帝（文成帝）之世，五帝中还缺一人。于是，关野和常盘认为应加上北魏建国之前的太祖平文帝（？－321）。这样，平文帝与建国后的四位皇帝（从道武帝到文成帝）就构成了五帝。

之后，塚本善隆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建国之后的四位皇帝加上景穆帝（428－451），正好是五帝。景穆帝是第三代太武帝（423－452）的太子，他笃信佛教，反对灭佛，却在即位之前惨遭暗杀，是一位悲剧性的皇太子。他并没有即位，《魏书·帝纪》中却有景穆帝一项。塚本还注意到，五窟中只有第17窟的主尊为交脚菩萨像，推测这正是将“死在太子之位上的景穆帝，表现为一生补处弥勒菩萨”。后来，这个加上皇太子构成五帝五佛的见解，得到了以宿白为首的大多数中日学者的认可。

关于五帝的配置问题，如果以五窟中规模最大的第19窟〔图四〕为初代，按“昭穆”制度左、右、左、右的顺序来排列，则第17窟的交脚菩萨像正好就是第四位景穆帝了。但从现状来看，原本应该出现在右端（最西端）的石窟并不存在，而第19窟虽然规模最大，却也不在五窟的中央。

〔图四〕第19窟主尊如来坐像 采自《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3》，小学馆

杭侃的研究解决了这一问题。即由于第20窟西侧的岩石状态不佳，才将第16窟的位置调整到了东端。这样就能得出如下结论：五窟从西边依次，第20窟为第三代太武帝，第19窟为初代道武帝，第18窟〔图五〕为第二代明元帝，第17窟为景穆帝，第16窟为第四代文成帝。至此，我们可以明确看出，云冈石窟最早计划修建的五座大佛，与在平城为五帝铸造的五佛实际出于同一思路。五座释迦佛是否具备佛教意义，尚不清楚。不过，在《魏书·礼志》北魏建国的天兴元年（398）一条中，有“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的记载。说明五这个数字，对于北魏是一个特殊的数字。公元400年，宫中为神元帝（？－277）以下的思帝（？－294）、平文帝（？－321）、昭成帝（320－376）、献明帝（？－371，道武帝之父）建造了五帝庙。可见在铸造五座释迦佛像的半个世纪以前就有祭拜五帝的习俗，这一习俗应该来源于鲜卑，并在之后融进了北魏的佛教造像当中，随之诞生的便是五座释迦佛和昙曜五窟的皇帝大佛。

〔图五〕第18窟主尊如来立像 石松日奈子摄

一次性地铸造五座丈六大佛并非易事。首先要确保有足够的资金和作为材料的铜。其次，以当时北魏的技术是否能够铸造5米高的铜像，颇令人担忧。而且《魏书》里记载的是立像，而非坐像，这就存在让造像立在台座上的必要性。这五座释迦像已不复存在，其具体状况也就无从知晓了。所幸在现存作品中，有一件与之年代接近的金铜佛像。

〔图六〕菀申等造如来立像上半身 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藏 东京国立博物馆《特別展図録　金銅仏》

太平真君四年（443）铭菀申等造如来立像〔图六〕是一件像高40厘米的小型铜造像，也是在灭佛中幸存下来的北魏早期的重要作品。这件如来像的年代，比五座释迦铜佛像早约10年。造像双足分开站立在莲花台心（莲肉）上，通肩袈裟衣纹紧贴身体，依稀可见其下身体的起伏。与印度笈多佛像影响下的中亚佛像以及炳灵寺第169窟的西秦塑像（420年前后）颇为相似。

〔图七〕第20窟主尊面部 石松日奈子摄

但太平真君四年铭像和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图七〕的头部差异甚大。首先，太平真君四年铭像头顶覆盖着线刻的波浪式卷发，正面作漩涡状的表现手法在5世纪的如来像中极为常见。云冈第20窟大佛的头顶却全无线刻（所谓素发），笔者认为原本也没有彩绘的头发，当初应该就是素发。值得注意的是，云冈石窟是以素发为主流的。虽在之后的第6窟和第16窟大佛等着中国服制的如来像头上，我们能看到波浪式卷发，但整体来看，波浪式卷没有扎根云冈的迹象。接下来看耳朵。佛经里说佛陀的耳朵长于凡人，所以佛像的耳朵也造得比普通人长。太平真君四年像的耳朵和耳垂都很长，但云冈第20窟大佛的耳朵却大得异常，不仅长，而且耳轮还很大。再进一步比较眼睛，太平真君四年像眼皮厚，眼睛小；云冈第20窟大佛的眼睛（嵌入的黑眼珠为后补），不但具有横向的宽度，而且睁得很大。这样的面部造型差别，使得佛像给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太平真君四年像洋溢着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柔和感，而云冈第20窟大佛则传达出一种超人的力量感。

（四）鲜卑的皇帝大佛——第20、19、18窟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的特征，在同时开凿的19窟、18窟大佛身上也能看到。这三座大佛虽然在图像以及细节表现手法上各有千秋，但风格极为相似，均属于昙曜五窟中最早期的造像。三座大佛均采用了西方式偏袒右肩袈裟形制，头部和身体都很立体并有一定的厚度。头部为素发，面颊到下颚造型极为饱满，耳朵巨大，眼睛张开，表情明快，充满了生机与力量〔图八.1.2.3〕。如果说这三座大佛融合了北魏皇帝的意向，那么其共同的表现手法传达的或许正是云冈石窟开凿之初的北魏皇帝形象。

〔图八.1〕第20窟主尊头部 冈田健 摄

〔图八.2〕第19窟主尊头部 采自前揭《云冈石窟》第13卷

〔图八.3〕第18窟主尊头部 采自前揭《中国石窟 云冈 二》

其中，大得非同寻常的耳朵尤为引人注目。云冈石窟大佛共有七座，其中这三座大佛的耳朵耳轮巨大、耳垂长且宽阔。如此巨大的耳朵，是否会有某种特殊的含义呢？笔者在《魏书》中发现了一丝线索，以下是关于道武帝年幼之时的记载：

太祖道武皇帝，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于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弱而能言，目有光耀，广颡大耳，众咸异之。

英雄式的皇帝出生时发生异常现象、幼年时容貌异常并且聪慧非凡等，此类传说并不罕见。但是，对于道武帝“目有光耀，广颡大耳”的描述，却极为特殊和具体。这一段描述，也许意在塑造一位以卓越的眼力和听力洞悉世间万物的领袖形象。于是，第18—20窟大佛也就具备了这一特征。

关于“大耳”，《魏书》对于侍奉过北魏太武帝至宣武帝的东阳王元丕（419－501）也有以下记载：

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壮伟，腰带十围，大耳秀目，须鬂斑白，百僚观瞻，莫不祗耸。

在这里，大耳显然也是勇敢健壮的相貌特征之一。

巨大的耳朵、睁大的眼睛，或许正是北魏造像以太祖道武帝异常的容貌为基础，创造出的理想的鲜卑皇帝形象特征。换言之，第20、19、18窟的大佛，具备伟岸的躯体、偏袒右肩的袈裟、素发、丰满的面部、巨大的耳朵、睁大的眼睛等鲜卑皇帝的形象特征。

二）、 中国的皇帝大佛——七帝与七佛

（一）第16窟的中国式如来像

昙曜五窟的四座如来大佛中，第18－20窟的三座身着西方式偏袒右肩式袈裟。第16窟主尊〔图九〕的服装则完全不同，袈裟厚重，衣纹层层叠加，雕刻深入，并且覆盖双肩（双领下垂），内衣带于胸前打结后下垂。长广敏雄率先指出这种服装是5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样式，其后这一角度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在此已无须赘述。北魏中国式佛像的出现，是以第六代皇帝孝文帝的汉化政策，特别是服饰改革政策为背景的，这一点已经不存争议。太和十年（486）正月的仪式中，孝文帝第一次穿上了中国皇帝的传统服装衮冕服，之后汉服变成了北魏的官方服装。皇帝脱下胡服换上汉服，所以北魏的佛像也改穿了中国式服装，长广的这一观点时至今日仍未褪色。但是，穿这种服装的佛像最早出现于何处？长广的北魏首创说，在今天已经很难获得直接认同。不过，即便是从云冈以外的地方传来的，这种形制在云冈的流行无疑也与服制改革密切相关。

〔图九〕第16窟主尊如来立像 采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石窟》第11卷

第16窟的大佛与其他三座西方式大佛的不同之处，不仅体现在服装上，也体现在体型与面相上。第16窟，佛身体修长，并且略嫌单薄，面长，脸颊至下颚不再那么饱满，而且表情静穆，散发着理智的光芒。头部以线刻表现波浪式的卷发。第16窟的大佛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彪悍的鲜卑王，而是一位知书达理的中国皇帝了。

第16窟是460年由昙曜开凿的五窟之一，为什么主尊会与其他三尊不同，为中国式呢？从风格上看，16窟前壁的西方式如来像和菩萨像要早于主尊。因此，可以认为主尊在完成之前，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被改造成了中国风格。那么，中国式的佛像样式是从哪里传到第16窟的呢？

（二）第6窟类型和第5窟类型

在云冈石窟中，主要造像采用中国式服装的有第1、2、5、6、14、15、16窟以及西区诸窟，年代应晚于5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其中，中国式如来像集中出现于第6窟。笔者认为，从云冈中国式佛像的体型、服装细节、头发表现手法等方面来看，存在第6窟和第5窟两个类型系统。风格成熟的第6窟类型是“从云冈之外传来的新样式”，第5窟类型则是“在第6窟样式影响下诞生的云冈式的新样式”。

第6窟类型与第16窟主尊同样具有波浪式卷发，身裹厚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衣纹雕刻深入，内衣带于胸前打结后下垂。第6窟现存的二十四座如来立像和坐像均采用这一种形式〔图十〕。与第6窟像相似的造像，虽然还有第11窟西壁七佛列像、第13窟南壁七佛列像等，但从整体来看，此类风格在云冈还是比较罕见的。而且，第6窟造像风格成熟，雕塑手法也极为精炼。窟内现存的二十四座如来像，虽然面相多样，但在制作上并无巧拙之分，制作者或许是一支水平统一的工匠团队。

〔图十〕第6窟东壁上层如来立像 采自《中国石窟 云冈 一》，平凡社

与此相对，第5窟类型以第5窟西侧胁侍如来立像〔图十一〕以及第19窟B（西）窟主尊倚坐佛像为代表，这一风格在云冈极为常见。佛像发式与第20窟大佛一样为素发，袈裟为中国式双领下垂；只是衣纹浅而平板，往往还不表现打结的衣带。迁都洛阳之后的云冈如来像几乎都采取这种形式。旧有的头部素发与新式的中国式服装组合在一起，风格尚不够成熟，雕工也巧拙不一。

〔图十一〕第5窟西侧如来立像 采自前揭《中国石窟 云冈 一》

笔者认为第5窟类型是云冈旧有的西方样式接受了高度成熟的第6窟类型影响的产物。第16窟的主尊，很可能与第18窟一样，原本计划也是雕刻一座西方式的如来像，但由于第6窟采用了最新的中国式佛像，第16窟大佛受其影响，亦被改造为一座中国式大佛。

（三）第19窟B窟如来倚坐像

在昙曜五窟中，还有一座佛像被改造过，即第19窟B窟的如来倚坐像。第19窟在五窟中规模最大，左右各有一个附窟。左（东）侧的第19窟A窟主尊为身着西方式偏袒袈裟的倚坐像。右（西）侧的第19窟B窟外壁崩塌露出了主尊，为一座中国式倚坐像，身裹双领下垂式袈裟〔图十二：1〕。而且，第19窟B窟主尊与第5窟类型特征相同，即头部为素发，胸前无衣带结，衣纹平板。第19窟东侧附窟，原本的计划可能也是雕造一座西方式倚坐佛像，在完工之前受到了第6窟类型的影响，最终将其服装变成了中国式的。此像现存的面部已经补修，但通过老照片〔图十二：2〕我们会发现，其脸颊和下颚具有云冈初期那种充满野性的体量感。笔者推测，或许在方案变更之前头部已经基本完工。

〔图十二.1〕第19B窟主尊如来倚坐像现状 石松日奈子摄

〔图十二.2〕第19B窟主尊如来倚坐像旧貌 采自前揭《云冈石窟》第13卷

那么，到底是谁改造了它？答案在台座侧面浮雕的男女供养人像中。台座右侧四名女性供养人排成一列，先头之人左手持举香炉，其后三人合掌，均着广袖衣服，头发绾成单髻；台座左侧排列着五名男性供养人，最后一人手持香炉，均戴头冠，着系带广袖衣服。昙曜五窟中，在与大佛关系密切之处刻画供养人，仅此一例。而且，他们都是身着高贵服饰的在家者，没有比丘和比丘尼在前引领。从这一状况推测，本像的改造工程不是在僧人或教团指导下完成的，而是由一个显赫的在家者组织。

从供养人均身着汉服这一点，大致可以推测出改造工程的年代。5世纪80年代，云冈石窟开始出现胡服（鲜卑的游牧服装）供养人像，随着佛像的中国化，慢慢也出现了穿汉服的供养人像。虽然第11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九年（495）龛的供养人像还穿着胡服，但此龛的如来像和菩萨像都已经着中国式服装，所以其胡服供养人像当是一个末期的例证。第19窟西侧附窟主尊的完成年代应在迁洛（494）前不久，改造者既非皇室也非教团，而是在家者组织。

（四）七佛与七庙制——第11窟与第13窟

第11窟西壁中层整齐地排列着七身第6窟类型的如来立像。第11窟是一个未完成的中心柱窟，窟周围的壁面上无秩序地凿出了许多形状、尺寸不一的西方式中小型佛龛，为后期追刻。西壁的七佛与周围中小型佛龛中的西方式佛像完全不同，身着中国式服装，而且与第6窟的如来像一样具有波浪式卷发，胸前的衣带结也极为醒目。另外，七身如来像的头顶有长长的瓦屋顶，表现的是七佛处于建筑物中的状态。

〔图十三〕第13窟南壁七佛列像 采自《云冈》，文物出版社

第13窟南壁明窗下，也有一列与第6窟类型相似的七身如来立像〔图十三〕。七身风格基本相同，看不出有明确的波浪式卷发，但胸前有下垂的衣带结，袈裟以及裙摆大幅度向外伸出，这些表现手法均是学习第6窟佛立像的结果。如来立像上方还以浮雕的形式刻画出了三个瓦屋顶，分别覆盖在中间三身和左右二身的头顶，这样就将七佛分成了三组。第13窟是一个以交脚菩萨为主尊的大佛窟，中层以上的壁面上和第11窟一样，存在大大小小的追刻龛，因此第13窟的营建工程应该和第11窟是在同一时期中断的，之后才出现了追刻龛。第13窟的追刻龛大多为西方式的，因此南壁明窗下的中国式七佛列像年代应该再晚一些。《云冈石窟》解说文判断，第11窟的七佛应为过去七佛。

两组七佛列像的共同之处，在于以下三点：1.同形等大的七身如来像并列；2.身着表现衣带结的中国式服装；3.头上覆盖屋顶。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其头上的屋顶。身处中国建筑屋顶之下、身着中国服装的七身如来像，到底是否可以看作佛教的过去七佛呢？

进一步看第13窟的七佛则如来像的背光。第11窟的七佛没有背光，第13窟的七佛则各有一个莲瓣形的背光。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只有中间的一身背光形状完整，左右两侧的三身背光都前后有所重叠。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前后关系是：中间的一身位于最前列，左右三身依次后退。如果是过去七佛，就应该按照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顺序，依次排列第一位的毗婆尸佛到第七位的释迦佛。那么，第13窟这样以中间的佛为主角，左右依次向后的排列方式又该作何解释呢？

笔者认为这种排列方式与昭穆制有关。昭穆是中国的宗庙排列方式，以中间为初代，接下来按顺序，以左为昭（第二、四、六代），以右为穆（第三、五、七代）。对于庙的数量，有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的规定。以第四身如来像为中心的云冈石窟七佛列像，与以太祖为中心的天子七庙的配置相似。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孝文帝新建太庙的同时，整理了以往混乱的北魏历代皇帝与庙的关系，制定了新的天子七庙制。孝文帝还进一步将北魏建国之前的王排除在外，制定了以道武帝为太祖，自己为第七代的新的七帝七庙制。此时，孝文帝应该已经身着中国式衮冕服，一派中国皇帝的风姿，因此新的七帝也理应是身着汉服的形象。七佛头顶的屋顶，表现的或许正是庙的屋顶。

在5世纪末的北魏，除云冈石窟以外，还存在一些与七帝、七庙有关的佛教造像。如太和十六年（492），即营建七庙的第二年，定州（河北）的道人僧晕就曾为七帝铸造三丈八尺的弥勒大佛和胁侍菩萨，并在正始二年（505）完工。另外，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高3.7米的石造定光佛立像，在其太和十三年（489）与十九年（495）的铭文中，也能看到“皇帝陛下七庙之零”的字句，可见这应该是一件与七庙制有关的造像。如果说第11窟和第13窟的七佛列像是与天子七庙制有关的七帝如来像，那么其追刻的年代可能就在制定天子七庙制的491年之后不久。

（五）第6窟类型的如来立像与中国的皇帝大佛

通过以上研究，笔者认为中国式佛像出现在云冈石窟的契机，很可能是高度成熟的第6窟类型造像样式传到了云冈。那么，是谁又为什么在云冈石窟采用了这一形式呢？

首先，第6窟是谁发愿所造？笔者不赞同发愿人为孝文帝和冯太后的现有定论。如果是皇帝或皇太后营建的石窟，必定会有行幸的记载。然而，《魏书》中的武州山石窟寺（或武州山）行幸记事，自460年工程开始以后共有五次，即467年8月（献文帝）、475年5月（孝文帝）、480年8月（孝文帝）、482年3月（孝文帝）、483年5月（孝文帝），之后就再也没有记录了。另外，第11窟东壁有一个佛龛，是邑义（民间造像团体）在483年8月奉献的。由此，笔者推测，此后武州山石窟寺与皇家的关系逐渐疏远，一般的僧人和民间的信徒开始在此进行规模不等的奉献，北魏皇室与武州山石窟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紧密了。

另外，继昙曜之后就任沙门都统的是方山思远寺的僧显。思远寺比邻冯太后的陵墓方山永固陵，僧显应该是处于冯太后庇护之下的。思远寺创建之后，行幸方山次数骤然增多。实际上，有传言称在此前不久的承明元年（476）六月突然驾崩的献文帝（孝文帝之父），是被冯太后所毒杀的。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昙曜与冯太后的关系破裂，最终导致昙曜被冯太后赶下了沙门统的位置。除掉献文帝之后，冯太后作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仅代替年少的孝文帝处理朝政，也操纵着佛教界。

5世纪80年代，昙曜与北魏皇室的关系之所以会变化，张焯和佐藤智水认为太和五年（481）的沙门法秀谋反是一个导火索。张焯从北魏时期凉州僧人与徐州僧人的对立关系推测，法秀谋反之后徐州派僧人取代了凉州派，与北魏皇室更为密切。佐藤智水则认为昙曜因被追究法秀谋反的责任，在太和六年至七年失去了教团统帅的权威。总之，武州山石窟寺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在这种情况下，武州山石窟寺营建了新的石窟。《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1147年刻）记载，太和八年（484）至十三年（489），钳耳庆时（王遇）营造了崇教寺石窟。钳耳庆时负责过方山永固陵的建造工程，是一个擅长石造建筑的宦官。笔者认为崇教寺石窟就是第6窟。第6窟不仅有精彩的佛像，模仿木造多重塔的中心柱以及壁面精巧的建筑图案、装饰纹样也非同凡响〔图十四〕。能够汇聚雕刻技艺如此精湛的能工巧匠并能调配建造这样大规模石窟所需资金的人物会是谁呢？钳耳庆时的可能性极大。他曾在太和十二年（488）于澄城（长安以北）为二圣（孝文帝和冯太后）建造过双塔（晖福寺碑），并在武州山石窟寺为二圣开凿了石窟。

〔图十四〕第6窟中心柱上层南面 采自《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3 云冈》，重庆美术出版社

最近出现了认为第5窟（被认为与第6窟为双窟）开凿于5世纪70年代前半期的观点。如果这样，第5窟可能就不是与第6窟成组开凿的了。第5窟的主尊整体被后世的补修覆盖，已经完全看不出当初的容颜了。然而，如前所述，从主尊背光上的飞天为不带头光的中国式飞天来看，原本的主尊也应该是一座中国式的如来坐像，完成年代应该推后至490年前后。

接下来，笔者想指出的是，采用了第6窟造像样式的第16窟大佛、第11窟和第13窟的七佛列像具有重要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是极为特殊的“中国皇帝如来像”。第16窟大佛原本就是昙曜为五帝建造的皇帝大佛之一，而第11窟和第13窟的七佛也很可能是与天子七庙制有关的七身皇帝如来像。换言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让北魏皇帝换上了中国服装，云冈的如来像也因此变成了中国式的；伴随着庙制从五帝五庙制转变为七帝七庙制，云冈的五帝五佛崇拜也变成了七帝七佛崇拜。同时，从第18－20窟大佛到第16窟大佛，往昔刚勇的鲜卑王像也变成了统领胡汉民众、知书达理的中国皇帝像。

关于中国式佛像的起源问题，目前南朝起源论颇具优势，不过本文对此暂且采取保留态度。近些年，中国国内的考古调查进展较快，关于南朝造像的报告也不断问世，笔者相信这一问题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三）、 余论：波及地方的皇帝如来像

云冈石窟七座大佛是以皇帝和皇太子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尤其是早期的第20、19、18窟的三座大佛，以太祖道武帝的容貌为基础，用闪亮的眼睛、巨大的耳朵表现了勇猛彪悍的鲜卑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引起社会变动的同时，也让第16窟大佛穿上了汉服，呈现出高贵而睿智的中国皇帝的形象。并且，重叠了皇帝意象的如来像，随着皇帝崇拜造像供养风潮的高涨，逐渐向地方和民间普及。

现存北魏大型如来像，还有河北涿县桓氏一族造像（日本大仓集古馆藏，高3米）、前述河北定州赵氏一族定光佛立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489－495年，高3.7米）、定州张氏一族弥勒佛立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藏，516年，高2.8米）以及来自河南新乡的三尊造像（日本大原美术馆藏，高2.5米）等。石窟以及岩壁造像的分布则更为广泛，如在甘肃省东部的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509年前后）中，矗立着七座高8米的如来像〔图十五〕，与之稍有距离的泾川南石窟寺（510年）也有七佛立像。对于这些七佛立像，以往普遍认定为过去七佛。笔者则认为它们与云冈第11、13窟的七佛列像一样，可能也是七帝七佛造像。此外，甘肃省庄浪县陈家洞也有高5米的三座如来像，陕北的石窟和岩壁上也残留着一些5－6米的如来立像。

〔图十五〕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 采自前揭《世界美术大全集 东洋编3》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式佛像的形态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时代性。如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主尊，倚坐像明显较多。洛阳龙门石窟北魏的主尊则多为坐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式如来立像大量发现的河北、山东，有不少如来像尊格为弥勒。

云冈石窟的七座大佛中有两座弥勒菩萨交脚像。对于菩萨像与皇帝、菩萨像与皇太子的关系，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现世的皇帝和皇太子对应的到底是佛教中的哪个尊格？这是有待解决的新课题。

二、五台山：清凉圣境 · 文殊菩萨的道场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介于北纬38°55'—39°66'、东经113°29'—113°39'之间，景区规划面积607平方千米，行政管辖面积436平方千米。

《名山志》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曰五台。”五台山是中国青庙黄庙共处的佛教道场，有宗教活动场所86处，其中多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著名的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南山寺、黛螺顶、金阁寺、万佛阁、碧山寺等。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2004年，五台山被评为中华十大名山。2009年6月，五台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五台山位于中国山西省东北部，属太行山系北端，因五座山峰顶平如台而得名。主峰北台顶（叶斗峰）海拔3058米，为华北最高峰，素有“华北屋脊”之称。全山总面积约6530平方公里，横跨五台县及周边区域，自然与人文资源高度融合。

这里气候清凉，夏季平均气温仅19℃，台顶终年积雪或存冰，故自古又称“清凉山”，既是避暑胜地，也是优良的高山草甸牧场。五台山中部的核心区域——以台怀镇为中心的佛教文化聚集区，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并集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多项殊荣于一身，同时位列“中华十大名山”。

作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形成的圣地之一。千余年来，汉传与藏传佛教在此共存共荣，现存寺庙47座，形成规模宏大的宗教建筑群。景区由台怀片区、佛光寺片区等12处独立景点组成，保存了自唐至清的古建筑、彩塑、壁画与碑刻，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宝库”。其中，塔院寺大白塔、菩萨顶、显通寺等，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具有极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文化地标。

一、地理位置与景区地图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境内，属太行山系北段，由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座平顶山峰环抱而成，故名“五台”。

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为华北屋脊，常年积雪，盛夏亦寒，故称“清凉山”；

五峰之间为开阔谷地，古称“台怀镇”，是寺庙最密集的核心区域，素有“台内”之称；

台外则分布着佛光寺、南禅寺等唐代遗珍，构成“台内礼佛、台外访古”的独特格局。

二、核心看点：汉藏共融，古建宝库

五台山必拜寺庙，文殊菩萨道场，山西五台山

五台山显通寺，五台山五爷庙，五台山大塔院寺，五台山殊像寺，五台山菩萨顶，五台山南山寺，五台山佛光寺，五台山罗睺寺

三、世界遗产价值：不止是宗教，更是文明见证

中国唯一汉藏佛教共存的圣地，现存唐、宋、元、明、清各代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台外）为唐代木构孤例，梁思成誉为“中国第一国宝”；

南禅寺大殿（台外）为中国最古老木构建筑（782年），比佛光寺更早；

寺院布局、壁画、雕塑、碑刻、法器等，构成完整的佛教文化生态系统。

五台山成为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群，主要得益于其核心的文殊菩萨信仰中心地位 以及历代皇家的高度推崇。

具体原因如下：文殊菩萨根本道场：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在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神圣地位，吸引了无数高僧驻锡与信徒朝拜。

“开山祖寺”的历史底蕴：早在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便在此兴建了大孚灵鹫寺（即今显通寺），这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奠定了其作为佛教圣源的历史根基。历代皇家的倾力营建：自北魏、唐代至明清，历代帝王（如唐代推崇、清代康熙与乾隆帝等）频繁巡幸五台山，并斥巨资敕建、扩修寺庙。这种强大的皇家政治与经济支持使得寺院规模空前宏大。

汉藏佛教的交融荟萃：五台山是国内罕见的汉传佛教（青庙）与藏传佛教（黄庙）共存的道场。多民族、多宗派在此并弘，极大丰富了寺庙建筑的种类和规模。深厚的自然与人文结合：五峰耸立的独特地貌与佛教思想完美契合，历经1600余年的持续发展，形成了从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各朝代古建筑序列齐备的“活建筑史”。

如果您对五台山的建筑感兴趣，我可以为您提供：五台山现存最著名的唐代木构建筑特色介绍（如佛光寺）著名的显通寺的奇特殿宇构造（木制、砖券、铜铸）汉传与藏传寺庙的风格对比……

五台山，自古以来便是佛教文化的圣地，以拥有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群而享誉世界。在五台山寺庙集群中，有一座寺庙因建寺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而独享尊荣，这就是被称为五台山“开山祖寺”的显通寺。

显通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初称“大孚灵鹫寺”，为五台山建立的第一座寺院，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

显通寺坐北朝南，占地面积43700平方米，全寺共有殿、堂、楼、阁、禅房、僧舍等建筑110座，在规模上亦居五台山所有寺庙之冠。

显通寺最为奇特之处，是木制、砖券、铜铸殿宇竟同处一寺。

木制殿宇，为五台山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它坐北向南，面阔七间，四周回廊，重檐庑殿顶。其结构简约精练、外貌气魄壮观，在明清众多重檐庑殿建筑中亦属稀例。

砖券殿宇，为砖石仿木拱券结构的无量殿。由上下两层组成，明七间暗三间，进深三间，重檐歇山顶。因殿内不用大梁和柱子，也被称为“无梁殿”。

铜殿整体用铜10万斤，为明代铸铜建筑的精品。面阔、进深均为3间，高约5米，重檐歇山顶，前檐设六善槅扇门窗，上雕铸刻草木花卉、飞禽走兽，是研究明代冶铸工艺和技术水平的重要实物。

从东汉到现代，在20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显通寺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位，成为映射五台山佛教文化的缩影……

台顶朝圣：登五台，拜五方文殊

虔诚的信徒常行“大朝台”——徒步或乘车上五座台顶，每台供奉一位不同法相的文殊菩萨：

五台山朝圣朝拜台怀镇黛螺顶的五方文殊为小朝台登五个台顶朝拜五方文殊为大朝台

虔诚的佛教徒通常以台怀镇为中心和起点沿顺时针方向先后朝拜佛母洞南台、西台、中台、北台、东台最后回到台怀镇

东台（望海峰）：望海寺，供“聪明文殊”；

南台（锦绣峰）：普济寺，供“智慧文殊”；

西台（挂月峰）：法雷寺，供“狮子文殊”；

北台（叶斗峰）：灵应寺，供“无垢文殊”；

中台（翠岩峰）：演教寺，供“儒童文殊”。

提示：台顶气候多变，夏季需带外套，冬季部分道路封闭；自驾需注意山路弯急……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部，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称为“金五台”，又因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又称“五台山”。五台山相传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是中国唯一青庙和黄庙交相辉映的佛教道场，最鼎盛时期为唐代，据《古清凉传》，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现存寺院共47处。

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说：“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中国古称震那国，五台山即在印度的东北方，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恰好五台山五峦巍然、气候清凉的特征与经文描述相符合，佛教徒即把五台山定为文殊菩萨道场。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法身形象多变，依照其形象，可分为一字、五字、六字、八字文殊，其中最常见的是五髻文殊。一般右手握“智慧剑”，象征以智慧剑斩烦恼结。左手持的莲花上放置《般若经》，代表智慧的思维。

佛教传入五台山，普遍的说法是始于东汉。相传汉明帝时，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来到了五台山（当时叫清凉山）发现此地有释迦牟尼佛所遗足迹，这座山的山势和印度的灵鹫山（释迦牟尼佛修行处）相似，并且文殊菩萨有在此显现，故二人决定在此建寺，寺院落成后，命名为灵鹫寺。又因汉明帝信佛，加“大孚”两字。后北魏孝文帝时扩建寺院。至北齐时，五台山寺庙猛增到二百余座。隋文帝时，又于五个台顶各建一寺。唐代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有僧侣三千余人，名僧辈出。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全山僧尼达万人之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敕内侍张廷训造金铜文殊像置于真容院（即今菩萨顶），重修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十寺。明末又重建了大塔院寺的大塔和显通寺的铜殿塔等。清代，随着喇嘛教传入五台山，出现了各具特色的青庙（汉僧所住）和黄庙（蒙藏喇嘛所住）。五台山五座台顶合围的地区，称为台内，其外围则称台外。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初步调查，全山有“青庙”（汉僧所住）97处，“黄庙”（蒙藏喇嘛所住）25处。现存寺庙台内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等39座，台外有佛光寺、南禅寺等8座……

五台山是既有青庙（汉僧所住）也有黄庙（蒙藏喇嘛所住），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并重的佛教道场。青庙和黄庙相互比邻，共同发展，这在四大佛教名山中是独有的现象。主要寺院有：显通寺、菩萨顶、塔院寺、黛螺顶。文殊菩萨道场，山西五台山……

1. 显通寺 —— 五台山开山祖寺

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68年），为五台山第一座寺庙，与洛阳白马寺同龄；

寺内无量殿（纯砖砌穹顶）、铜殿（明代万历铸，重达数十吨）、千钵文殊像均为国宝级文物；

香火鼎盛，历代帝王多有敕修，被誉为“释源宗祖”。

显通寺，又称大孚灵鹫寺，是五台山第一大寺，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相传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五台山，修建寺院，取名大孚灵鹭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名为大显通寺。现为五台山佛教协会所在地。

菩萨顶，五台山规模最大的黄教寺院。据传说因为是文殊居住之处，故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此寺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年间（471-499），历代曾多次重修。明永乐年后，蒙藏传佛教信徒进驻五台山，遂成为五台山黄庙之首。清康熙、乾隆皇帝曾数次朝拜五台山，住宿于菩萨顶，赐菩萨顶大喇嘛提督印。

五台山显通寺

2. 菩萨顶 —— 皇家行宫，黄庙之首

位于灵鹫峰顶，108级陡峭石阶象征“人间百八烦恼”；

清康熙、乾隆曾驻跸于此，殿顶覆皇家专用黄色琉璃瓦，是五台山等级最高的藏传佛教（黄教）寺院；

汉式殿宇与藏式装饰交融，体现清廷“以黄教安蒙藏”之国策。

五台山菩萨顶

3. 塔院寺 —— 大白塔下的信仰中心

寺内大白塔高56.37米，通体洁白，为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是五台山标志性建筑；

塔下转经、叩长头的信众络绎不绝，风铃声与诵经声交织，氛围庄严肃穆；

塔院寺原为显通寺塔院，明代独立成寺，现为汉传佛教重点寺院。”。

塔院寺，原是大华严寺的塔院，因院中的大白塔而得名，现为五台山的主要标志。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历代屡经修造，明代又重建。据记载，大白塔内藏有印度阿育王所造的舍利塔。塔院寺中的文殊塔，据传塔内藏有文殊菩萨的发舍利。

黛螺顶，初名佛顶庵，明万历二十年（1592）到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曾名大螺顶，乾隆十五年（1750）改名为黛螺顶，一直沿续至今。清朝的皇帝大多崇佛，多次朝拜五台山。后人把登黛螺顶朝拜文殊菩萨称为“小朝台”，素有“不登黛螺顶，不算台山客”之说。

此外，还有南禅寺、殊像寺、罗睺寺、万佛阁、十方堂、广化寺、龙泉寺、南山寺、金阁寺、竹林寺、普济寺、尊胜寺、佛母洞等。

五台山大塔院寺

4. 殊像寺 —— 文殊祖庭，五百罗汉渡江

供奉五台山最大文殊骑狮像（高9.87米），塑于明代，神态睿智慈祥；

殿内“五百罗汉渡江”悬塑，人物栩栩如生，波涛汹涌，堪称明代彩塑杰作。

五台山殊像寺

5. 罗睺寺 —— 藏传秘境，开花现佛

黄庙代表之一，以“开花现佛”奇观闻名：中央莲座可旋转，莲花瓣缓缓张开，露出内藏佛像；

寺内天王殿壁画融合汉藏风格，色彩浓烈，极具视觉冲击力。

五台山罗睺寺

6. 南山寺 & 佑国寺 —— 石雕艺术殿堂

依山而建，140余级石阶两侧布满浮雕，内容涵盖佛传故事、民间传说、花鸟瑞兽；

佑国寺石雕尤精，被誉为“五台山石雕博物馆

五台山南山寺

五台山佛光寺

五台山五爷庙

五台山上 亲睹文殊菩萨的故事

清 丁观鹏画莲座文殊像 轴。

五台山，又名清凉山，被公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坐落在现今山西省东北部五台县。《山西通志卷》记载，唐太宗说：“五台山者，文殊閟室，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意思是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神室，万圣幽栖在此。五台山地界连系着太原，是李唐祖宗根植厚德的所在地，切记保持敬畏。

历朝历代，不少皇帝和名流都朝拜五台山，北魏孝文帝、清康熙帝、卢太翼、张商英、耶律楚材、徐霞客等，从北魏至清朝，风流人物朝山礼佛，从来没有间断过。唐朝时期，从太宗至德宗，这九位帝王都很仰慕五台山，时常派遣臣子朝山祭祀，顶礼神明。

南宋、金代的文殊菩萨骑狮铜像。

安生雕塑菩萨真容

围绕五台山，还有不少故事和传说。《广清凉传》记载：唐朝景云年间，大华严寺的住持是法云，他想为文殊菩萨塑一尊像，以便善良的信士瞻仰。待殿堂修缮完毕后，就招请匠人雕塑菩萨像。

有一个匠人叫安生前来应召。法云愿出丰厚的酬金，希望安生能够迅速的完工。但是安生说：“如果没有亲眼目睹菩萨的真像。最终的雕塑一定会有不像的地方。”

于是，法云和安生一起焚香礼拜，祈求文殊菩萨显现真身。不久之后，文殊菩萨显现在大殿上。安生欣喜地叩拜菩萨，恳请菩萨能够停留一顿饭的工夫，以便自己能够塑好神像。

待塑完后，安生又照着菩萨的真像细心雕塑。每当他心里有疑问时，回首一看，菩萨就在身旁。从初摹到完工，菩萨现身七十二次。安生怀着虔敬的心，目睹菩萨真容，雕塑出的佛像栩栩如生。人们来朝拜菩萨像，一直都很灵验。

清 丁观鹏画文殊像 轴。

主事僧的悔恨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的第一个月份，五台山一带都要举行盛大的斋会。有一年，一名贫妇怀里抱着一个幼儿，手里还牵着一个孩子前来，后面还跟着一条狗。

贫妇身无分文，惟有用剪下的头发布施。她没有等众人分发食物，便请求主事的僧人先给她分发斋饭。僧人怜悯贫妇，于是同意了，送给她三份斋饭，供母子三人食用。

贫妇说：“我的狗儿也要吃饭。”意思是请僧人再给一份斋饭。主事僧勉强又给了她一份。不料妇人又说：“我有孕在身，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一份。”

这僧人一下生气了，愤怒地斥责贫妇：“你求取僧人的斋饭，也太贪得无厌了。如果有孕在身，婴儿还没有出生，怎么能吃得了斋饭？”呵斥她赶快离开。

妇人听到这番话，瞬间身形腾空而起，现出真身，竟然是文殊菩萨。那条狗儿原来是她的座骑狮子，那两个幼儿，成了她身边的善财童子和于阗王。

菩萨踏着祥云，诵出一首偈语：

“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是吾超三界，却被阿师嫌！”

说完菩萨就消失了。与会的僧俗大众都非常震惊。那名主事僧直恨自己，不识菩萨真容。因为这件事，人们对待他人，贫富贵贱的分别之心少了。在菩萨腾空飞起的地方，人们修建了一座宝塔，时时供养。

到宋雍熙二年，重新修缮宝塔时，人们发现塔基的下面，埋藏着三五络头发，头发本是金色，一会儿变成黑色，不断地变化着颜色。众人亲眼目睹此事，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于是将头发放回，埋藏在原处。

虔心礼佛 菩萨显圣

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江遐举邈担任隆徳府（今山西长治市）教授时，曾和长子江珪与家人前往五台山礼佛，夜晚在文殊院留宿。

次日清晨，吃过斋饭后。江遐举邈和家人一齐在佛像前祝祷礼拜，并恳乞菩萨显现圣相。

晡时（即申时，下午三点整至五点整），一阵微微的清风拂面而过，再看西边涌起淡黄色的云。不一会儿，众人看到罗汉、天众各自手持幡幢香花，依次在前引导，天兵天将手执兵器，打着旌旗，陆续不绝。

这些奇异的景象和日光相互辉映着。最后，菩萨乘着狮子法座，又有四夷君长披着毡裘，戴着狼帽恭谨的跟随着。涌现出无量无计的天人。奇异的芬芳弥漫着，沁人心脾，久久都没有散去。

9世纪文殊菩萨石像，檀香山艺术学院收藏。示意图。

天色临近傍晚，暮色垂垂，人们又看见数百的灯烛火炬陈列着，金紫贵人执手鑪在前面行走，菩萨踏着缓缓的脚步，凡是足迹留下的地方，美丽的莲花也遂即生成，一条黄色的狗儿摇着尾巴跟在后面。在前一个故事中，狗儿可能是狮子所化呢！

江遐举邈和家人以及僧人、仆人都亲眼目睹神奇的景象。他的长子江珪当年十三岁，披着僧人的衣服，也站在一旁，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空中仙女吹着箫笙的声音。

靖康末年，金军入侵。江遐举邈弃官，从隆徳府赶回京师开封，卸任太学博士，闲居在竹枏巷。不久之后，他梦到菩萨告诉他赶紧外出避难。江遐举邈带着家人东下，刚出水门，正好看到河边上有一艘船。江家人登上船，沿着水道迤逦而行，返回严陵。当时北方战乱不止，江遐举邈一家却始终安居，没有受到影响。

江遐举邈的长子江珪，一直活到高寿八十四岁，身体依然强健不衰。

（据《广清凉传》卷中、《夷坚支戊志》卷四）

一日游精华路线

五台山祈福顺序

【第一站】黛螺顶，消业障修行的地方。 被称为“小朝台”，这里供奉了五方文殊菩萨。 可以乘坐景区公交至“黛螺顶”站。 共1080级台阶，可走台阶上，走坡路下。 下来后大概中午了，黛螺顶下面有德克士之类的饭食，可在这里用餐与休息

【第二站】殊像寺，求智慧学业，里面也有送子观音像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殊像寺是供奉文殊菩萨的祖庭，这里有最大的文殊菩萨像 可以乘景区公交至“殊像寺”站。

【第三站】五爷庙，求财运事业 五台山香火最旺的寺庙。求财运与事业最为灵验 距离殊像寺大概步行十分钟路程第四战

【第四站】塔院寺，求平安健康 位于显通寺南侧，和五爷庙一墙之隔 绕塔祈福要顺时针旋转，三圈起转，单数吉祥，可以祈福亲人平安健康

【第五站】显通寺 五台山首刹，与洛阳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寺庙之一，历史地位极高。 紧邻塔院寺，显通寺是五台山上最大最古老的寺庙 备选菩萨顶 如果时间和体力允许，从显通寺出来后，可以登上菩萨顶，108级台阶俯瞰台怀镇。

二日游深度体验方案

第一天：台怀镇核心寺庙巡礼 + 素斋静夜

上午抵达五台山，集中游览台怀镇核心区：先访显通寺——五台山开山祖寺，感受其千年古刹的恢弘格局；随后步入毗邻的塔院寺，仰望标志性的大白塔，顺时针绕塔祈福。下午可酌情增加五爷庙、殊像寺或菩萨顶等 nearby 寺庙。傍晚入住台怀镇特色民宿或寺院 guesthouse，品尝清净素斋，于梵音钟声中静享山中之夜。

第二天：登东台观日出 或 探秘唐代佛光寺

清晨早起，乘车前往东台望海峰（海拔2795米），在华北最早的晨光中迎接云海日出，朝拜“聪明文殊”；下山后若体力充沛，可选择轻徒步小朝台路线（建议结伴或请向导）。

或放弃登山，转而探访佛光寺——这座藏于台外深谷的唐代木构瑰宝，拥有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唐代殿堂、彩塑与墨书题记，被梁思成誉为“中国第一国宝”，是建筑与艺术爱好者不可错过的圣地。

此二日行程兼顾信仰、自然与古建，动静相宜，既能沉浸佛国氛围，又能触摸盛唐遗韵，是深度体验五台山世界遗产魅力的理想之选。

五台山大朝台徒步计划（顺时针 · 3天2晚）

五台山顺朝徒步攻略

五台山顺朝徒步攻略

总里程：约75公里｜累计爬升：约2800米｜适合人群：有单日20公里徒步经验、无严重膝伤者

✨ 核心理念：轻装简行、顺时针右绕（佛教传统）、每日宿寺庙挂单或山村民宿，重在体验而非速度。

Day 1｜鸿门岩 → 东台 → 南台 → 宽滩村

路线：鸿门岩（起点）→ 东台望海寺（看日出/盖章）→ 护银沟 → 静音寺 → 宽滩村

距离：约25公里｜爬升：约900米｜用时：7–8小时

亮点：

清晨登东台（2795m），观云海日出，朝拜“聪明文殊”；

穿越高山草甸与针叶林，偶遇牛群牧场，风景如画；

静音寺可补给，宽滩村有农家民宿（通铺80–100元/人，含早晚斋饭）。

装备建议：冲锋衣（山顶风大）、登山杖、20–30L轻装包、防晒帽、润唇膏。

Day 2｜宽滩村 → 西台 → 中台 → 吉祥寺

路线：宽滩村 → 金阁寺 → 狮子窝 → 西台法雷寺 → 中台演教寺 → 吉祥寺

距离：约22公里｜爬升：约1400米｜用时：8小时

亮点：

挑战连续爬升，登西台（2773m）“狮子吼文殊”、中台（2894m）“儒童文殊”；

中台免费施粥，西台可吃流水斋饭（随喜供养）；

夜宿吉祥寺（条件较好，标间150元/人，含早晚餐，需提前联系）。

提示：此段日照强，注意补水防晒；部分路段为土路扬尘，可戴面巾。

Day 3｜吉祥寺 → 北台 → 鸿门岩（终点）

路线：吉祥寺 → 北台灵应寺（华北屋脊）→ 华北屋脊牌坊 → 法云寺 → 鸿门岩

距离：约28公里｜爬升：约500米｜用时：8–9小时

亮点：

登顶北台叶斗峰（3061m，华北最高点），朝拜“无垢文殊”；

最后一段为漫长石板下坡路（约9公里），考验膝盖，建议双杖缓行；

抵达鸿门岩终点，完成闭环，功德圆满！

备选：若体力不支，可在北台或华北屋脊牌坊处包车下撤（约150–200元/车）。

关键实用信息

最佳季节：6月–9月（天气稳定，草甸繁花）；10月秋景绝美但温差大；冬季严寒，不建议新手。

住宿安排：

宽滩村（农家）、吉祥寺（挂单）为主；

寺庙挂单通常50–100元/人，含素斋，需自备睡袋内胆；

提前联系吉祥寺等热门挂单点（可通过当地客栈或向导协助）。

补给点：

4月15日—10月7日：鸿门岩、东台、护银沟、南台、大南庄、金阁寺、狮子窝、吉祥寺、西台、澡浴池、北台均有补给。 2、10月8日—4月14日：护银沟、大南庄有补给，其他地方需提前咨询，大部分没有补给。

静音寺、金阁寺、狮子窝可简单补给；

建议自备高热量路餐（能量胶、坚果、巧克力）。

轨迹导航：提前在“两步路”或“六只脚”下载“五台山大朝台顺穿”轨迹（搜索“艾伦带你去发现”等成熟路线）。

向导建议：小白不要单独前往，五台山绝不是有腿就行，可寻求专业领队带队。首次徒步者强烈建议结伴或聘请当地向导（约300–500元/天），避免迷路或错过挂单点。

五台山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

中国有四大佛教名山，分别是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是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

其中，五台山被称为“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自古以来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之说，从中也可以看出五台山在信众心里的位置非同一般。

清康熙四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制清凉山序》云：“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眉、普陀，而五台尤盛矣。”可见当时在康熙眼里，五台山也是卓然独立，得名独盛。

五台山建寺历史悠久

普遍认为，佛教传入五台山，是始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当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看到这里山势奇伟，和印度灵鹫山很像，传说他们还发现了《清凉山志》记载的佛祖足迹及佛“舍利”，再加上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和居住的地方，二人决定在此建寺。不久后寺院落成，名大孚灵鹫寺，就是今天显通寺的前身。从此五台山开始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历朝历代在这里兴建了大大小小的寺院。

北齐时，五台山有二百余座寺庙；到了隋朝，隋文帝又下诏在五个台顶各建一座寺庙，从此以后，凡到五台山朝拜的人都要到五个台顶寺庙里礼拜，朝台从此兴起。到了唐代，全山寺院多达三百所，是名符其实的佛教圣地。后经历代兴废，几次变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截至2018年底，五台山有宗教活动场所86处，其中多敕建寺院。

这些寺院也是中国古建的瑰宝，雕塑、壁画、碑刻等具有极高的价值。五台山还保存有为数不多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和南禅寺，历经1000余年，屹立不倒风华犹在。

佛经明确记载五台山

《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诸菩萨住处品》载：“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记载：“我灭度后，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间，有山号为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振那，即震旦，古中国又名震旦国；有山号为五顶：指的就是五台山。因此，五台山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在佛教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的象征，所以五台山在佛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倍受尊崇。

这是佛经里对五台山的记载，也是四大名山中唯一有记载的名山，因此闻名海内外。

五台山汉藏佛教共存

五台山居于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藏佛教的和谐共存，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一大奇迹。

五台山汉传佛教以显通寺、塔院寺等为代表，这些寺庙历史悠久，建筑精美，是汉传佛教文化的重要遗产。而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则以菩萨顶、罗睺寺、五爷庙等为代表，这些寺庙建筑风格独特，藏传佛教文化氛围浓厚。

在五台山，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互融合，显密诸宗并弘，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不仅是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宗教文化的珍贵财富。

五台山名僧辈出

在历史上，五台山还出现过许多大德高僧，他们的智慧和慈悲，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代高僧澄观国师曾被召入内殿讲经，赐号清凉国师，并赐金印，令主持全国佛教。由于他长期居住五台山，使五台山成为华严宗的重要阵地。

历史上还有慧远大师、昙鸾大师、道宣律师、解脱大师、隐峰祖师、法照大师、妙峰祖师、德清大师等高僧在五台山弘法和修行，为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台山举世闻名

五台山以浓郁的佛教文化闻名海内外，在唐代时，日本、印度、朝鲜和东南亚等国家的佛教僧侣竞相来五台山取经巡礼，求法请益。

在2009年，五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台山保存有东亚乃至世界现存最庞大的佛教古建筑群，享有“佛国”盛誉。不仅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还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拘尸那迦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五台山由五座台顶组成，珠联璧合地将自然地貌和佛教文化融为一体，典型地将对佛的崇信凝结在对自然山体的崇拜之中，成为持续1600余年的佛教文殊信仰中心――一种独特而富有生命力的组合型文化景观。

三、平遥古城：岁月沉淀的瑰宝

在山西的中部，有一座历经千年岁月洗礼的古城——平遥，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士高原之上，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

山西这些世界遗产超赞！不来看就亏了！

　　一座2800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县城；一山1500年皇家历时64年开凿的石窟；一片见证两千多年佛教演变史的寺庙建筑群。山西的3项世界文化遗产，每一处都镌刻着厚重的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当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项。作为中国的文物大省，山西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1997年申遗成功的平遥古城、2001年申遗成功的云冈石窟和2009年申遗成功的五台山。

　　平遥古城：从籍籍无名到世界瞩目

　　一座古城，让寂寂无闻的北方县城，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在它2700多年的岁月沉浮中，刀光剑影印刻在斑驳的城墙上，歌舞升平依旧回荡在2.25平方公里的城池之中。一张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让平遥古城在20多年间，不断刷新着“世遗效应”的更多可能。

　　每日坚持骑行锻炼的65岁老人张桂泉每次路过平遥古城，都会驻足良久。25年前，他曾参与编撰平遥古城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文本。然而，申遗对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实力落后的平遥县来说，不是易事。甚至差一点，平遥古城就随着浩浩荡荡的拆迁大潮，淹没在历史之中……

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 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前827年—前782年），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扩修城池，是现今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整座城池宛如乌龟向南爬行，因此有“龟城”之称。

平遥古城由城墙、店铺、街道、寺庙、 民居等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整座城池对称布局，以市楼为轴心，以南大街为轴线，形成左城隍、右衙署，左文庙、右武庙，东道观、西寺庙的封建礼制格局，总占地面积2.25平方千米；城内街道格局为“土”字形，整体布局遵从八卦方位，由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八卦图案，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衙门街和城隍庙街形成干字型商业街。

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它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经济、社会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平遥古城内的街道商铺都体现历史原貌，设计布局体现了明清时期城市规划理念和形制分布，展示了五个世纪以来中国建筑风格和城市规划的演变，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活样本，在建筑、宗教、商业、民俗、民间艺术上具有丰富且独特的价值。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与周边的双林寺、镇国寺共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5年7月20日，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古城景区获批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成为山西省第六家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2025年，平遥古城共接待游客1108.54万人次……

回溯，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期，距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虽然历经岁月的雕琢和洗礼，却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县城的基本风貌，成为中国汉民族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也是现时中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明清县城原型。当你踏入平遥古城的那一刻，就好像穿越了时空，回到了明清时期的繁华盛世。

城墻，远远望去，高大雄伟的城墙横亘绵延，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默默守护着这座城邑。城墻高约12米，周长6.4公里，将2.25平方公里的城池紧紧环抱。城墙之上，垛口、敌楼、角楼等城防设施一应俱全，仿佛还能让人看到当年士兵们守卫城池的身影，听到那金戈铁马的喧器。

登上城墙，俯瞰整座古城，城内的布局尽收眼底。街道纵横交错，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了如八卦般神秘的图案。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衙门街和城隍庙街形成的“干”字形商业街，曾经是车水马龙、商贸繁荣的地方。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前827年—前782年），于明代洪武三年（1370年）重建、扩修城池，是现今中国境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整座城池宛如乌龟向南爬行，因此有“龟城”之称。

文庙

它是全国各地孔庙中唯一的宋、元、明、清四朝文系建筑群，大成殿规模宏大，金柱高耸，斗拱华丽是中国现存各级文庙中历史最久的殿宇，也是全国文庙中仅存的金代建筑。漫步在文庙之中，仿佛能听到古代学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

这里有中国最大的孔子及儒学先贤塑像群。至圣先师笼子座像安放于大成殿正中，高4.5米，在全国孔子塑像中最高，形神兼备、衣着华贵；“四配”“十哲”高3.8米，安放在大成殿孔子像两侧；其他“七十二贤人”均在1.8米以上，分别安放在大成殿前的东庑、西庑中。

城隍庙

一座以供奉城隍神为主祀，兼奉财神、灶王谷等俗神的宗教寺庙，体现了古代民间信仰的多元性。

整座庙宇建筑风格独特，“前朝后寝”的特色鲜明。中轴线上依次建有牌楼、山门、戏楼、献殿、城隍殿、寝宫等建筑，层层叠进，风格迥异。其最大的特色在于“三庙合一”的特殊格局，在中轴线上的城隍庙主体建筑两侧，东有灶君庙、西有财神庙，左右互通、庙宇相连，形成“诸神共居一庙，联袂同受香火”的奇特景致，这种布局在全国独一无二。

县衙

古县衙坐北朝南，东西宽约150米，南北长约200米，规模宏大，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县衙。整个建筑群布局主从有序，对称严谨，大堂、二堂、三堂等建筑依次排列，呈现出“前堂后寝，左文右武”的格局，彰是着古代官场的威严。

整座县衙功能齐全，不仅有办公、居住的场所，还有监狱、粮仓、庙宇等附属建筑，反映了古代县衙的综合性职能。例如，牢狱分为重狱、女狱、轻狱登不同类型，用于关押不同罪行的犯人。

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深远影响的金融机构，寓意欣欣向荣。道光皇帝曾御笔亲提汇通天下四字，并给赐日升昌金匾。走进票号内部，古朴的木质结构、精细的雕刻工艺，无一不展示着古代金融业的繁荣与智慧。站在柜台前，我仿佛能看到当年票号伙计忙碌的身影，听到伙计忙碌的脚步声、算盘清脆的噼啪声。

协同庆钱庄

协同庆钱庄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关键钱庄，当时共投资3.6万两白银。据悉，慈禧太后西逃时，曾在协同庆钱短暂避难，并一次性提取24万两白银。协同庆钱庄总号设在平遥古城明清街路西，分号遍布全国各商埠、码头与城市，甚至还分布于日本、俄罗斯等地。实际上，协同庆钱庄还有两大看点，其一是刘伯温神龙柱。

神龙柱，也被称作盘龙柱、定海神针，相被传是刘伯温所设，寓意着根基永固。神龙柱被安置在古城心脏位置，即协同庆钱庄地下金库，用于稳固龙脉，确保平遥古城繁华昌盛。神龙柱还承载着文化内涵，象征着权力和财富；并与古城水脉相通，代表着金生水、水旺金，财源滚滚……

其二是大名鼎鼎的地下金库，号称中国金融史上的伟大奇观。协同庆地下金库设计精巧，入口隐蔽，通道曲折，足以保证金库的安全、隐蔽性。金库内部采用窑洞式设计，既符合当地地质条件，又能妥善保护金银财物。整座金库由十间窑洞式金库构成，两侧设立镖师、门卫室，如此规模实属罕见。

曾几何时，金库入口还建造十八道门；只要有人擅自开门，就会瞬间处罚两侧机关、暗器，令贼寇防不胜防。而今，协同庆地下金库已成为旅游景点，吸引无数游客参观与游览。无论是刘伯温神龙柱，还是地下金库；不仅能让民众了解了往昔金融业运作方式，也让世人感受到晋商文化的不俗魅力。

中国镖局博物馆

中国镖局博物馆主体建筑，是明未清初镖局的旧日址。此处曾经汇集许多著名镖师，上演着丰富的历史故事，与传奇与冒险经历。博物馆通过详实的实物资料、图片，介绍了中国镖局的发展历程，让我们能够全面了解特殊行业的历史。博物馆内收藏着镖师武器、装备、护具等，及其镖局账本、信函等珍贵文物，足以凸显镖局文化的神秘魅力。

三味平遥——千年古城新时代保护发展观察

　　古城是会呼吸的历史，也是时代的见证者。屹立于黄土高原的平遥古城，穿过千年历史风烟，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灿烂光芒。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更添历史味、文化味、幸福味。

　　保持原汁原味

　　漫步平遥古城，青砖黛瓦，古道悠长。原真性和完整性，是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生命。

　　经过2800余年洗礼，平遥古城2.25平方公里的城内保存着300余处文物、近4000处传统建筑，大量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活态传承。1997年12月3日，它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

山西历代古建筑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