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馆特展:元青花（一）

平面镜

2026.6.5-10.25南京城墙博物馆特展: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 元青花出土位置示意及十四世纪交通路线图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寄语落马桥遗址西临景德镇主要水运通道昌江河，南接景德镇瓷业发源地南河，是目前正式考古发掘揭露的景德镇镇区最早的窑址，也是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的窑址。既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业从传统农副业转向城镇化和集约化的进程，也见证了北宋晚期到清末民初的景德镇民窑发展史。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本次参展的128件（套）展品绝大部分出土于落马桥遗址：以元青花为主体，器型方面从碗、盘、瓶、罐、杯、盖盒、鸟食罐、香炉、器座，到带有礼制功能的爵杯，以及极具元代特色的高足杯、匝、劝盘等应有尽有。其中，一件疑似半截腰鼓的漏斗形器更是首次展出。从纹样上来看，花草、瑞兽、人物纹也是丰富多样，2024年新出土的一件元青花梅瓶上的男女人物故事纹为学术界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物件，而另一件元青花月映松竹梅纹匝，虽造型和主题常见，但其笔意笔法和匠心独具绘于流口内的弯月却让笔者一见欢喜。此外，与元代浮梁磁局相关的，既有贡御使用的蓝地白花五爪龙纹碗，也有书有”宪"字，当属元代御史台定烧的青花盘，这些都为我们研究元代的官窑制度和产品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器物的选择上，青花发色既有浓艳，也有灰暗，以使其尽可能具有代表性，由此，早年出土的、具有重要工艺研究价值的“头青””戴采”字样的青花试照也来参展。任何一个新的瓷器品种都不会凭空出现，一定在工艺上和文化上有其传承和关联。因此，本次展览还有落马桥遗址出土的元代青白釉、卵白釉、蓝釉、红绿彩、釉里红等瓷器。其中青白釉瓷和卵白釉瓷尤为重要，正是景德镇的灰釉传统造就了这两个品种白里透青的独特外观，也为衬托青花的幽蓝神采提供了绝妙配搭。印有“枢府”、“太口"铭文的卵白釉瓷还进一步补充了元代的官窑产品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出土的蓝釉狮形盖钮、蓝釉双系梨形罐、卵白釉和蓝釉的镂空足高足杯等都是首次一见的孤品。元代浮梁磁局是否有中心窑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作为重要补充，我们将几件早年出土于紧邻明清御窑厂遗址北麓的元官窑重要器物——孔雀绿釉金彩五爪龙纹砚盒和蓝爪白龙纹砚盒，以及青花五爪龙纹围棋罐和筒形盖罐也在此一井展出。需要指出的是，元青花的民窑生产并非落马桥一地，但落马桥的产品是目前考古所见最为精良和丰富的。这一点，与其前述地理枢纽位置所带来的窑业传统和地位也许有着莫大的关联，以此，它串联起了镇区外的南市街和湖田窑，并与镇区内的十八桥、观音阁等民窑形成互补，共同构成了景德镇的元代瓷业生产网络。并在明代继续为御窑厂的烧造提供生产辅助。这些发现不仅丰富了景德镇瓷业发展史的研究，也为理解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文化交流和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证。 香港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姚进庄寄语创烧于十四世纪的青花瓷，起初并未得到中国文人雅士的青睐，却在中东等地广受欢迎，直至十五世纪以后，逐渐发展成为御窑瓷器的主流。青花瓷从以外销为主转而获得国内市场的认可，并在此后五百余年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一演变绝非单纯源于审美趣味的转变。事实上，技术的革新、品质的稳定、内外贸易网络的拓展，以及装饰主题与艺术风格的无穷表现力，共同塑造了青花瓷的消费形态，既为创意表达提供广阔空间，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象征内涵。想要重构这种消费模式与集体认同背后的深层动因，必须深入发掘历史，而重大的考古新发现，正是解开谜题的关键。落马桥遗址于1980年首次被发现，当时出土的瓷器以小型元青花为主，品质较为普通，遗址也被归类为民窑产区。当时，元代官窑与民间订烧瓷器的界限尚未明朗。元代精英阶层订烧的瓷器，很可能与官窑生产存在关联。本次展览中的大量青花瓷器，均出土于落马桥一处元代中后期高等级建筑遗址，为重新审视这一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2012年以来，景德镇落马桥遗址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带来诸多令人瞩目的新发现，包括极为罕见的器型与精致深邃的蓝釉珍品，为研究元代瓷器的流行风尚与海内外贸易提供了珍贵材料。众所周知，元代瓷器在中东地区享有盛誉，伊朗阿尔德比勒皇家陵庙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王宫博物馆的珍藏即为明证。相较之下，东南亚地区长期被视为中国外销瓷器的次要市场。然而，落马桥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与印尼多乌兰遗址出土标本相互印证，显示后者实为元代瓷器的重要消费地。尽管东南亚地区的瓷器收藏不及中东保存完整，多乌兰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却充分证明，当地市场对元代瓷器的审美品味与消费实力，丝毫不逊于中东。东南亚市场对高品质瓷器的需求，亦远超以往认知，印证元代统治精英在贸易活动中的敏锐眼光与卓越魄力。本次展览最初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联合举办，呈现景德镇元代瓷器最新考古及研究成果。展览由御窑博物院翁彦俊院长倡议推动，文物馆策展人王冠宇博士亲赴考古现场甄选展品，两馆团队携手完成修复与展陈方案，重构元代瓷器的生产与消费脉络。南京城墙博物馆凭借独特地缘优势，进一步诠释与呈现本地珍藏，令展览更具特色。展览中逾百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元代陶瓷，由关家干医生家族、郑德坤教授伉俪、北山堂、胡世吕医生伉俪、文物馆馆友会、林炳炎基金会、陈玉阶先生、黎德先生、司徒惠博士、屈志仁教授、王彬夫人、知桑斋、张启慧先生、翟健民伉俪、吴海波先生、David Fonda先生以及杨永德先生慷慨惠赠，为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提供宝责资源，谨此致以诚挚谢意。衷心感谢景德镇陶瓷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保团队协助修复文物馆藏多乌兰遗址出土瓷器。香港中文大学原创展览及相关学术研讨会，蒙北山堂基金首席赞助，并获利希慎基金慷慨支持，深致谢忱。最后，谨向引进此次展览的马麟馆长及南京城墙博物馆各位同仁表达诚挚谢意，并祝展览圆满成功。 前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景德镇市，分布在瓷石、高岭土储量丰富、水陆交通便利的丘陵地带，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各类瓷业建筑群、镇区水陆运输系统遗存）、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蛟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瓷业生产系统。作为10至19世纪（即中国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手工瓷业的代表性遗存，集中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中国明清城墙是指成熟于明清时期并保存至今的城市城墙遗产。“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所包含的城墙既各具特征，又体现着具有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特点的行政架构关系及礼制秩序的关联性，完整构建了中国南方与北方、都城与王城、府城与县城的城市体系，代表着中央集权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城市礼制差序格局建构，共同组成了中国明清城墙遗产体系。2024年，由南京为牵头城市的“中国明清城墙”项目第三次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预备名单。以瓷载史、以展赋能。2026年，正值“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关键之年，南京城墙博物馆以此为契机，引进《元青花：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考古新发现》展，通过两地遗产双向联动、经验互学互鉴，全面助力“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由衷感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溧水区博物馆借展精彩展品！感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翁彦俊院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姚进庄馆长的大力支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王冠宇博士给予学术支持。预祝“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南京城墙博物馆 元代主要窑业分布图 元朝及四大汗国帝王世系图 「一单元」草原风起元代陶瓷业的发展1206年，漠北蒙古部首领铁木真统一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被尊为“成吉思汗“。此后半个世纪，蒙古军队先后灭掉西辽、西夏和金朝，收服吐蕃诸部，兼并云南的大理政权，还远征到中亚、西亚、东欧地区。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即位，兴建大都（今北京），并于1271年定国号为大元。在此前后，蒙古在其他统治区形成了四大汗国，它们在名义上仍将元朝尊为宗主国。1276年，元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域击败南宋余部，完成统一。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当时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元朝政策鼓励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加上大一统带来的稳定局面和交通系统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手工业也随之蓬勃发展，以制瓷业的兴盛最具代表性。辽阔的疆域中，不同民族在物质、文化及技术中的碰撞与融合，使得元代陶瓷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文化面貌。元代的制瓷手工业在两宋的基础上持续发展，许多方面都取得显著进步。宋元之际，南北方陶瓷生产区域已大为扩展，元代以后，北方以磁州窑、钧窑及耀州窑等最具代表性，南方则以景德镇窑、吉州窑、龙泉窑及德化窑等最为典型。及后，景德镇窑脱颖而出，由青白瓷的生产转向釉下彩、釉上彩以及单色釉等各类品种瓷器的烧造，而青花瓷器的创烧，更推动景德镇瓷器畅销海内外，为明清时期的大放异彩奠定基础。 酱釉刻花三足炉福建磁灶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盘口，S形耳，短束颈，鼓腹下收，三足，呈鼎式。胎质坚致，呈灰白色。炉身装饰以剔刻方式表现，另在剔刻的纹饰上涂饰黑釉。颈部饰一周回纹，肩部饰一周繁密的卷草纹，腹部饰一周如意云头纹，双耳与足身处皆饰卷草纹。与此相近的鼎式炉，在福建晋江磁灶窑址中亦有发现。 磁州窑（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出水磁州窑瓷器）磁州窑遗址分布于河北省磁县观台镇和彭城镇一带，各窑建于漳河、滏河及其支流两岸。磁州窑创烧于北宋初年，金朝逐渐繁荣，元代继续生产，对河南、山西等邻近地区的瓷器烧造影响深远，形成了庞大的磁州窑系。其影响力更向南传播，以江西吉州窑为重要代表元代磁州窑产品以白釉、黑釉及白地黑花等为主，还见低温釉装饰，器型较大，胎体厚重，制作简单、草率，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 白地黑（褐）花罐是元代磁州窑的代表产品之一，除在国内市场使用外，亦有外销，在亚洲各地乃至远及非洲东岸的港市及沉船遗迹中均有发现。元代磁州窑亦生产低温翠蓝釉（亦称“孔雀蓝釉”）瓷器，其工艺受伊斯兰地区釉陶技术的影响，是元代陶瓷工艺跨文明交流的实物见证。 钧窑钧窑造址分布于河南禹川城周边的怕区，各窑依颖河及其支流与肖河岸畔而建、钧窑创烧子北宋晚期，在金朝和元代进入全盛，元代钧窑继续烧造钧釉、青釉白釉及黑釉等瓷器，当中以钧釉瓷器最具特色，亦影响深远。钧釉瓷器釉色突破青釉的传统色调，呈现浓淡不一的蓝色，并以高温铜红釉作为装饰，蓝红交错，呈现多变的视觉效果。吉州窑吉州窑遗址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永和镇，各窑沿赣江西岸而建吉州窑约创烧于晚唐，宋代逐渐进入兴盛期，至元末明初衰落。宋代吉州窑以茶盏闻名，特别是木叶及剪纸贴花装饰，以及各种结晶效果的黑釉茶盏。南宋时期开始烧造北方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黑花瓷器，造型、纹饰又独具特色。元以降，延续宋代工艺传统，而器类略有增加，大件器物增多，仍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 翠蓝釉黑彩龙凤纹罐及盖河北磁州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此类器物主要在河北磁县、河南焦作和山西中、南部区域的窑场生产。翠蓝釉瓷器是受伊斯兰地区釉陶技术的影响而产生，是中外陶瓷技术交流的重要见证。 天蓝釉把杯河南钧窑金（1115-1234）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此类器物的原型可追溯至两汉时期流行的酒卮，唐代则进一步吸取了粟特金银把杯的样式，随之发展成各种类型的单把杯。 蓝釉紫斑罐河南钧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学界通常认为钧窑在北宋后期已开始生产至元代后期衰落。钧窑的生产最初主要是仿烧汝窑，大致在金中后期逐渐形成花釉的特色。此器在蓝釉上点涂铜红釉，烧成后呈现出紫红色斑块，一如文献记载的“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极具特色。 黑釉剔刻折枝梅花纹胆瓶江西吉州窑南宋（1127-127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前后各剔刻出一组折枝梅花纹，并在花叶处绘制出纹理。此瓶与江西宜春南宋庆元五年（1199）墓所出黑釉剔刻梅花纹胆瓶一致。 釉下褐彩鸾凤纹长颈瓶江西吉州窑南宋至元(1127-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以黑彩装饰，颈的上半部分饰菱花纹，下半部分饰卷草纹；腹部以水波纹作地，主题纹饰为两组开光的鸾凤纹，开光呈海棠形；圈足外侧饰黑彩。 褐彩叶纹四系罐江西吉州窑南宋至元（1127-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肩部有四系，饰褐彩。器身通体绘制细密的叶脉纹，叶尖向下；近底处饰一周变形仰莲纹；足墙外侧饰黑彩。此罐盖失佚，据相近实例推测，罐盖可能亦绘制叶脉纹，与罐身装饰呼应。 黑底花釉月影梅纹盏江西吉州窑南宋（1127-127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物的内底以花釉绘出一组月影梅纹。此类纹样多见于宋元时期的画作、金银器、陶瓷器等。 釉下褐彩花鸟纹梅瓶江西吉州窑南宋（1127-127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吉州窑的褐彩花鸟纹，通常装饰于瓶身，主要见于梅瓶与长颈瓶。据考证.该花鸟纹为“海棠啼莺”，是宋代特有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玳瑁釉剪纸贴花纹盏江西吉州窑南宋（1127-127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物外壁以玳瑁釉作装饰，即酒花袖;盏内在花釉的基础上装饰剪纸贴花，口沿饰花卉纹，内壁饰有三组开光文字，开光星海棠形，三组文字内容分别为“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福寿康荣” 黑釉剔刻折枝梅花纹四系罐江西吉州窑南宋（1127-127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肩部四系，腹部在黑釉的基础上，前后各剔刻出横向的折枝梅花纹，并在花叶处绘制出纹理.相近实例，在江西吉安吉州窑址中亦有发现。 韩国新安沉船出水龙泉窑瓷器 青釉印花卉纹双系罐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胎质坚致，青绿色釉。肩部设系器身分段模制成形。相近实例，在韩国新安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及马来西亚沙巴州玉龙沉船中皆有发现。 青釉莲瓣纹小罐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剔刻一周凸起的莲瓣纹，圈足内底平整施釉，足端呈现火石红。此三罐罐盖失佚，类似实例于韩国新安沉船中亦有发现。 青釉印云龙纹三系罐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胎质坚致，青绿色釉。肩部设系，器身分段模制成形。相近实例，在韩国新安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及马来西亚沙巴州玉龙沉船中皆有发现。 青釉印云龙纹双系罐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胎质坚致，青绿色釉。肩部设系，器身分段模制成形。相近实例，在韩国新安沉船、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及马来西亚沙巴州玉龙沉船中皆有发现。 青釉贴云龙纹碟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物的口沿处模印一周菊瓣纹；内底贴塑龙纹及三朵云纹。圈足内底平整且施釉，足墙较薄,足端齐整。相近实例在浙江龙泉枫洞岩窑址、江西吉安永新县元代窖藏及马来西亚沙巴州玉龙沉船中皆有发现。 青釉划荷花纹大盘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此类大盘主要流行于元代，属龙泉窑的大宗产品，通常在海外市场发现，或与海外使用人群的生活习俗有关。有圆口与花口两种，内壁装饰花卉纹，主要以剔划和印花表现。 青釉弦纹匜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腹近口沿处饰两道弦纹，器底有环形垫烧痕，为裹足刮釉装烧。相近实例，在河北石家庄元代史氏家族墓群中亦有发现。 青釉凤耳纸槌瓶浙江龙泉窑南宋至元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釉质肥厚，呈乳浊失透的现象。相关研究表明，龙泉窑厚釉技术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南宋早期，主要吸收了汝窑与官窑的烧制技术，将钙釉转变为钙检釉，从而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粉青、梅子青等釉色品种。 青釉人物形水注浙江龙泉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作人物形，模制，坐姿前倾,头戴垂脚幞头，背后印“李白”铭，有圆孔。相近实例，在韩国新安沉船中亦有发现。 青釉鬲式炉浙江龙泉窑南宋至元（1127-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胎质坚致，翠青色釉，有开片。腹部饰三道竖行的凸棱，三足的底端有刮釉装烧的痕迹。此炉与浙江德清南宋咸淳四年（1268）吴奥基所出龙泉窑式炉一致。相近实例，在韩国新安沉船中亦有发现。 德化窑（“南海一号”沉船出水德化窑青白釉盖盒及小罐，此船于南宋时期于广东阳江南海海域沉没，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惠赐图片。）德化窑遗址位于福建省德化县，窑址遍布全县各地，逾两百处。德化窑创烧于晚唐五代时期，随着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的繁荣而快速发展，至南宋、元代逐渐兴盛。元代德化窑主要生产青白釉及白釉瓷器，器类丰富，胎体色白，釉层薄而均匀，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流。 白釉印花四系小罐福建德化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短颈，丰肩，曲腹，平底。胎质坚致，釉面匀净，略显牙黄色。颈肩设四系，器腹饰海水纹。 白釉棱纹小罐福建德化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短颈，丰肩，曲腹，平底。胎质坚致，釉面匀净，略显牙黄色。无系，器腹为多棱形。 白釉印花卉纹盖盒福建德化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盒盖为圆弧顶，盒身斜收腹，平底。胎质灰白，略疏松。釉面匀净无瑕，呈乳白色。盒盖及盒身皆模制成形，内底处可见指捺痕。盒盖模印“”字纹，围绕一周卷草纹，盒身模印卷草纹。 白釉印荷花纹盖盒福建德化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人等文物馆藏盒盖为圆弧顶，盒身斜收腹，平底。胎质灰白，略疏松。釉面匀净无瑕，呈乳白色。盒盖及盒身皆模制成形，内底处可见指捺痕。盒盖模印花卉，围绕一周卷草纹，盒身模印卷草纹，盒底模印人像。 绿釉小葫芦瓶福建磁灶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通体施低温釉，釉面略呈黄绿色并以模印作装饰。上部与肩部分别饰仰、覆莲瓣纹，腹部饰简易的菊瓣纹。足端平整，可见垫烧痕。与此相近的绿釉装饰，在福建晋江磁灶窑址中亦有发现。 绿釉玉壶春瓶福建磁灶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通体施低温釉，釉面呈深绿色。底足微内凹，并可见垫烧痕。相近实例，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南海I号”宋代沉船中婆罗洲出土亦有发现。 褐釉剔花双系小罐福建磁灶宿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釉面失光，呈黑褐色，并伴有细小开片。器身在褐釉的基础上以剔刻作装饰，肩部饰简易的回纹，腹部饰卷草纹。足端修胎平整，可见垫烧痕。 [二单元]交流共融元青花的生产与使用景德镇窑位于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宋元时期窑厂主要分布在昌江及其支流东河、南河及西河岸畔，窑址分布密集。景德镇窑创烧于五代时期，宋代逐渐兴盛，元代持续繁荣，并开创新局面。两宋时期景德镇窑以烧造青白釉瓷器为主，进入元代后，品种极大丰富，在持续烧青白釉瓷器等种类的同时，创烧了卵白釉瓷器、青花瓷器、高温钴蓝釉瓷器和釉里红瓷器等品种。至元十五年（1278），元朝政府在景德镇设“浮梁磁局”统理窑务，推动白色瓷器成为官用主流。并在这里同时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景德镇逐渐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国际瓷都。本单元以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十余年的考古新成果为基础，以景德镇湖田窑、珠山北麓以及落马桥等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具标本以及国内重要窖藏与海外馆藏为主要展品，辅以图文资料，向观众阐释元青花在设计与制作中的技术与审美交流，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使用及其功能的多样性。 青花凤首扁壶残件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23年落马桥窑业出土（中间为文物本体，两侧为立体打印技术还原器形示意）元者花凤首扁壶极为罕见，此前仅两件存世，分别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及新疆伊犁阿力麻里故城遗址出土。根据凤鸟尾部形态判断，应为鸾凤各一，现分别收藏于首都博物馆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冶州博物馆。此展品为最新出上的第三例。 景德镇元青花主要出士位置示意图根据景德镇落马桥遗址2012-2017年出土标本统计，遗址出土元代碗类标本以侈口曲腹圈足大碗最多，占80%以上。碗的主题纹饰较丰富，以莲池纹最多，其次为龙纹，再次为束莲纹、火珠纹、菊花纹、莲花纹，其余纹饰数量很少。 落马桥窑址落马桥窑址位于景德镇古代镇区南部，昌江东岸,是景德镇窑业核心生产区的一处重要遗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曾陆续出土元青花瓷片，受到广泛关注，促进了人们对于景德镇元代窑业，特别是元青花产品的认识。2012-2017年及2023-2024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与多家单位联合在落马桥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系统揭露了落马桥遗址的窑业遗迹，并发现大量元代晚期瓷器。展览挑选历年考古出土元代瓷器及窑业标本中最具代表性的发现展出，当中，2023-2024年的出土文物属首次在内地公开展览。 青花“头青”铭火照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试样，该器当为一靶杯之足部。外壁青花书“头青”二字，应为试烧青花料的照子。“头青”即最好的青料，可见其时的1980年落马桥窑址出士青花料已按等级分类。元代景德镇火照则多用靶盏足部，这件试样便是实例，以青料书写，可用来观察青花发色。 青花“戴采”铭火照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试样，以青料绘斜线，并书“戴采”二字。戴采，戴为姓氏，采则通“彩”，可能与戴姓窑工或画工有关，同一地区1980年落马桥窑址出土亦出土有“黄”“吴”铭试样，性质与此相似。 卵白釉刻缠枝莲纹梅瓶残件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23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口、肩至上腹部残件。外壁施卵白釉，器内无釉，有旋修痕。外壁肩部暗刻双周弦纹，弦纹内刻卷草纹，腹部刻缠枝花卉纹。 卵白釉印缠枝菊纹碗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 卵白釉印朵菊纹花口碗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内壁印三重菊瓣纹，第一、二重之间等距离分布菊花纹六朵。 卵白釉印缠枝莲纹碗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碗内壁印有缠枝莲纹。此类器物的装饰手法是模印，题材比较简单，常见的有龙纹、芦雁纹或缠枝花卉纹。 卵白釉印“福铭花口碗江西最德镇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窗址出土碗心印“福”字，内型印菊滩纹与花口呼应。卵白釉对后朝白釉品种影叫深远，尤其为永乐甜白的烧制奠定了基础。元代尚白，因此北宋以来青瓷占主导地位的状况自此发生转变，卵白釉递物发展，堪与元青花相拟。 卵白釉斗笠碗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落马桥窑址出士整器虽斗签型，内璧印花装饰，口沿处印回形纹一周。 卵白釉印花面江西最德镇馆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窗窑博物院2012年络马桥窗址出土该器芒口涩底，是以覆烧法烧造。元代瓷回或是一种酒具，在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墓中的壁画上，详细描绘了墓主夫妇对坐屏风前的场景，其两侧桌案放置了玉壶春瓶、摄备等多类酒器，其中也有匪。 卵白釉单把杯江西景德镇帘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杯形独特，呈漏斗状，外璧一侧巧妙地置有横“h”形柄，方便手持。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类似器形的宋代定窑白釉单柄杯。 卵白釉菱口碗江西景德镇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金址出土通体施卵白釉，釉面光润，可见大块开片，施汕及足。底部有与园体粘连痕迹。胎质细腻洁白，修是规整，底部无釉 卵白釉印缠枝莲纹敞口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藏2023年格马桥窗址出土器内壁及内底均模印缠枝花卉纹，内壁花叶间印有“枢”字。 卵白釉印杂宝纹侈口八棱形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通体施卵白釉，釉色泛青，足端刮釉，足内无釉。外聖口沿下三角形边饰一周，腹内壁素面无纹，外璧开光连瓣纹内印杂宝纹。 卵白釉高足杯江西景德镇宿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23年落马桥窑址出土 卵白釉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成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 卵白釉印缠枝菊纹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高足杯、碗源自北方少数民族，明初曹昭《格古要论》称：“古人用汤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折盂、茶盅台盘，此皆胡人所用者，中国始于元朝……”使用时与盏托搭配，墓葬壁画及《事林广记》插图均记录了相关场景。 卵白釉印缠枝牡丹纹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宋元时期印花大多采用内模工艺成型，该靶杯一反常态采用外模印花成型，此工艺在当时少之甚少，属卵白瓷器中的佼佼者。此式靶杯用途，学者多有考证，有酒器、茶器、盛果器等多种说法，如刘新园先生最早援引《事林广记》版画插图和《格古要论》的记述，认为元代高足杯有“靶盏”之称，作为“胡元饮器”或祭器使用，并指出其同时被当作酒杯和盛放糕点、水果的容器。 卵白釉印“金”“玉”“富”“贵”字八棱形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外壁口沿下三角形边饰一周腹壁模印字，仅存“金”“玉”“富”“贵”全字。足端外有粘渣。 卵白釉刻缠枝菊纹高足杯江西最德镇窗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窗博物院藏2012年格马桥窗址出土下模印缠枝菊花纹。 卵白釉印花高足杯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模印装饰，外壁饰纵枝花卉纹，近口处饰卷草纹；腹部饰缠枝花卉纹：近足处饰莲着纹。圈身中都起梭，胫部饰花校，足端刮釉。相近实例，在景德镇落马桥窑址中办有发现。 卵白釉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窖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 卵白釉印缠枝花卉纹盘江西景德镇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模印装饰，内壁饰缠枝花卉纹，内底饰一组缠枝莲纹。圈足内底有外突的脐心，足端齐整。 卵白釉印“寿”字纹盘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物内壁模印松、竹、梅纹，间饰鹿、鹤纹及“寿”字。足底处微内凹，有墨书题记，上字为八思巴文，发“gue”音，下字为花押符号，可能为某姓的押记。 卵白釉印菊瓣纹花口盘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内壁印菊瓣纹与花口呼应。元代卵白釉盘的足径小而厚实，使盘显得墩实、稳重，底足修胎略显粗糙。 卵白釉印菊瓣纹花口盘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内壁印菊瓣纹与花口呼应。元代卵白釉盘的足径小而厚实，使盘显得墩实、稳重，底足修胎略显粗糙。 卵白釉印缠枝菊纹敞口盘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内壁印菊纹，腹部一周回纹，其下缠枝莲花，内底印六瓣团花一朵。 卵白釉刻牡丹纹盘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物内底刻划折枝牡丹纹，刻划流畅，枝叶分明。圈足内底未施釉，可见明显的修足痕迹，足墙内侧斜削，足端平整。相近实例，在山东菏泽元代沉船中亦有发现。 卵白釉花口劝盘江西景德镇窗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此类盘，又称“劝盘”，常作为酒具与杯、益等成组使用，在文献中合称“劝盘一副”。相近实例，在河北保定元代窖藏中亦有发现。 卵白釉印缠枝花卉纹盘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模印装饰，内壁饰缠枝花卉纹，内壁饰一组缠枝莲纹。圈是内底有外突的脐心，足端齐整。 卵白釉折沿平底盘元 (1271-1368）景德镇御窗博物院藏2012年格马桥窗址出土 卵白釉印双鱼纹花口折沿盘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盛内底模印双鱼纹饰，鱼头异向。胎质细腻，釉色童润，体现元代制瓷典型工艺特征。 卵白釉印缠枝莲纹敞口盘（间印“枢”字）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内壁印花装饰，腹像印缠枝连花，叶脉间相对有“枢”“府”款，仅存“枢”字，内底印缠枝连纹。足内有粘渣。 釉里红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创烧的釉下彩瓷器，以铜红料在胎上绘画，罩透明釉后，经1300℃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釉下呈正红色。色彩鲜艳的釉里红瓷极为罕见，原因是高温釉下铜红呈色极不稳定，铜离子对温度极为敏感，炉火不到，呈黑红或灰红色；火候稍过，铜离子从釉层中挥发逸出，呈现飞红或褪色。 釉里红缠枝莲纹玉壶春瓶残件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以釉里红装饰，颈部饰一周变形仰莲纹；腹部饰缠枝莲纹。圈足内底施釉，足端平整。相近实例，在山东巨野元代毕显家族墓中亦有发现。 釉里红山水人物图玉壶春瓶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器身以釉里红装饰，颈部上下端分别饰蕉叶纹与莲瓣纹；腹部饰山水人物图；近底处饰变形仰莲纹。 釉里红铭文高足杯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外壁以釉里红书“百年常在醉，三万六千场”诗文，发色略显灰暗，足端刮釉平整。 釉里红折枝菊纹盒残件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土外壁腹部装饰釉里红折枝菊纹，另对应两面装饰釉里红菱形开光，中间置方形系。盒内口部以下施釉不均，外底无釉。卵白釉微泛青。 釉里红直口杯江西景德镇窑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白胎细腻，胎体薄。外壁大片釉里红装饰。 釉里红铭文高足杯江西景德镇元（1271-1368)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藏2012年落马桥窑址出土白胎细腻，胎体很薄，卵白釉光润，外釉里红书“不饮空归去,桃花也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