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下的春天

至信長遠（文）

文/至信长远

图/手机随拍

人是不是都这样，越是走得远了，越觉得来路上一草一木都是好的。小时候的天总是蓝的，苹果园里的风总是甜的，连落在肩上的那片叶子，都像是树悄悄递来的信。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美好里都藏着一场将来的离别，就像所有的春天里，都藏着一个我们当时还认不出的、遥远的秋天。

今天我想说说我的二舅。一个已经走了的人。

在旁人嘴里，他的名字常常和“没责任心”“不靠谱”“冷血”连在一起。这些词像一枚枚钉子，把他牢牢钉在一个灰色的框架里。人们总爱用自己的尺子去量别人，尤其是对亲人——对亲人，往往最不宽容，最不肯放过。我说这些，不是要给二舅平反。说真的，他的确有让人指摘的地方，有让亲人寒心的时刻。可我还是想说说他的好，说说那些被“坏”字盖住的、细碎的光亮。我希望那些爱过他的人，能原谅他，理解他，哪怕是，可怜他。

也许每个人的心都是一座冰山，浮在水上的那一角，从来不是全部。

否则，为什么在他的葬礼上，那些曾经数落他、躲避他、提起他就摇头叹气的人，哭得那样撕心裂肺？

我想起小时候。那时候二舅还没成为一个“坏人”。他大我十岁左右，在我几个舅舅里，大舅待人诚恳、做事踏实，三舅精明强势、说一不二，而二舅，是那种眼睛里总闪着光的人——聪明、手巧、古灵精怪。他会修好破旧的收音机，会顺手解决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困难。他笑起来的样子，让人愿意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那些话后来都飘散在风里。

记得他和我二妗子谈恋爱那阵，两个人来我家苹果园。春天的苹果园，花开了满树，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就落在他们肩上。我那时候小，什么都不懂，只记得他们站在花影里，二妗子低着头笑，二舅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让我觉得“真好啊”的东西。那种东西，后来我在书上读到，叫爱情。

再后来，他们有了女儿，我的表妹。我常去他家，看见二舅把表妹举过头顶，举得高高的，孩子在半空中咯咯地笑，他的脸仰着，接住那笑声，好像接住了世间最珍贵的礼物。那个时候，他像一个好父亲的标本，每一个动作都写着“宠溺”两个字。

然后他去了南方。东莞，一个听起来就潮湿闷热的地方。三舅先去的，已经站稳了脚。二舅在工厂里，学会了炒菜，手艺还不赖；后来又学了水电，什么水管电路，到他手里都服服帖帖。在异乡，他就是靠这些本事生存的。一个聪明人，到哪里都能长出根须，哪怕那根须扎在水泥地里。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从武警部队退伍。次年四月，我和二妗子一起去了广东。我是想找份工作，二妗子呢，除了找活干，肯定也是想他了。那一次，二妗子在广东待到年底，回来的时候，肚子里有了我的小表弟。

怀孕那段时间，到她生下表弟，我觉得他们之间还是好的。虽然一个在老家，一个在远方，但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着，那头是丈夫和父亲，这头是妻子和母亲。线绷得紧紧的，但没断。

可是线，终究是断了。

小表弟能满地跑的时候，二舅从广东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手指断了几根。怎么断的，没人说得清。有人私下嘀咕，说他在外面没干好事，被人修理了。我没去求证，也不敢。只是看着他那几根残指，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二舅这个人，怎么说呢。胆子是有的，脑子也活，可那张嘴，吐出来的话虚虚实实，让人分不清哪句是真。敢骗人，却又怕挨打。这是大家的说法。我也隐约觉得，大概是这样。可一个人为什么要用谎言搭建自己的生活？是真的坏，还是因为那真实的日子太苦，苦得他需要编一个甜一点的版本，才能撑过今天，熬到明天？

从广东回来以后，他和二妗子之间就有了裂痕。那裂痕起初是细细的，看不见，但两个人都能感觉到。我问过他一次，他的说法是，她先背叛了他，在外面找了别人；既然这样，他后来在感情上也就随便了。我没法判断这话的真假，也没有资格。感情里的事，外人看见的永远是冰山浮在水上的那一角，水面下的寒冷、纠缠、崩塌，只有沉在其中的人知道。

回到西安以后，二妗子对他其实不差，甚至可以说，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讨好。可他对她，始终是那种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样子。不离，也不近。偶尔回家，又随时会消失。也许是为了孩子，也许是因为她还会给他钱花。到底是什么，他没说，我也没再问。

从那以后，二舅的生活就像一个断线的风筝。他做过安装门窗的包工头，也干过贴保温墙板的活，到底挣没挣到钱，没人知道。大家只看见，每隔几年他出现在亲戚面前时，总比上一次更落魄一些。然后他开始借钱。东家几百，西家几千，借了，就很少有还的时候。一开始大家还念着情分，时间长了，所有人都开始躲他。亲人的门，一扇一扇地关上了。

就这样，十几年。

十几年的风霜，把当年苹果园里那个眼睛亮亮的年轻人，磨成了一个谁都不愿意多看一眼的、落魄潦倒的中年男人。

可是，我还是见过他另外的样子。去年，大舅和我妈先后生病住院，二舅都回来了。他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凳上，和自己的哥哥姐姐说话，一说就是很久。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远远看见他侧着脸，神情是少见的安静，像一个走累了的人，终于坐下来了。

后来，我和二姨家的表弟约他吃了顿饭。他说不要吃太贵的，别乱花钱。那天去吃了顿自助餐，他吃的不多，闲聊中，他说了些自己对家里老人和孩子愧疚的话，也说自己身体不太好，说从前做了很多不对的事，说现在也回头了，他说他爱女儿，爱儿子，不想再给孩子添麻烦了；说二妗子已经和他起诉离婚，家里的房子，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他说想在最后拼几年，给孩子们多少留下点什么。

这么多年了，我们对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就像看惯了墙上的那道裂缝，再也不会惊讶。我们习惯性地忽略了他的身体，忽略了他藏在那些话里的、微弱的求救。

直到不久后的那一天。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

他提着行李箱，是在去外地打工的路上。心梗。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行李箱里装的什么，我没有问，大概是几件旧衣服，几包烟，也许还有一些家人的照片。

殡仪馆的灯惨白惨白的。他躺在那里，表情定格在一个痛苦的样子上，牙关紧咬，眉头拧在一起，像是最后那一刻，他正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斗。我妈、我姨、大舅、三舅，都哭得站不住。姐姐哥哥弟弟再怎么怨过他，再怎么叹过气、骂过他不争气，此刻也都哭成了泪人。

人生怎么这样匆忙呢。那个曾经在苹果花下笑着的年轻人，那个把女儿举过头顶的父亲，那个断了手指从南方回来的旅人，就这样走了。从此，天人永隔。

劝慰长辈的时候，我们几个晚辈都没怎么掉眼泪。不是不难过，是那种钝钝的、还没反应过来的麻木。直到葬礼那天。

我看见了那张照片。

就是那张挂在灵堂正中的、放大的照片。不知道是谁选的，大概是多年前的旧照吧。照片里的二舅，比后来年轻许多，可让我心里一紧的，不是他的年轻，而是他眼睛里的东西。那双眼睛里，竟装满了深深的忧伤。

是忧伤。一个“坏人”的眼睛里，怎么会有那样多的忧伤？我站在照片前面，像被什么东西猛地击中了胸口。那一刻，所有的责备、怨怼、疏远，都退潮一样退去了，裸露出来的，是一片荒凉的沙滩。

他走以后，我常常会想起他。想起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我想，他也许并非大家口中说的那样不堪。说他骗过大家，可细细想来，其实也没有谁有什么太大的损失。那些借出去没还的钱，比起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比起一个人孤零零客死他乡的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呢。

也许，在他真正需要依靠的时候，我们都伸不出手，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要伸手。我们忙着和他划清界限，忙着证明自己和他不一样，忙着教育小辈“千万别学二舅”，我们忙得忘了，他也是一个人，一个会痛、会怕、会后悔、会在深夜辗转难眠的人。

也许，他真的是一个多情的人。因为被辜负得太深，因为伤得太重，索性就把自己放逐了。像一个孩子，被最信任的人推倒在地上，干脆就躺在地上不起来了，滚了一身的泥，任由别人指指点点，也不解释，也不爬起来。

也许，他真的都做错了。可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该得到的温暖，难道不应该是来自家人的吗？如果一个犯错的人，连家门都进不去，那他要去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可以回头的路口？

二舅。

你已经走了。一切都无法挽回，那些没说的话，没伸的手，没给的拥抱，都成了余生里细细密密的针，不定时地扎一下。

你的错，大家原谅你了。真的，原谅了。从前那些责备，那些疏远，何尝不是另一种爱。也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没有在你最冷的时候，给你一件衣裳。对不起，没有接通你反复拨打的电话，问问你是不是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

愿你一路走好。

愿那边的苹果园，四季都开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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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里的雨季》

请别再怪他了，

他已把一生的债，

用沉默还清。

我看见那张放大的相片——

原来“坏人”的眼睛里，

也蓄满了整个雨季的云。

春天在苹果园里教会我们相爱，

却没教会我们，

如何接住一片下坠的叶。

他走得太急，

行李箱里只装了异乡的风，

和一声来不及叹出的，

对不起。

活着的人开始练习原谅，

对着黄土，对着旧照片，

对着那个提着行囊在车站徘徊的，

年轻的、说谎的、回不了家的孩子。

一场葬礼之后我才明白：

有些春天只在回忆里返青，

有些人，要等黄土覆上棺木，

我们才学会流泪，

才学会，

在坚硬的人间，

柔软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