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英国美术馆之一

王feel

流亡者与王朝（1545–1640）这个展厅里的巨幅肖像画讲述了关于迁徙与权力的故事。这些作品的年代跨度从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末期一直到查理一世（Charles I）时期。在此期间，英国最成功的艺术家都是移民，主要来自北欧。许多人是以难民身份抵达，逃离祖国的宗教迫害。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寻求新的职业机会而来。自新教改革和亨利八世脱离天主教会以来，宗教图像在英格兰遭到破坏。艺术家们现在专注于为皇室成员和贵族绘制精美的肖像画。这是一个英格兰开始与世界其他欧洲列强竞争的 era。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向东印度公司授予皇家特许状，授权其攻击与亚洲进行香料和纺织品贸易的荷兰及葡萄牙船只。其他英国贸易公司开始在北美东海岸建立殖民地，这些领土位于法国和西班牙声称拥有的领土之间。圣基茨（St Kitts）、巴巴多斯（Barbados）和尼维斯（Nevis）群岛成为加勒比海地区第一批永久性的英国殖民地。英国私掠船主通过从西非贩运被奴役的人口跨越大西洋前往美洲而获利。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军事行动在爱尔兰展开，以重新确立对盖尔人（Gaelic）人口的控制。许多英国富有的贵族从这种日益增长的国际势力中获利。他们委托欧洲一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为自己绘制壮观的画作，特别是来自低地国家（现比利时和荷兰）的艺术家。对奢华服饰、珠宝和纹章的精细描绘，颂扬了被画者的名声、地位和家族世系。凡·戴克（Van Dyck）那极具戏剧性的奢华风格将对后世的英国艺术家产生深远影响。 英国佚名画家《21岁年轻女子肖像，人物疑似海伦·斯纳肯博格，即后来的北安普顿侯爵夫人》，1569年橡木板面油画这幅肖像的创作者大概率是艺术史上所称的“沃里克伯爵夫人画师”。画中人普遍被认定为海伦·斯纳肯博格，她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女官，日后在朝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65年，她随瑞典塞西莉亚公主到访英格兰，并留在当地，与年长的北安普顿侯爵定下婚约，二人于1571年成婚。她耳后别着的康乃馨，象征着这份婚约。 英国佚名画家《安妮·沃特里肖像，即后来的莫顿夫人》，约1620年布面油画画中的安妮·沃特里是亨利·李爵士的弟媳，亨利与王室御前骑士李爵士同名。这幅画曾陈列于牛津郡迪奇利庄园，李氏家族宅邸。整幅构图是英国詹姆士一世时期典型的“帷幔地毯式”肖像范式：人物全身立绘，几乎正对观者，两侧衬着华丽写实的帷幔。区别于同类作品，她脚下铺的是蒲席，而非华贵地毯。画师身份已无从考证，这件作品有可能出自工坊多位画师的协作创作。 英国佚名画家《乔蒙德利家族两位女士》，约1600–1610年木板油画依据画面左下角铭文记载，这幅画描绘了“乔蒙德利家族的两位女士：二人同日降生、同日成婚、同日诞下子嗣”。为记录这段传奇家族往事，画中二人正装卧床，怀中婴儿裹着猩红色布料。粗看之下两人容貌别无二致，但画家在蕾丝配饰、珠宝、瞳色等细节上对两位女士与婴儿做了细致区分。画面形制借鉴了当时的墓葬浮雕风格，两位女士的具体身份现已无法考证。 大卫·德·朗格（1611–1675）生于伦敦，常年定居伦敦《索尔顿斯托尔家族群像》，约1636–1637年布面油画这幅尺寸宏大、风格独特的家族群像，灵感源自当时繁复的家族墓葬雕塑——这类雕塑常会将生者与逝者刻画在同一画面中。画中人物被确认为理查德·索尔顿斯托尔爵士一家：他拉开床边的红色帷幔，帷幔内躺着他已故的第一任妻子；亡妻伸手朝向夫妻二人幸存的两个孩子。爵士则望向身旁健在的第二任妻子，夫人怀中抱着两人的孩子。作者大卫·德·朗格原本以绘制微型肖像画为主。 英国佚名画家《兰利的威廉·斯泰尔肖像》，1636年布面油画威廉·斯泰尔是一名律师，深度参与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这幅肖像遍布各类象征符号。地面上的纹饰与配套箴言点明：人心无法被俗世事物填满，始终渴求精神归宿。窗边摆放的家族纹章、堆叠的书卷文稿与一把小提琴，代表他舍弃的世俗浮华；他迈步走向象征教会的密闭花园，花园之外是遍布古典遗迹的异教荒野。 宫廷对抗议会（1640–1720）这是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内战、弑君和政治革命相继发生。新思想诞生，新艺术形式蓬勃发展。1642年内战爆发，导致查理一世被处决，随后是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十年的严格清教徒统治。克伦威尔死后，1660年君主制复辟，查理二世成为国王。一些英国最有才华的艺术家在这场动荡中茁壮成长，例如荷兰画家彼得·莱利（Peter Lely），他是查理二世的官方肖像画家。随着周围世界的重塑，其他艺术家的境遇也随着政治风向起起伏伏。在全球范围内，英格兰开始通过征服爱尔兰和牙买加来扩张其殖民利益。英莫卧儿战争（Anglo-Mughal War）标志着在印度日益增长的野心。哈德逊湾公司挑战法国在北美部分地区的霸权，而皇家非洲公司则使早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正规化，利润归于君主。在国内，1688年的“光荣革命”催生了政党政治。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联合法案》建立了大不列颠王国。在这些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中，英国的艺术也在发生转变。一个新的专业阶层现在有足够的钱购买画作。为了吸引这一新受众，来自低地国家的艺术家引入了风景画、静物画和战争画等新流派。也有更多英国本土出生的画家，引发了关于建立新的“英国画派”的争论。这也是第一次出现了成功的女性职业画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玛丽·比尔（Mary Beale）。 扬·西布雷希茨（1627–1700）生于佛兰德斯安特卫普，先后在安特卫普、伦敦生活《泰晤士河畔亨利镇，带彩虹的风景》约1690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大概率是画家为当地地主创作，用以彰显主人的土地所有权与财富，同时也流露着画家对自然、气象光影效果的浓厚兴趣。画面左侧几名人物正沿河牵拉泰晤士河上的驳船，点明这是一处生产性郊野景观——在当时，河道是城市物资与食品运输的命脉。西布雷希茨专长于全景风景画，常以乡间宅邸作为画面核心，采用高空俯瞰式构图。 大都会时代（ 1720–1760）伦敦是彼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城市，全球商贸核心枢纽。威廉·荷加斯等艺术家为世人展现了都市生活的万千面貌。西欧迎来一段和平的经济增长期，伦敦发展成繁荣的商品交易市场与咖啡馆聚集地。它与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一同，也是跨大西洋黑奴贸易的关键据点，贸易带来的商品与巨额财富源源不断涌入英国各个城市。1756年战事爆发后，英国击败法国，借此巩固海外势力：扩张北美殖民地，并夯实在印度的统治权。宗教狂热与教派冲突渐渐平息，全新商业价值观占据主流。富商阶层与贵族、土地所有者并肩，在伦敦艺术市场拥有重要话语权。画家们为他们绘制小型家族友人群像，这类作品被称作“交谈肖像画”，发展成极具英国本土特色的绘画门类。这些描绘上流社会风雅日常的时髦画作，折射出依托殖民财富兴起的消费热潮：人们吸食烟草，用砂糖调配茶与咖啡，再以中国瓷杯饮用。荷加斯的交谈肖像以松弛鲜活的风格闻名。他刻画熙攘市井、辛辣讽刺不同社会阶层的作品广受追捧。彼时卡纳莱托等欧洲顶尖画家仍赴伦敦创作，但英国本土也掀起风潮，力求建立本土画派，荷加斯更是全力倡导这一目标。 这幅画是《辉格党核心集团》，由英国画家约翰·詹姆斯·贝克于1710年创作，描绘了当时英国政坛中辉格党的核心政治领袖们，由首任奥福德伯爵爱德华·拉塞尔委托绘制，旨在彰显该政治派别在安妮女王时代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画面中六位身着华丽长袍、佩戴假发的男性围坐于桌旁，桌上散落着文件、书籍与地球仪，象征着他们参与国家治理、外交与殖民事务的权力角色。左侧背景中隐约可见一位黑人男孩，其身份至今成谜，有学者推测他可能是象征殖民地财富或奴隶贸易的隐喻符号，也有人认为他仅是装饰性人物，甚至可能并非真实存在。这幅作品不仅是一幅群像肖像，更是一份政治宣言——它记录了18世纪初英国政党政治的成型阶段，也反映了艺术如何被用于塑造权力形象与社会地位。画中人物的服饰、姿态与道具（如地球仪、卷轴）均经过精心设计，以传达其学识、权威与国际视野。 盖文·汉密尔顿（1698–1737）生于苏格兰汉密尔顿，后定居伦敦《杜凯恩与伯姆家族群像》1734至1735年布面油画这幅正式的家族群像记录了杜凯恩、伯姆两大富商家族联姻结盟的往事。两大家族均为胡格诺派（法国新教）后裔。胡格诺教徒在法国遭受迫害，于是逃往新教国家寻求庇护，约四万至五万名胡格诺移民前往英格兰定居。其中多数人落脚伦敦，尤其城东的斯皮塔佛德区，他们在此创办丝织产业；还有大批金银匠等手艺匠人。这次移民也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之一。 戈弗雷·内勒（1646–1723）生于德国吕贝克，曾旅居莱顿、阿姆斯特丹、罗马、威尼斯、汉堡，最终定居伦敦《哈维家族肖像》1721年布面油画画作描绘埃塞克斯郡奇格韦尔市罗尔斯庄园的哈维家族。家族财富来源于黎凡特（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商贸生意。家族先祖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威廉·哈维。这幅画的尺寸与构图效仿宫廷贵族宏大肖像范式，这类醒目的作品原本陈列于庄园画廊，与历代先祖肖像一同展出，以此凸显家族世代传承的脉络。 威廉·荷加斯（1697–1764）生于伦敦，一生常住伦敦《斯特罗德家族肖像》约1738年布面油画威廉·荷加斯笔下生动小巧的“交谈肖像”（生活化群像）在18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画中人物姿态自然，置身居家环境，闲谈、品茶等日常活动成为画面主体，本幅画作地面上还摆放着一只茶叶罐。画主威廉·斯特罗德是伦敦富商，家族依靠南海公司股票交易积累财富，而这家公司深度参与黑奴贩运。画面里他坐在家庭教师亚瑟·史密斯博士身旁，这位博士后来出任都柏林大主教；画中还有刚与威廉成婚的安妮·塞西尔夫人，以及他的亲属斯特罗德上校。 威廉·荷加斯（1697–1764）生于伦敦，终生定居伦敦《〈乞丐的歌剧〉第六幕场景》1731年布面油画这幅作品是英国最早描绘舞台演出的画作之一。约翰·盖伊创作的《乞丐的歌剧》1728年在伦敦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剧院首演后立刻大获成功。荷加斯捕捉了全剧高潮桥段：入狱的拦路强盗马克希斯站在画面中央，两名女子都自认是他的妻子，正在为他求情。身着白衣的演员拉维尼娅·芬顿，目光直视画面右侧包厢里她现实中的爱人——博尔顿公爵。 威廉·荷加斯（1697–1764）生于伦敦，终生定居伦敦《索尔特夫人肖像》1741年布面油画这幅肖像里，荷加斯运用厚重粗放的笔触，突出衣料褶皱，强化画面雕塑般的立体感。紧身胸衣上的白色蕾丝花边立体醒目，环绕粉色花卉蝴蝶结形成一道S形曲线。这条曲线是荷加斯对其理论“优美与雅致之线”的早期视觉实践，他认为这种蛇形曲线是自然界与艺术中一切绝美形态的根基。 威廉·荷加斯（1697–1764）生于伦敦，终生定居伦敦《昔日英格兰烤牛肉（加莱城门）》1748年布面油画本作取材真实经历：荷加斯当年在加莱城门写生时，被当作间谍逮捕。画面最左侧藏有画家自画像，刻画出他敏锐观察周遭的模样。同时这幅画也是宣扬英国民族主义的寓言，充斥着排外刻板形象：衣衫单薄的法国士兵、流亡的苏格兰詹姆斯党反叛者、贪婪的天主教修士。进口的优质英国牛肉，与寡淡稀薄的法国浓汤形成鲜明对比。 威廉·荷加斯（1697–1764）生于伦敦，终生定居伦敦《荷加斯六位仆人头像习作》约1750–1755年布面油画这幅仆人肖像习作写实、随性且生动鲜活，精准捕捉到每个人物独有的气质，是18世纪罕见描绘英国工薪阶层的肖像作品。这幅画也相当于荷加斯肖像业务的宣传品，陈列在他的画室中，用来吸引有消费能力的贵族富商客户。 约书亚·雷诺兹 1723–1792 生于德文郡普利姆普顿，曾定居普利茅斯、伦敦、罗马《班普菲尔德夫人》1776至1777年布面油画画中人物是凯瑟琳·穆尔，这幅画大概率是为纪念她1776年与下议院议员查尔斯·沃里克·班普菲尔德的婚姻所作。彼时流行高发髻造型，她的头发没有扑粉，却盘得极高。她抬手朝向一朵百合，百合是纯洁的传统象征。人物姿态借鉴古典雕塑《美第奇维纳斯》，在当时，这座雕像被视作永恒女性之美的化身。雷诺兹这幅美化式肖像完全看不出，班普菲尔德夫人日后的婚姻将接连遭遇家产大幅缩水、出轨流言，二人最终走向分居。 约翰·佐法尼 1733–1810 生于法兰克福，旅居雷根斯堡、罗马、特里尔、伦敦、佛罗伦萨、加尔各答、勒克瑙《布莱尔上校一家与一名印度孩童》1786年布面油画威廉·布莱尔上校曾在殖民时期印度的孟加拉军团服役。华丽的室内场景里，上校坐在画面正中，身旁是他的妻子与女儿们。一名抱着猫咪的印度小女孩站在一家人的侧边。她的真实身份、与这个家庭的关系至今无从考证，她或许是家中女仆的女儿，甚至有可能是布莱尔的孩子。墙上悬挂的三幅画作大概率是画家虚构创作。佐法尼笔下描绘的各类印度风情，看似富有吸引力，却又被刻画成偏离英国文明标准的异类，理应受布莱尔上校这类英国殖民官员管辖。 浮华之下的暗流（ 1760–1830）粗看之下，这间展厅展现出18世纪社会光鲜浮华的样貌。但画中描绘的人物生活与场景，都暗藏着那个时代深层的矛盾冲突。18世纪常被称作英国绘画的“黄金时代”。托马斯·庚斯博罗、约书亚·雷诺兹、乔治·斯塔布斯等艺术家在世时便声名远扬。他们创作美化人物的肖像画、劳作民众安乐祥和的画面以及田园诗意风景画。这些作品描绘了英国本土与部分英国殖民地里多元的社会阶层，营造出和谐、有序、优雅的氛围。即便是愈发丰富多元的绘画风格与技法，也仿佛印证着英国拥有言论与政治自由。然而，彼时的英国社会，无论本土还是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都远非团结安稳。这是矛盾激化、阶级分化严重的年代。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强国，依靠的是农田与工厂工人的辛劳、海陆军人的牺牲、加勒比种植园非洲黑奴的无偿劳作，还有对印度各地民众的军事与商业掠夺。工业技术进步推动贸易繁荣，但流通的财富与商品都建立在血泪代价之上。英国底层劳动者开始发起抗议，全新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部分上层富人也愈发不安，开始反思自身奢靡生活背后的道德问题。这些社会矛盾极少在当时的画作中直白呈现，却潜藏在画面之下：谁委托创作画作、委托人财富从何而来、画家选择描绘或刻意回避哪些内容，处处都藏着时代的裂痕。 阿戈斯蒂诺·布鲁尼亚斯 1730–1796 生于罗马，曾定居伦敦、圣文森特岛、多米尼克岛《加勒比舞会》1764–1796年布面油画这幅理想化的画作描绘了一群非洲裔与欧非混血女性，其中既有自由民也有奴隶，她们一同优雅起舞。阿戈斯蒂诺·布鲁尼亚斯主要为种植园主与殖民官员创作这类充满美感的种植园风情画。画中完全抹去了支撑这片景象的强迫劳动与暴力压迫，也回避了画中金主在压迫体系里扮演的角色。但反向解读这幅作品，依旧能窥见加勒比黑人文化的缩影。女性的服饰、非洲鼓等细节，体现出族群主动争取人格、持续抗争奴隶制的自主意识。 革命与改革（1776–1833）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战争、革命、技术和商业改变了全球各地的生活。这个展厅里的艺术品揭示了艺术家们应对这种动荡的不同方式。一系列革命、冲突和政治动荡在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引发了连锁反应。美国革命（1775–1783）推翻了那里的英国统治，促使英国将其殖民利益重新集中在加勒比海、印度、澳大利亚和西非。法国大革命（1789）以一个新的共和国取代了君主制。它成为政治抗议的试金石，引发了欧洲及其他地区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激进新思想。这些思想在加勒比海地区被奴役人民的解放运动（包括海地革命，1791–1804）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影响了后来废除奴隶制的国际运动。在此期间，英国和法国自始至终陷入了一场全球战争，最终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达到顶峰。英国的胜利巩固了其全球地位，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税收、贫困和失业率随之上升。这种情况加剧了阶级冲突，因为人们越来越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政治代表权。挫败感在1831年达到顶峰，当时全国各地爆发了起义。英国的艺术也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艺术家们通过探索各种各样的风格和主题来回应周围的动荡和不安，正如在这个展厅里所看到的那样。有些人直接触及时事，绘制戏剧性的战斗场景或革命思想家的肖像。另一些人则在动荡中创造了怀旧的英国愿景。还有一些艺术家以富有想象力和情感的方式做出回应，表达了席卷欧洲的浪漫主义情绪。他们关于超自然和崇高的图像唤起了恐惧和敬畏之情，表达了一种新的对抗精神。 菲利普·詹姆斯·德·卢泰尔堡 1740–1812生于斯特拉斯堡，先后旅居巴黎、瑞士、莱茵兰、伦敦《约克公爵殿下统领联军大举进攻瓦朗谢讷》，1794年布面油画1793年7月法军在瓦朗谢讷投降，这场胜利虽未能长久维持，却在英国举国欢庆。德·卢泰尔堡以此大捷为题材创作画作，1794年展出后收获口碑与市场双重成功。宏大的画幅与氛围感渲染，造就了震撼壮丽的视觉场面。画家亲自前往战地写生，画中人物形象清晰可辨，也让作品具备高度真实性。彼时国内对这场战争争议四起，这幅画塑造出赞颂英国军力的画面，以此提振国民信心。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 1738–1815生于美国波士顿，曾居住波士顿、意大利、伦敦《皮尔逊少校之死，1781年1月6日》，1783年布面油画这幅巨型画作描绘了英国军队稳操胜券的场面。1781年1月5日，法国入侵英属海峡群岛泽西岛。弗朗西斯·皮尔逊少校率军成功反击，画中将他塑造为为国捐躯的殉道者，受人颂扬。当时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正掀起独立战争，这场规模不大的胜仗极大鼓舞了英国民众士气。画中一名黑人士兵为少校复仇的情节，浪漫化诠释了英国各殖民地与属地民众对王室的忠诚。这名黑人的具体身份现已无从考证。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透纳 1775–1851生于伦敦，常年定居于此，游历英国与欧洲各地《滑铁卢战场》，1818年展出布面油画画面极具张力的光影，聚焦于遍地阵亡者的遗体。透纳描绘了1815年滑铁卢战役战后景象，此战终结了英法两国长达十余年的纷争。画家于1817年亲临战场实地写生，绘制大量速写底稿。他着重表现战争带给所有受难者的悲剧，无关国籍与军衔。彼时战争题材画作普遍主打爱国基调，透纳却写下“敌我将士，共葬于赤红沙场”。画作首次公展时，一旁附上了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这句诗文。 托马斯·索德·古德 1789–1872 生于诺森伯兰郡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并在此终老《阅报男子》，1827年展出桃花心木板面油画画中，读报是一件独处而非社交行为：男子全然沉浸在报纸内容之中。和邻展的《报贩》一样，这幅作品反映出当时报纸拥有庞大读者群体。19世纪初民众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大幅提升（拿破仑战争期间尤为突出），催生了旺盛的报刊需求。古德擅长绘制这类小幅室内场景，尤其痴迷光影效果。曾有评论家评价此作：“跳出画家以往略显矫饰的风格，观感令人愉悦。” 埃玛·索耶 1813–1842 生于伦敦，一生定居于此《手持书本的两名孩童》，1831年布面油画两名黑人小女孩并肩而坐，手中捧着一本《圣经》，周遭棕榈树暗示故事发生在加勒比地区。这是19世纪欧洲少见的以黑人为主角的肖像画。创作同期，加勒比黑人神职人员发起大规模运动，呼吁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女孩整洁得体的衣着与手中圣经，体现出加勒比宗教社群自给自足、具备读写能力的风貌。这些特质也被当时的废奴人士用作论据，推动加勒比黑奴解放事业。 彼得·卡斯特尔斯 1684–1749《伊索寓言：虚荣的寒鸦》1723年布面油画《伊索寓言》是源自古希腊、以鸟兽为主角、蕴含教化道理的短篇故事集。这幅画描绘的故事里，众神之王宙斯打算推举百鸟之王。所有鸟儿纷纷现身，供宙斯评判谁的外表最为华美。一只羽毛灰暗难看的寒鸦，捡拾其他鸟儿脱落的彩色羽毛装饰自己，借此变得光鲜夺目。它一度被宣告成为鸟王，可其余鸟类认出了属于自己的羽毛，一拥而上将羽毛尽数扯下，画面中上区域正刻画了这一幕。这个寓言用来警示世人切勿爱慕虚荣。 面向大众的艺术（1815–1905）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促使艺术变得极其受欢迎。源自生活和文学的戏剧性图像吸引了大批观众。19世纪，在帝国扩张和工业发展的推动下，英国的财富激增。虽然大多数人仍然贫穷，但许多人拥有了更多的金钱和闲暇时间。数以百万计的人享受着艺术和文化，无论是阅读查尔斯·狄更斯等作家创作的扣人心弦的小说，还是参观像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那样宏大的帝国展览。成千上万的人排队观看在英国各地巡展的流行艺术品。更好的印刷技术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或拥有复制品。这个房间里的一些画作变得世界闻名。议会法案和富有的捐赠者——通常是工业家——帮助在伯明翰、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伦敦等城市开设了免费入场的公共画廊。其中之一是由糖商亨利·泰特（Henry Tate）资助的英国国家美术馆，后来被称为泰特美术馆。为了吸引这些人群的注意，艺术家们选择了反映当时主流思想的文学和现代生活题材。他们经常忽视、歪曲或浪漫化许多人的经历。这些人包括女性、有色人种、工人或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然而，在这些画作中仍能看到这些生活痕迹。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1829–1896生于南安普顿，曾旅居泽西岛圣赫利尔、法国迪南、伦敦《安息谷》1858至1859年布面油画门德尔松的歌曲《安息》满含灵性与深切渴望，受此触动，米莱斯以此画探讨死亡主题。墓穴、头骨、丧葬花圈，还有夕阳下墓园肃穆沉郁的色调，都烘托了核心立意。前景里一座新坟正在修整，一名修女凝望坟墓，引导观者思考人终有一死的宿命。尽管死亡伴随着悲痛哀伤，但画作标题寄予希望：死亡能让人摆脱俗世烦忧，获得永恒安宁与圆满。 奥古斯都·利奥波德·埃格 1816–1863生于伦敦，终生定居于此《过去与当下第一幅》1858年《过去与当下第二幅》1858年《过去与当下第三幅》1858年布面油画 这三幅组画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婚外情所引发的一连串悲剧后果。居中画作《过去》：妻子跪在丈夫身前乞求原谅，孩子们在一旁目睹全程。丈夫手中握着坐实出轨的书信，脚下踩碎了情人的微型肖像。房间里遍布预示家族衰败的象征物，比如被对半切开的苹果。左右两幅画作描绘五年后的《当下》，也就是丈夫绝望离世两周之后。两幅画里出现一模一样的月亮，代表故事发生在同一时刻。画面中两个女儿彼此依偎、相互慰藉；失去住所的母亲蜷缩在伦敦泰晤士河畔阿德尔菲拱廊之下，怀里抱着她与情人所生的婴儿。墙边张贴着戏剧海报《受害者》《爱情解药》，还有“巴黎欢乐短途游”的广告，全都用反讽的方式映照出她凄惨的处境。 在户外（1810–1930）技术的进步使艺术家能够探索更快速、更即兴的绘画方式，通常是在户外进行。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公共客运蒸汽铁路在英格兰东北部开通。快速的工业化扩展了道路、航运以及铁路网络。这使得画家和摄影师更容易在英国各地及海外创作现场图像。19世纪，英国艺术家引领了从室内画室创作转向户外写生的潮流，观察光影和天气的瞬息变化。这被称为“外光派”（en plein air）。新的发展，如管装颜料和便携式画架，帮助他们发展出更快速的绘画方式和更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家已成为印象派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旨在捕捉“瞬间的画作”。繁忙且污染严重的城市生活激发了人们对乡村、风景和休闲场景的喜爱。对传统乡村生活理想化的愿景成为了艺术和文学中的一个主题。从19世纪80年代起，艺术家们聚集在诸如康沃尔郡纽林（Newlyn）这样的小型社区。他们被那里实惠的生活方式、周围自然的美丽以及艺术思想的交流所吸引。 约翰·辛格·萨金特 1856–1925 生于佛罗伦萨，曾定居巴黎、伦敦、美国波士顿《康乃馨、百合、百合、玫瑰》1885–1886年布面油画约翰·辛格·萨金特依据实景写生创作此画。他会将画架与颜料搬到户外，摆好模特，静待每日傍晚转瞬即逝的绝佳光线。夏末花朵凋零后，他便用盆栽替换花卉。这幅作品在科茨沃尔德地区的百老汇小镇耗时两年完成。这是萨金特从巴黎迁居伦敦后首批创作的画作之一，后来经由钱特里遗赠基金收购，归入国家馆藏，也让他在英国声名鹊起。 乔治·克劳森 1852–1944 生于伦敦，先后居住于赫特福德郡奇尔威克格林、伯克郡库克姆迪恩、西伯克郡科尔达什《冬日劳作》1883–1884年布面油画乔治·克劳森的乡村劳作题材画作深受法国同主题作品影响。画中一户田间雇工正在处理芜菁，用来喂食羊群。克劳森在户外写生，同时参考了他1881年定居地圣奥尔本斯附近奇尔威克格林的照片进行创作。细腻柔和的色彩捕捉到冬日的光线与寒意，真切道出乡村农事的艰辛现实。这类褪去浪漫滤镜的乡村写实作品常常被皇家艺术学院年度展览拒收，只能在伦敦邦德街的格罗夫纳画廊等新兴展馆展出。 奥尔德姆的威廉·斯托特 1857–1900生于兰开夏郡奥尔德姆，旅居巴黎、伦敦《渡者》1881年布面油画暮色里，两名少女等候渡船渡河。有观点认为这幅画的标题暗指希腊神话中的渡神卡戎——他负责摆渡亡魂渡过分隔人世与冥界的冥河斯堤克斯。渐暗的天光与流淌的河水，象征着生命的不同阶段，以及从现世走向死亡的旅途。本作绘制于法国中北部卢万河畔，当时威廉·斯托特正驻留于卢万河畔格雷兹这座国际艺术家村。 奥尔德姆的威廉·斯托特 1857–1900生于兰开夏郡奥尔德姆，旅居巴黎、伦敦《王子还是牧人？》1880年布面油画威廉·斯托特先后在伦敦与巴黎求学，1882年参展巴黎沙龙并斩获奖章。这幅作品践行了当时法国艺术家推崇的乡村自然主义画风；而这批法国画家，又深受英国康沃尔郡纽林渔村画家群体的影响。斯托特细致刻画了花草植被的形态细节，这种写实细节处理，迎合了艺术界里偏保守的群体审美。 菲利普·威尔逊·斯蒂尔 1860–1942生于柴郡伯肯黑德，旅居巴黎、伦敦《桥》1887–1888年布面油画菲利普·威尔逊·斯蒂尔主要在法国接受美术教育。受印象派画家启发，他格外钟情滨海风景，萨福克郡的沃尔伯斯威克便是他常去的写生地。这幅作品曾在伦敦格罗夫纳画廊、布鲁塞尔二十人画社这类先锋前卫展馆展出。即便如此，画面简略的细节、朦胧的氛围光影与模糊的主体，遭到传统艺术评论家猛烈抨击，称其“要么是刻意乱涂，要么纯粹是仲夏时节的癫狂之作”。斯蒂尔一度打算放弃绘画，但他联合创立了新英国艺术俱乐部，后来成长为英国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玛丽安娜·斯托克斯 1855–1927生于奥地利格拉茨，旅居慕尼黑、巴黎、康沃尔郡圣艾夫斯、伦敦《渔家少女的灯火（自克费拉尔归来的福伦丹朝圣者）》1899年布面油画画中的年轻女子正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福伦丹渔村参与一年一度的宗教朝圣。灯笼上绘制的圣像，暗示着她心中的所思所想。当时绘画常将少女刻画为即将步入婚姻、孕育子女的形象，灯笼暖橙的光晕映在她腹部，正是这层寓意的体现。玛丽安娜·斯托克斯的创作风格融合了写实自然场景与空灵的精神意境。她专注描绘当地手工艺品与传统服饰，在当时观众眼中，这代表着一种古朴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生活方式。 以美为抗议（1845–1905）拉斐尔前派圈子里的男男女女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流文化和观念提出了质疑。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将改革精神传遍了整个大陆。三名艺术系学生——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和威廉·霍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发起了一场艺术革命。罗塞蒂是一位意大利革命者的儿子。亨特曾在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的纺织仓库工作。亨特和米莱斯目睹了宪章运动活动家向议会进军，请愿争取工人权利。1848年11月，这三人组建立了一个激进的艺术团体，名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拉斐尔前派拒绝皇家艺术学院的学院派艺术，因为该学院推崇某些特定的历史题材和风格。他们在各个时期的艺术中寻找真实性，但寻求与其现代时代的相关性。这七名成员，连同他们更广泛圈子里的男男女女，选择了能够揭示社会问题的题材。他们更新了《圣经》、莎士比亚作品和中世纪诗歌中的故事。他们描绘真实的人物、物体和场景。后来，他们的艺术开始关注美和想象的世界。 亨利·亚历山大·鲍勒 1824–1903《疑虑：枯骨能够复活吗？》1855年展出布面油画一位年轻女子伫立墓园，思索基督教教义中末日审判死者复活的信念。骷髅上停留的蝴蝶象征人的灵魂；一块刻有拉丁文“Resurgam”（我将重生）的墓碑上生出一棵树。碑文下方抽芽的栗树，仿佛回应女子心中的疑问：枯骨何以复生？彼时，地质学与各类科学新发现不断冲击传统圣经解读，前拉斐尔派艺术家十分关注这类新思潮。鲍勒在这幅作品中试图调和自然科学与 威廉·霍尔曼·亨特 1827–1910生于伦敦，曾定居伦敦、耶路撒冷、佛罗伦萨《鬼魅庄园》1849年木板油画金色阳光穿过林木，照亮溪流，水中散落着废弃石块与鸟兽。这幅作品在伦敦温布尔登公园实地写生完成。创作期间，他大概率与同为前拉斐尔派的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一同作画，米莱斯将此画称作《温布尔登写生稿》。两位画家都会通过添加人物，或是像本作里“闹鬼的庄园”这样的元素，为风景赋予叙事感。庄园窗户反射着落日余晖，如同燃烧一般。 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 1829–1896生于南安普顿，曾定居泽西岛圣赫利尔、法国迪南、伦敦《奥菲莉亚》1851–1852年布面油画画作描绘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奥菲莉亚的殒命场景：亲情重创、婚约作废、父亲遭未婚夫杀害，接连的打击令她精神崩溃。她漫无目的地在郊野采摘花草，最终溺水身亡。 米莱斯在萨里郡霍格斯米尔河畔，一片一片实地描摹画面里的植物景致。画家兼模特伊丽莎白·西达尔身着婚纱，泡在装满水的浴缸里完成造型写生。西达尔以及其他以同伴、挚友、伴侣身份加入前拉斐尔圈层的工薪女性，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依靠财富与地位包办婚姻的世俗桎梏。 但丁·加百利·罗塞蒂 1828–1882 生于伦敦，长居伦敦《看，主的婢女！》（天使报喜）1849–1850年布面油画画面讲述天使加百列向圣母玛利亚告知她将诞下耶稣基督的故事。罗塞蒂以自己的妹妹、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原型绘制圣母。兄妹二人都在创作中表达个人化视角，聚焦细腻私密的情绪，摒弃以往疏离刻板的表现手法。这幅画把中世纪天使报喜题材，改造为更具现代心理刻画的版本。罕见地将场景设置在玛利亚的卧室，天使惊扰了她的睡梦。诡谲暗沉的色调、玛利亚圆睁的双眼与退缩的姿态，尽数流露她内心的惶恐不安。 乔治·弗雷德里克·沃茨及助手 1817–1904生于伦敦，曾定居佛罗伦萨《希望》1886年布面油画沃茨笔下的希望女神双眼蒙布，端坐于地球之上，手持里拉琴，琴弦尽数断裂，仅余下一根。在画家眼中，这根孤弦所能奏响的微弱乐曲，便是希望的寓意。《希望》是沃茨大型装饰系列《生命之屋》中的一幅。这幅作品享誉全球，1889年亮相巴黎世界博览会，大量复刻品广为流传，还启发毕加索创作出《老吉他手》（1903–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