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博物馆（93）首都博物馆1《‌黄金缕》

滕春林

《首都博物馆》 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占地24800平方米，拥有各类馆藏品近20万件套。其中珍贵文物6.3万余件（套）。类型包括青铜器、陶瓷器、佛造像、玉器、织绣、绘画等。 目前共有10个常设的基本陈列与专题陈列。展示了北京70万年人居史、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余年建都史。浓缩了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除了主馆，还有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东馆分馆。 　　馆内常设展览包括《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篇》、《京城旧事·老北京民俗展》、《北京通史陈列》等，介绍北京从原始聚落到都城发展的历史进程。 镇馆之宝有乾隆御制碑、三羊铜罍、释迦牟尼佛像等。临时展览经常更新，如香港故宫博物院“黄金缕”、“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等。 《黄金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藏古代金器展 系港故宫首个馆藏巡回展。展出‌170余件/套‌金器，时间跨度‌公元前15世纪至明代‌。主题‌：“黄金如缕，互鉴为桥”。梳理黄金工艺在欧亚草原、中原、青藏高原的传播与融合。 展期‌2025年10月22日~2026年3月1日，已闭幕。 　　《草原与早期中国》 在文明发展的早期，欧亚草原的贵族与中原的贵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身份标识。草原贵族偏好裝饰有动物纹的黄金饰品，而中原贵旅则主要便用青铜礼器和玉器。 然而，在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泰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期间，受到迁移、战争和贸易等多种交流方式的影响。中原贵族也开始将资金用于日常生活和礼仪物品中。 草原民族、部落黄金饰品各具其趣，异中有同。其中蕴含着草原和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或皮革。马形动物的腿抱于腹部，眼、鼻、耳被夸张。周围加饰一圈尖嘴鸟头纹饰。 《鼻饮》约公元前15-13世纪 鼻饮即鼻环。这类金饰由细丝打制而成。两端呈喇叭形，因大小不同可作耳饰、臂饰或鼻饰。此类喇叭口器物是位于中亚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反映了黄金制品由西至东在欧亚草原上传播。 它们在匈奴墓中屡有发现。在阿富汗席巴尔干的“黄金之丘”古代墓葬、甘肃磨沟遗址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亦有发现。表明其流行年代较长，地域分布范围较广。 《卷曲兔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件镂空铸造的饰牌。呈卷曲的兔形，背面有桥形钮，可穿系绳索、皮革等。兔身体前弓，足抱于胸前，嘴与前足相连。该圆形饰牌与山戎墓葬出土的铜饰件最为相近。 《虎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件铸造而成的饰牌。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面部、肩部和臀部有圆形孔。圆形孔或镶绿松石，现已佚失。 类似的饰牌在公元前七世纪至六世纪的斯基泰墓葬、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南西伯利的遗物中均有发现。 《兽面纹璜形项饰》公元前4-2世纪 此器物外形与北京地区所发现的项饰相似。唯表面刻划兽面纹，兽面纹长角卷曲延伸。与表现躯干白条带交缠，分别向两端延伸。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这种兽面纹饰被中原贵族广泛应用在玉壁上。 《云鹿纹马珂》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马珂为悬挂在马侧革带上的装饰。这组黄金马珂形似葫芦，从背面锤揲出纹饰。边缘有小孔，用于穿系。 主要纹饰为一坐鹿，昂首上视。腿角较短小，向上弯曲，眼都锁嵌一颗肉红石。江苏南京大云山出土的一件鹿形铜灯。鹿灯的造型与这组马珂的鹿纹十分相似。 《卷曲马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对饰牌以青铜为底座，表面包有一层金箔。造型为两马相对，接近心形，边缘沿着马背有一道联珠纹。类似的金属饰物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多有发现。近年在北京等地发现的这类器物被认为是山戎遗物。 《立虎形管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56年) 此物为黄金铸造的管饰。正面铸成老虎立于金管之上，虎面朝向一方，圆眼圆耳。腿略向前曲，虎尾向后卷曲。通体有条状虎纹，虎背面有两鋬。下承一管，似可穿系。此物可能缝缀于木或皮革之上。 《虎柄金匙》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奠匙。虎作为柄部装饰，侧身俯首，风格更趋几何化。它们可能是山戎文化的遗物。 《虎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饰牌。呈镜像图像，以虎为主题。虎侧身、俯首，前后足皆向前曲，肩部下压。臀部拱起，虎表面有自然的肌肉起伏。肩部和得部饰有多重圆圈纹，前后足绘有网格纹。《带有中原风格的饰物》 这一组展品中的带钩、管饰多为中原风格与草原风格的杂糅。其中龙纹、人物纹、虎纹与出土于中原地区西境的文物上的纹饰相似。而斜格四瓣花纹、镶嵌的绿松石等则或为西方传入的草原风格产物。是这一时期中原地区与域外频繁交流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欧亚草原浇铸与更常见的锤揲等黄金工艺是同时出现的。器物的制造方式与器类息息相关，其中带钩多用浇铸工艺。 《龙纹带钩》战国时期-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 龙纹带钩装饰有金、银、玻璃、绿松石以及青金石等多种材质。从上方看，三条蜿蜓的龙游走于金边鱼鳞之上。龙的身体勾银边，耳、爪和身体则是银制成。 带钩的首和颈被一凸起的金边分隔开来。其上有两条卷体麒龙，其翼与背部则镶嵌青金石。两条龙之下有一鸮首，鸮和龙的眼睛皆有玻璃制成。带钩的背面满覆银片。 《璜形项饰》公元前4-3世纪 这件璜形项饰是先浇铸成金片，再锤揲成U形。项饰正面刻划两只巨鸟，鸟头在项饰两端。眼睛镶嵌绿松石，绿松石嵌入在预留的凹槽中，而非通过包镶与器物相连。这与阿尔泰地区希力克提三号墓中的出士物工艺相似。 希力克提幕地是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一处考古遗址。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公元前八世纪至六世纪的古冢。项饰两端有方形穿孔，可用于穿系。 《几何纹S形青铜带饰》公元前4-3世纪 带饰从侧面看呈S形，是将铜片的两端朝相反方向卷曲而成。带饰上的几何纹饰，由测纹、斜角钢纹、卷曲纹等组成。与山西侯马东周铸铜作坊出土的陶范残片的花纹十分相似。同时，这类S形带饰的镀锡、錾刻、错金银等装饰手法，都体现了它们融合了中原传统和草原民族的工艺。 《鹿形车饰》公元前4-3世纪 这是两件黄金锤揲焊接而成的鹿形车饰。从里侧可观察到烨接的痕迹。与先前的鹿形饰牌一样，呈跪卧姿。《匈奴饰物》 有学者认为，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56年)至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时期活跃于内蒙古、陕西及宁夏北部的草原部族，为古文献所载草原上第一个部落联盟——“匈奴”的建立者。其饰物反映了该族的工艺与文化特征。尽管古代文献描述西汉和匈奴在衣饰等方面差异很大，但存世金饰却表明西汉贵族受到了匈奴的衣着和生活风尚的影响。 《四瓣花野猪纹带钩》战国时期-西汉（公元前475-公元25年） 四瓣花野猪纹带钩满饰菱形、其中有错金而成的卷云纹。其余部位则镶嵌绿松石。带钩两侧，有两只错金嵌绿松石的野猪纹饰。钩首呈兽首形、颈部未施错金，但用金质堆砌出了镂空浮雕龙纹。带钩的断面呈D字形，背面或附有银片，但现已佚失。 《大角羊形车饰》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 这是一件由金箔剪出大角羊的形状的车舆饰。类似饰物在甘肃马家塬和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墓葬中多有发现。用金、银、青铜等金属制作，装饰在马车构件和轮子上。 此类羊形饰片类似甘肃草原贵族所乘坐马车的配饰。它们会用来装饰车轮。当车辆行驶时，动物在滚动的车轮上看来像在奔跑一样。 《锥形耳坠》公元前4-3世纪 这是一件由三个锥形饰和近乎环状的金环相连组成的耳坠。锥饰由盘缠卷曲紧密的金线制成。而最大的金环则是先浇铸后锤揲面成。 《羊形饰牌》公元前6-5世纪 这是一组由一个稍大的卧羊饰牌和八个稍小的卷角羊头饰牌组成的带饰。其中卧羊饰牌四肢弯曲，蜷曲于身体下方。羊首后顾，羊尾下垂。这一组带饰或为连缀于皮革和织物上的无穿系功能的腰带饰。其装饰方法或与展览中的鸟纹带饰类似。 《黄金工艺- 锤·揲》 黄金加工技术多样，其中最早和最常见是锤揲。此技术充分利用黄金的延展性，通过锻打(“锤”）将黄金制成薄片(“揲”）。过程中经过反复加热（“退火”），保持金的延展性，故又称“热锻法”。 锤揲法又经常配合模具使用“模冲法”，或辅以錾刻的“锤錾法”。以表现更细致的纹饰。 《动物纹饰牌》北朝(386-581年） 这是一件模铸的饰牌。四鸟两两相背回首相对。上下排列，形成一兽面形。中间浮雕一伫立人形，两侧各浮雕一兽头。 《鹿纹饰牌》1-3世纪 这件浇铸而成的透雕饰牌为长方形。外框内有多只鹿形动物并立，鹿角交错呈树枝状。 《马纹饰牌》1-3世纪 这是一件浇铸而成的饰牌。饰牌最下一匹马为跪姿，腿屈于腹下。较小的马立于大马背上，马头上皆有一镂孔装饰。 相似的饰物在东北、河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墓多有发现。皆为两马相叠，此件三马相叠的饰牌较少见。 *《耳饰》北朝(386-581年) 这两对耳饰以金丝盘扭出主干。再穿挂花瓣、叶片形的小金箔片。以盘扭金属丝或金属叶片制作的耳饰在匈奴墓葬中已有发现。但垂挂金箔的装饰多见于鲜卑文物，可能与当时流行的步摇有关。汉刘熙《释名》所谓：“上有垂珠，步则摇也”。*《耳坠》公元1-3世纪 耳坠以圆涡纹为主要纹饰，是鲜卑首饰中常见的样式。它由一片金箔制成，顶端和两侧成树枝状延展出金丝，每条金丝分别盘绕成圆涡状。此类型耳饰多见于东汉末年鲜卑墓葬。内蒙古、吉林、山西等地均有出土。质地多样，既有青铜、铜包金，亦有金或骨质地。 《虎形饰牌》北朝(386-581年) 这对虎形饰牌上下互为镜像图像，合起来可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饰牌为模铸而成。虎口大张，背部与上卷的尾巴化为网状镂空，身体中间浮雕有兽首与菱格纹饰。首尾各有孔洞，或用于穿系。 《摩羯人物金索坠饰》北魏(386-534年） 坠饰由扣、锁链及坠子三部分组成。整条链索与下方坠子以金钉加以固定。坠子尤为精美，正中为一人形。除两眼外额上开有一孔，形如“天眼”。人物大肚前挺，双手持抱摩羯鱼尾。两条摩羯鱼口大张，吞含着左右的链索。人物下部有一活扣，连接着一个十字花形坠饰，花形坠饰上镶嵌着红、蓝、绿三种宝石。使金光璀璨的项链上增添了色彩艳丽的珠光宝气。 坠饰的双摩羯人物纹，形象见于更早期阿富汗贵霜帝国的饰物上。贵霜帝国（约1-3世纪）是分布于中亚和南亚的古国。贵霜人为大月氏人的一支。 《鹿形饰牌》公元前6-4世纪 此卧鹿形饰牌前后肢均收合腹下。鹿角由头部向后卷曲至尾部，呈圆环状，眼部镂空。本饰牌铸造而成。卷角鹿饰是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欧亚草原至中国北方饰牌中常见的题材。 《骆驼纹饰牌》公元前21世纪 这是一件锤揲而成的饰牌，主题为双峰骆驼。骆驼皆作低头食草的姿态，两两相对，鼻子相碰。中间有对称的植物纹样，与骆驼头领相连。外接方形框，框上装饰联珠纹。《动物纹》 装饰和造型是北方草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由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创造的典型艺术风格。斯基泰人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开始，通过贸易或战争将这种艺术传到周边地区。 它常被用于装饰各类金属佩饰。其内容以鹿、马、鹰、羊、虎等动物为母题。造型多呈蜷曲、搏斗姿态，风格粗犷有力。传入中国后，极大地影响了战国至汉代金属器——如带钩、饰牌、车马器上的装饰艺术。 《人物鸟兽形饰牌》公元前3-2世纪 这件饰牌有一人。左侧饰有一猛兽，右侧有长喙类耳猛禽，另有一只尖喙鸟禽立于左侧树枝之上。中间的人物亦盘坐在树下，左手握树枝。一幅人兽休憩，其乐融融的景象。 　　《狮噬鹿形带扣》公元前4-3世纪 这是一对呈镜像图像的带扣，二者合一组成个完整的带扣。带扣的主纹为鬃毛茂密的雄狮，口噬一只鹿。并用前爪将鹿踏于身下，后肢肌肉健硕，长尾下垂。 《虎噬羊形饰牌》公元前4-3世纪 这件饰牌以动物纹饰为主。动物姿态扭曲近圆形，其中猛兽扑鹿，鹿蹄下另有一只翻倒的长角羊。羊首翻转，长角间上与兽头相接。饰牌无穿孔。 《兽纹泡纹项饰》公元前4-3世纪 四纹泡纹项饰的制作方式是将一锤揲出凸起圆泡的金片对折、剪开。再扭曲成C形，此后以金线将对折处缝合。即将金片当作纺织物或皮革处理，用缝缀的方式加工金片实属少见。仅有在甘马家塬西墓地的一件银杯有同样的做法。项饰正中相对的兽纹饰牌是用两片锤揲成形的金片合成。然后套入项圈两端，再用金线缝固。 其中兽纹与阿鲁柴墓出土的鹰形金冠中的冠带上的纹饰十分相似。是公元前4至3世纪在西北草原常见的纹饰。 *《神兽纹饰片》公元前4-3世纪 这是一件由圆形金片修剪而成的金饰。金饰上的神兽长有鹰喙、鹿角、虎身、马蹄，集多种动物特征为一体。其中卷角绵延至尾部，仿若卷云。它或为腰带或剑鞘上的装饰。*《神兽动物搏斗纹带扣》西汉（公元前206） 这是一对呈镜像图案的带扣，二者合组成一个完整的带扣。带扣表面以浅浮雕饰神兽乌动物撕咬的场景。动物身上以浮雕的条带纹作装饰，动物身下及头颈背部饰勾喙鸟兽纹。画面充满动感。 《虎形饰片》公元前3-1世纪 这是一件锻打制成虎形饰片。虎身饰润纹、下肢扭转。具有此时期中西亚和草原流行的“动物纹”特征。新疆阿拉沟地区曾出士过类似文物。表明新疆和西伯利亚南部草原民族之间的联系。 《虎鹿搏斗纹项饰》公元前4~3世纪 半月形的项饰由十六个梯形单元组成。每个单元中均饰以同样的虎鹿搏斗的纹饰，纹饰锤揲镂空而成。 《猛兽噬羊形饰牌》公元前4-3世纪 饰牌表现了一只山半被一只猛兽攻击倒地的场景。猛兽在饰牌的一端变为一只猛禽的头。 这风格的饰牌与公元前四世纪来到中国西境的草原部落相关。通常认为，这些部落的迁徒与亚历山大帝的东征相关。德列斯图伊七号墓中发现了一对纹饰相似的完整带扣。 德列斯图伊遗址是个位于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的、约在公元前三世纪至一世纪的匈奴文化墓葬群。 《牛纹饰牌》公元前2-1世纪 鎏金缕空铜牌表现了长方形框内两头相对而立的牛。牛脸为正面，而牛身为侧面。可见全部的八条腿。水滴形嵌槽用来表现牛多毛的身体。这件饰牌术来为一对，有图案相同的另件共同组成个完整的带扣。镀层颇厚、但都偏白、说明鎏金的溶液中包含不低于5%的银。 鄂尔多斯南、南西伯利亚曾出士了大量类似的物品。这些地区当时都在匈奴的统治之下。 《卷曲马形饰牌》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这件金饰牌有动物纹样。其中动物姿态扭曲近圆形。马顾首，双腿向背上扭转。 类似的马形纹饰在阿尔泰山墓地出士的文物上常见。马周围环绕其他动物组成的枝状纹饰，边缘穿有小孔。 《力士马纹饰牌>公元前3-1世纪 饰牌的主纹为一对力上和一对马匹。两名力士交颈、环抱对方，正在角力。马匹分立主纹的左右侧。人物与马匹肌肉起伏，充满力量感。 马匹配有衔、鞍、镫等马具，细节丰富。主纹以外的左右上角，饰以树叶和树枝。 《腰带及腰带饰》吐蕃(7-9世纪） 这截革带保存情况完好。边缘翻卷加厚，革带上可观察到两道压印出的平行凸棱。凸棱外侧有两道细密的针眼，应为制作革带遗留的痕迹。 革带上装饰有六个花瓣纹的饰片，其上留有三个镂空小孔，镶嵌圆形绿松石。饰片上有四个金钉，穿过革带和铜质底板后固定。在底板上留有丝织物的残痕。 《花卉纹腰带饰》吐蕃(7-9世纪） 这组带饰由带扣、弧形和方形銙片，以及心形饰片组成。表面有凸起的花纹和镂空的孔洞，镂空中镇嵌绿松石和红宝石。背后附有青铜底片。革带之制，本为胡服。带扣是用来连结马具和人体腰带的用具。古代男子最初采用金属带钩作为捆缚用具，随后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带扣。 吐蕃的带具在过去的考古材料中发现不多。在装饰风格上有可能同时受到北方草原部落与唐朝两方的影响。 《骑射武士形饰牌》吐蕃(7-9世纪） 饰牌造型威武，动感强烈。骑者缠头巾，头巾下方垂有两条发辨随风飞舞。双目圆瞪，嘴下有浓密的络腮胡须，双手拉弓欲射。骑者穿紧身三角形大翻领长袍，腰部系带。其上垂挂箭囊，腰后露出刀柄。马尾打有结扣，杏叶凌空飞动，气势撼人。饰牌背面残存带黑漆皮的薄木片，上面用金钉将饰牌与木片定缀在一起。可知原来应为某件木质器皿上的装饰物。 饰牌的风格可追溯到西亚萨珊王朝(224-651年)金银器上的帝王狩猎图像，然骑士装束却为吐蕃风格。萨珊王朝由波斯人建立。并将发展至巅峰的波斯艺术传播至西欧、非洲、印度和中国等地区。 《凤衔花枝纹饰片》吐蕃(7-9世纪） 两件饰片呈三角形，其一稍大。主体纹饰为一只立凤，相对而立，口中街花。一腿立于一个椭圆形蓬花之上，另一腿弯曲，身体用细密的鳞纹装饰。饰片长边有成排的锁空联珠纹，或镶有宝石。饰片四面均有小孔，小孔内残存有丝线，可知其是原来缝缀于衬底的饰片。 凤衔花枝纹的原型或为萨珊艺术中的含绶鸟。路莲立风纹样以及风冠、羽翅等处锁嵌宝石的痕迹，是融合中原传统凤纹同吐蕃镶帐工艺的产物。 《立鸟联珠纹饰牌》吐蕃(7-9世纪） 饰牌中央是一只站立的鸟。大眼尖喙，昂首挺胸，羽毛丰满。胸前的羽毛和翅膀上的羽翼都刻画得十分精致。分别采用细点、细线组成菱形、鳞状等不同的形状，来表现其羽翼丰满。边框一周为较大的金珠构成的联珠纹。 《双凤衔花枝纹饰片》吐蕃(7-9世纪） 锤揲金片合成片体。翅尾镂空，嵌‌绿松石、红玛瑙、青蓝琉璃‌。底焊细密金珠纹；较小饰片另嵌‌贝母鸳鸯‌。原缀于贵族女性冠帽之上。通过边缘小孔缝固定，非独立佩戴。 《神兽团花纹饰片》吐蕃(7-9世纪） 饰片以一带角有翼神兽为主纹。周围是繁茂的折枝花草纹，镂空处还嵌有绿松石珠。饰片边缘留有一圈小孔，推测可以穿缀在其他质地的底板上使用。 《团花纹饰片》吐蕃(7- 9世纪） 除了动物纹样，吐蕃也流行将各类花卉纹作为装饰主题锤揲在金器上。这件饰片呈长方形，边框内共六组卷草团花纹。花纹中有镂空，其中一朵还残留两颗绿松石。饰片边缘留有小孔，推测可以穿缀在其他质地的底板上使用。 《象形饰片》吐蕃（7-9世纪） 象形饰片长鼻曳地，该眼圆瞪、舌头前伸。脚底錾刻麻点纹，颈下和后肢披挂有杏叶等饰带。大象头部有璎珞饰带，背上有一团花形圆毯。饰片背面边缘遗留熔焊而成的套环，用于穿系绳索。 有多座吐蕃出土了饰有印度象纹的金银饰片和丝织品。反映了吐蕃同南亚的文化交流。 《双凤街花枝纹饰片》吐蕃(7-9世纪） 这对饰片是用锤揲成轻薄的金箔，加以錾刻镂空之法制成的，很像汉地的剪纸工艺。其主纹为一对立风，展翅昂首。双翼和身体錾刻有细密的线条。凤鸟被变化多样的缠枝花草纹围绕，富有强烈的装饰性。 《花卉纹饰片》吐蕃（7-9世纪） 这件残缺的饰片上宽下窄，但花卉图案饱满而富于变化。纹饰中心为一组盛放的花卉纹，两侧各有卷草纹和卷叶纹。花纹交织错落，疏密有致。 在花卉与卷草纹样上有镶嵌、黏贴宝石留下来的痕迹。可以想象这件饰片原先的金碧辉煌和珠光宝气。 《吐蕃骑士形饰牌》吐蕃(7-9世纪） 此鎏金银饰牌为骑士形象。所骑之马装具齐备，头部有辔头，马胸前有一横带称之为攀胸。马鞍后有一横带绕过马臀称之为马鞦。攀胸与马靴上悬挂杏叶。马鞍饰花纹，辅以鱼子纹和卷草纹。马鞍下方有一条垂带，绕过马腹，悬垂的马镫用垂带相连。马腿已残。 骑士直口小鼻，头缠头巾，头巾下露出卷曲的头发。身穿锁边直领交叉式对襟长袍，不仅包裹全身，而且盖住双脚。有学者认为，该人物形象可能是一位吐蕃贵族。 《狮纹饰片》吐蕃(7-9世纪） 狮纹饰片锤揲而成。狮口大张，尖牙利齿；四肢腾空，鬃毛飞卷；尾部似呈飞翼状，呼之欲出，十分生动。狮身饰卷草纹。饰片角落和底部中央有小孔，或缝缀于纺织物上 《人面鸟身神祇形饰片》吐蕃(7-9世纪） 这对鸟身人面的神祇饰片采用大胆而夸张的刻画手法。其中一件双腿之间镶嵌有一块绿松石。在饰片的背后有三道筒状的管道，可供穿系。饰片锤揲而成。周边有十一个金钉，与背面的金板相连接。西藏早期苯教的神灵中，藏族先人为半人半鸟的异人。皆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的带翼巨兽。 《独角翼马形饰牌》吐蕃(7-9世纪） 这是一对极富动感的翼马纹饰牌。马头长有独角，有三重马尾，马鬃倒立，四蹄腾跃，马尾向上舞动，犹如“天马行空”。饰牌用小金钉钉缀在木板上，和木板之间残存黑色漆皮。可能原为某种器物表面的装饰。 《金珠地纹耳环》吐蕃（7-9世纪） 这对耳坏由两片金箔制成，呈空心新月形。镶嵌技法是在金片上锤揲出多个凹档，再把宝石镶嵌入其中。耳环上的金珠大小不一。 *《花形人像纹吊坠》吐蕃(7-9世纪） 这件花形吊坠是在金属底板上焊接金掐絲圈成的花瓣纹样。再将打磨好的各种形状的绿松石镶嵌在其中。再以磨蚀雕刻出人像轮廓。边缘装饰有一周点焊金珠，形成一圈联珠纹。在吊坠的背面，焊接一个管状穿孔，可以挂系。 《圆形花形戒指》吐蕃（7-9世纪） 圆形戒指采用简洁的手法锤揲而成。冠面镶嵌硕大的红玛腦，其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而花形戒指的冠面则以焊点金珠绕成一圈花边。然后以金箔片锤揲成八瓣花叶，在花朵中央的花瓣内镶嵌磨光的绿松石和红色宝石。富有浓烈的民族气息。 戒指是吐蕃贵族喜爱的装饰物，黄金类戒指更是深受欢迎。在青海和西藏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墓葬中，都曾出土。 《莲花摩羯戏珠纹靴》辽(907-1125年） 这是一双专为丧葬制作的靴子。式样与丝绸所制的实物相似，装饰却更为繁琐。饰以飞龙、花卉和卷云纹。 鞋履在已发掘的辽代遗存中鲜见。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出土过一双凤纹金花银靴，出士时穿于公主银丝足网之外。 《嵌宝石覆面》吐蕃(7-9世纪） 覆面眉毛形如卧蛋，两眼边缘以金珠为饰。当中各镶嵌一颗淡红色宝石作为眼珠。鼻梁笔直，近鼻孔处有两颗较大的绿松石。嘴部上下唇也以金珠环绕一圈。 各处均划分为小正方形。以大小不等的绿松石块继嵌在其中。各部件背面均有小钉，可供固定于某种材质的附着物之上。再制成覆面置于死者面部。《吐蕃葬具》 吐蕃贵族使用的陪葬明器以黄金和其他贵重材料制成，反映了其厚葬的习俗。目前此类金框嵌宝、刻画五官轮廓的覆面最早见于新疆一处草原部落的墓地中。吐蕃金覆面应该是受该习俗的影响。 《覆面》辽(907-1125年) 银质面具轮廊丰圆，双眉分明，双目细长。眼窝下陷，鼻梁高挺，双唇紧闭。其墓主或为女性。 辽墓中多出土面具，虽然它们在制作风格上有相通之处，但个体之间有鲜明差异。原因是根据死者生前的面容进行模拟写实。具体体现在胡须、眉毛、额骨、神态，以及睁眼或闭眼等细节上。 《缠枝卷草纹鞋》吐蕃（7-9世纪） 这是一只做工十分精美的银鎏金鞋。采用锤揲法制成。鞋底布满繁茂的缠枝卷草纹，边缘有一圈镂空镶嵌绿松石的联珠纹。鞋面边缘饰以镂空的折枝纹。鞋头由卷叶纹组成一组纹饰。 前掌后跟部用两片金箔连结成一体。可自由调节其长短，以一枚银钉连接。由此推测出它不具备实用性质。很可能吐蕃王公贵族死后的葬具。 《项饰》辽(907-1125年) 环状的项饰为红铜合金锤揲而成。上施鎏金，但部分已剥落。项饰中央饰有两行铭文。内缘和外缘饰卷草纹，联珠纹将铭文与卷草纹隔开。 有学者认为铭文为密宗音咒的内容。项饰背部有织物残留，或用于缝缀在菩萨雕像之上。 《双凤戏珠纹卷云冠》辽(907-1125年) 这是一件由十六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卷云金冠。上面还有二十二枚鎏金圆片，饰有菊花、鹦鹉、雁、飞鸟、太极图案。 《缠枝花卉纹马带饰》辽(907-1125年) 这组马带饰由八十九件带饰组成。计六十件长方形带饰，六件T形带饰，十五件䤩尾，八件扣饰。 每件带饰上均饰镂空七瓣花卉、瓜果、叶纹以及卷草纹。这组带饰由铸造、錾刻和鎏金制成。每一件扣饰都有一个贝形扣、可活动的舌以及一个铁制穿针。《辽代带具》 辽代腰带式样丰富。牡丹纹蹀躞带部件精细，共七十一件饰件。胡人牵狮带饰具有唐代(618-907年)风格，姱片上用来垂挂小带的“古眼”已失去原有功能。带饰运用了金丝模仿绳索，画面富于立体效果。胡人牵狮主题延续到了元(1206-1368年）、明(1368-1644年）时期。 《龙凤纹卷云冠》辽(907-1125年) 这是一件由多片形状如云朵的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的鎏金铜冠。上面还有数枚鎏金圆片，上饰凤鸟纹饰。 *《灵芝冠鹿草木纹带饰及扣》辽(907-1125年) 这组腰带饰及扣一共十八件。其中有两件扣饰，两件䤩尾，以及十四件銙片。其中八件銙片为正方形，上饰一对灵芝冠鹿，相对卧坐于伞盖形树下。 灵芝冠鹿纹是契丹金银器中常见纹饰。如辽宁能武朝阳沟二号墓银鎏金饰件和耶律羽之墓银鎏金鹿饰的纹饰。*《牡丹纹蹀躞带饰及扣》辽(90751125年) 这组带饰的每一块银鎏金銙片均由锤揲、錾刻制成。銙片中央为牡丹花纹，井以錾刻麻点纹为地。扣及䤩尾则为青制铜鎏金制成。其上的图案为先錾刻，后鎏金，立体度不及銙片。 据考古发掘信息方形的銙片组成了腰带的主体。而悬挂腰带下方的装饰则通过銙片下方的孔洞悬系。踝蹬带的小带用于悬挂随身物件。如刀子、锦囊等物。 《云凤纹鞍桥饰》辽（907-1125年） 这组云凤纹鞍桥饰片呈弓形。分别为一件马鞍的前鞍桥与后鞍桥的包片。两件纹饰主题相同，均为两只长尾凤鸟相对而飞，中间有一朵卷云将凤鸟隔开。与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大营子辽代驸马墓中的鞍桥饰片有着相似的纹饰。 这组鞍桥饰片为银质，云凤纹鎏金。辽代马鞍金属包片以银质和银鎏金质最多，铜质和铜鎏金质较少，不见纯金。 *《双凤戏珠纹捍腰》辽(907- 1125年） 捍腰呈山字形，中间高，两边低。表面以卷草纹为地。双凤相对振翅高水，中间有火珠颗，四周饰祥云纹。《辽代骑射用具》 捍腰也称“擀腰”，是一种旨在御寒和保护腰部的戎装。使用时以丝带或革带穿系两端带扣，围于腰后，于腰前系结。随着时间的推移，捍腰不仅具有了保护功能，还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上面常常雕刻龙、凤纹等图案。 《花卉纹臂鞲》辽（907-1125年） 臂鞲盾形微弧，两侧留有椭圆形长孔。孔内或穿系绳索，便于佩藏，鞲面饰花卉纹。辽代臂體的材质有玉、玛璃等宝石类；金、银、销等金属类；骨，木类及玻璃质。 但目前发掘的金银质地辽代臂鞲，仅见过辽宁彰武朝阳沟辽墓中出上的银鎏金鞲。 《双凤戏珠纹额冠》辽(907-1125年) 这类额冠无冠体，是与其他冠帽搭配使用的额前装饰。通常尺寸无法围拢为冠圈，故缝于织物上进行佩戴。 这件镂空铜鎏金额冠做工精巧。主体纹饰中央饰一颗火珠，从卷云纹中再再升起。火珠两侧各有一只凤鸟，双翼伸展。各有五根尾羽，向上翻飞，连结于额冠的上方。 《双凤戏珠纹冠》辽(907-1125年） 这是一件精美绝伦的银胎鎏金冠。由‌16片云朵状镂空金属片‌连缀拼合而成。饰有‌22枚鎏金圆片‌，纹样含双凤、菊花、鹦鹉、雁鸟及‌太极图‌等中原元素。采用锤揲、镂空、连缀技法。体现辽代金工将游牧灵动与中原规制结合的高超技艺。‌ 该冠为辽代皇室丧葬礼器。其主人陈国公主年仅16岁嫁予亲舅舅萧绍矩，两年后双双离世。是辽代皇室政治联姻的典型见证。 《双凤戏珠纹鞋》辽(907-1125年） 这双铜鞋通体鎏金，唯边缘未施，留有铜边。鞋身满饰双风戏珠与卷云纹。鞋内侧有一用于开合的叶片，或为便于穿脱用。 *《花卉纹巾环》金(1115-1234年） 这是一对铸造而成的巾环。正面饰高浮雕花卉纹，背面有三环扣。*《冠饰》西夏(1038-1227年) 这是三件锤揲而成的冠饰。最大一件正中镶嵌绿松石，口沿外饰联珠纹和以金线绕成的花瓣和云纹。第二层设十五个掐丝圆托镶嵌绿松石。第三层镶嵌二十六颗绿松石。 托只有联珠纹和云形金片装饰。各层之间相隔素面带并穿孔。两件较小的饰物形状和装饰大致相同，中央镶嵌物已失，可与较大一件成套使用。 《缠枝花卉纹梳》宋(960- 1279) 这是一件镂空制成的半月形梳。梳背上饰有缠枝花卉纹，靠近梳齿一圈边缘则是通过刻划制成纹路。梳齿大多保留完好，从正面弯折，因此正面看去光滑圆转。《宋代首饰》 金银首饰在两宋时已非常普遍，造型与纹饰也十分丰富。宋代出现不少新款发饰，其中一类名为花筒簪。这类花筒簪有时单支出现，有时成对出现，并套上花帽制作成双股钗。桥梁式钗，作为并头式钗的延展，有了更多翻新的花样。 《云龙纹簪》宋(980- 1279年) 这三只发簪的制作工艺完全相同。簪首分别由两片组成，中间通过鎏金银线相连，经雕镂和錾刻而成云形。簪首中央的团花表现了两条相斗的龙。口部大张，遍身鳞甲。较长的饰片则饰以锁空花卉纹，用于焊接连接管脚。 《花卉纹珠帘梳背》宋(960-1279年) 这是一件锤操而成的梳背。呈拱桥形，表面镂空和錾刻缠枝花卉纹和联珠纹。梳背外缘缀花网，插戴时花网倒垂如幕。 这种珠帘梳流行于南宋后期，是在梳背另挂珠花串成的珠网，如帘垂下。上海博物馆藏南宋绘画《歌乐图》中的仕女，鬓上便饰有四弯垂挂白珠的帘梳。 《狮子缠枝纹项饰》宋(960-1279年） 项链以瓜形金珠和菱形透心水晶串成。前加镂雕双狮缠枝纹椭圆形坠饰，个别珠饰乃典型宋时之物。 《明代女性头饰》 一大变化是开始使用俗称“鬏(dí)髻”的发罩。便利于同时妆点各式簪钗，统称“头面”。包括插在鬏髻正面的“挑心”——插于鬏髻前后正中的一种样式特殊的簪。 常见主题有观音、王母骑凤、麻姑献寿等；还有插于挑心下的“分心”和“花钿”，以及倒插于两鬓的“掩鬓”与小簪——掩鬓插在左右鬓发两侧。造型多做成带尾的祥云状或团状，两件成对。镶嵌各式珠宝玉石，亦是明式金饰的一大特色。 《鬏(di)髻罩》明(1368-1644年) 这款鬏髻罩男女皆可用，呈半球形，以细金编织而成。鬏髻中间的表面有一道绕成圈状的金线和焊接的痕迹，罩内以粗金线绕成八瓣莲花。 明神宗(1573-1620)的定陵曾出土同样以细金线编成的鬏髻罩。因而此罩可能是同类冠的一部分。此类发饰在明代广泛流行，极大地改变了发饰和簪钗的使用。 《龙戏火珠纹簪》明(1368-1644年) 这是一枚簪首累丝镂空而成的簪子。镶嵌红宝石赶珠云龙纹，两颗火珠为红宝石。背面焊接一端锐利的金簪脚。 《双龙戏珠纹梁冠》明(1368-1644年) 该束髻冠累丝而成。顶部呈半球形，有六道梁。底部呈扁平的圆领，后背立双翼形饰片。 这个髻冠的装饰繁复瑰丽，顶和底部更饰以蝙蝠和莲花形饰；罩梁錾刻联珠纹和卷云纹；底部双翼用金丝编成。双翼饰寿山福海和金丝编成的五爪戏珠双龙；其中火珠银嵌红宝石。龙颈部有弹簧，行动时龙首会随之摇摆，十分生动。 《叶形步摇簪》明(1368-1644年) 金簪呈叶形，表面錾刻叶脉，悬挂白玉制成的小环。摇摆效果如宋时的“步摇”。 《牡丹形分心》明(1368-1644年） 这枚牡丹形分心或是一个更大的头饰的一部分。背后的叶子由三部分组成，后焊接编织在一起。鎏金金线描绘出叶脉，花瓣则由编织的金丝制成。牡丹花蕊或镶嵌宝石，现已佚失。 《吉祥纹带饰》明(1368-1644年) 带饰在明代仍然流行。但其形状和纹饰与展览开头所展示的草原风格帶饰已相去甚远，展现了中原的审美意趣。 这组十七件带饰以锤揲和镂空制成，分别呈海棠形、倭角长方形和圆形。正面一部分饰喜鹊、梅花和牡丹，谐音“喜上眉梢”和富贵之意。另一部分饰莲花和鸭子纹，取“连登科甲”之谐音。明、清时期首饰上喜用谐音意象代表吉祥寓意。 《凤纹挑心及掩鬓》明(1368-1644年) 此组簪饰部分可能是由官方的银作局所制，属典型明式簪钗。它们包含一只插于鬏髻正面中央的挑心和两支戴于两鬓的掩鬓。挑心呈如意形，掩鬓则呈云朵形，均锤操而成。镂空团花凤凰纹并垫金片。挑心簪脚表面刻有“—口三口五分”。掩鬓的簪脚短小而光素。 《鹤鹿纹帔坠》明(1368-1644年) 帔坠为梨形，饰镂空鹤鹿纹。纹饰中央底部有一立鹿，引颈昂首，中央上部有一瑞鹤，展翅翱翔。鹤首朝下，似与鹿交相嬉戏，画面十分生动。周围饰梅、兰、松、竹纹饰，取鹤鹿同春、松鹤延年之意，寓意美好。《霞帔》 在唐时为仙衣道服，五代后逐渐演化为礼服。帔坠为霞帔底端的一个压脚。宋代(960-1279 年）以来以“冠帔”作为命妇殊荣。明代亦继承其制，以凤冠霞彼昭示身份。 明代帔坠的纹饰中大多只有一只禽鸟。已发现等级最高的帔坠出士于定陵。镶珠宝桃形的金帔坠分别镂刻着二龙戏珠及海水江崖和云纹。正中部镶嵌一颗象征火珠的珍珠。 *《摩羯形耳环》明(1368-1644年) 这组耳环为传统摩羯形耳环的款式演变而来。以累丝、锤揲、镂空、焊接等工艺制成。在这组耳饰的摩羯U形身体上，有数量不一的坠饰。坠有小铃、寿桃、竹叶等纹饰。*《葫芦形耳环》明(1368-1644年) 这对耳环以白玉雕成葫芦形。再由金线贯穿葫芦，与顶部莲叶形顶饰相接，莲叶与可供佩戴的金丝相连。锁玉的葫芦形耳环在明代纳人與服制度，在当时十分流行。 江苏、四川、辽宁、云南等地均有葫芦形耳环出土。有的为光素的葫芦形，有的则增加各种装饰。 《花鸟纹帔坠》明(1368-1644年) 帔坠呈荷包形，饰镂空花鸟纹。其中央底部一菱形开光中有一飞翔凤鸟，下有一朵菊花。开光外饰兰花等花叶纹。上方为一倒覆的荷叶形，其上同样有兰花等花卉纹。 《缠枝菊花兔衔灵芝纹梳背》明(1368-1644年) 这对梳背锤操成拱桥形。以缠枝菊花为主纹，花蕊镶嵌红宝石。梳背两端有兔衔灵芝纹，无纹处饰錾刻的点状纹饰，形成反光效果。梳背的两端有素面金片，原应用来包裹梳齿。其形制和工艺均属典型明代发饰。 《凤纹帔坠》明(1368-1644年） 帔坠以两金片合成，梨形，饰镂空云凤纹。底部有活扣，可以开合，顶部另錾以卷云纹的钩扣合与悬坠。类似帔坠最早见于宋，明代例子较多。 小记: 这场“含金量”极高的展览，不仅让我大饱眼福。更让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滕春林 2026.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