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备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广州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

禾火王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沿南海至东南亚、南亚和沿印度洋至西亚、北非及地中海等沿岸国家的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等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走了二十几年，几经转折。2006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丝绸之路项目包含海陆部分，2012年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被单独列入预备名录。201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首批海丝申遗点广州有6处，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是其中之一。

秦末，刘邦、项羽争雄，中原大乱，南海郡尉赵佗封锁关隘，隔绝秦在五岭开辟的新道，出兵兼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公元前196年，赵佗接受汉朝的册封，其后吕后专权，对南越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赵佗反汉，自称“南越武帝”。南越国自公元前203年建国至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所灭，历时93年，南越国实现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飞跃。

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是南越国和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都城王宫所在地，也是秦统一岭南以来历代官署所在地，是两千年来广州作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的历史见证。现在是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宫展区。

南汉国-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核心保护区面约5.2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5—6米，包含秦、西汉南越国、汉、晋、南朝、隋、唐、五代南汉国、宋、元、明、清和民国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清理出各类遗迹4800多处，出土各类文物小件约42000多件，陶瓷片约23000多筐，还有近数万件的砖、石建筑材料和构件。

南越宫苑馆是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里的1号馆‌，主要展示南越国时期的皇家园林遗址，叠压了从秦汉到民国共13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层，是广州城市中心两千多年历史的“无字史书"”。‌‌

1995年，1997年，在这里考古发现由石构水池和曲流石渠等组成的南越国宫宛园林水景遗迹，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保存较完好的中国宫宛实例，被誉为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所在。这两次发掘均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从东门进入南越宫宛馆，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口元代水井，历年来发掘出土的各时期的水井达500多口，可说是广州古代水井的天然博物馆，而王宫展区4号就是古代水井馆。

遗址之上还保存有不同历史时期的水池、地下排水渠、水井、房基等遗迹。

南汉宫苑水池，南汉（公元917~971年），位于宫城东北部，东西长约80米、现揭露南北宽17.5米，水池当中还有与水榭相关木柱等遗迹。池边立挡板和木桩护岸，再用石灰岩石和湖石堆叠出驳岸，以营造曲折自然的水岸效果。

曲流石渠﹣﹣急弯处，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 。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逶迤曲折向西，在尽头连接一出水木暗槽，残长约160米。渠壁用砂岩石块砌筑，内宽约1.4米，渠底石板之上密布灰黑色河卵石，当中再用大砾石呈“之”字形点缀。石渠在此处急转，且有落差，水流冲击形成漩涡。

曲流石渠﹣﹣弯月形水池，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 。石渠东端连接一座弯月形水池，南北残长7.2、东西宽5.7米。池内南北竖起两列大石板和两根八棱石柱，从水池结构及池内出土有较多的板瓦、筒瓦、文字瓦当和陶罐以及大量个体完好的龟鳖残骸等，可知当日池上是建有水榭类建筑。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园林水榭遗存。

曲流石渠﹣﹣渠陂和斜口，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 。曲流石渠共筑有两道拱起呈水坝状的渠陂，用以阻水和限水，营造山谷溪涧的效果。渠中还设有多处斜向上的大石板，或是为方便龟鳖爬出水面呼吸而特设的。

曲流石渠﹣﹣底部铺石，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曲流石渠底部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上铺灰黑色河卵石，当中还用黄白色大砾石呈“之”字形点缀，渠水冲刷卵石，遇到大石阻挡分流脉散，营造出粼粼碧波，流水潺潺的清幽意境。

南越王的宫苑，由一个大型石构水池和一条长约160米的曲流石渠组合构成园林景观，景区内有蕃池楼宇、蜿蜒石渠、小桥流水、龟鳖爬行、锦鳞回游、芳林成片。这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保存完好的秦汉王家园林遗址。

曲流石渠的水源通过蕃池南面的暗槽导入，石渠蜿蜒曲折，通幽深远，分别有急弯处、弯月池、斜口、渠陂、平桥、步石等景点，组成南越宫苑的人工园林水景。这是二千年前，岭南“园必隔，水必曲”理水园艺的实例。

蕃池位于宫苑北部，是王宫内蓄水的池沼，人工水景来源于“一池三山”理水模式。池为方形，石砌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1995年发现时仅清理了西南一角，面积约400平方米。池壁用石板，取密缝冰裂纹砌法，向南供水于曲流石渠。

槽体用 L 形木板拼接成 U 字形，顶部用木板封盖。槽盖板被火烧成炭状及渠内红烧土堆积的现象，正与《史记》《汉书》有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派兵平定岭南，汉军攻败越人后“纵火烧城”的记载相符。

曲流石渠﹣﹣出水闸口，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 。石渠西端尽头处设有闸口，外接木暗槽，将渠水排出宫外。闸口分内外两层，内层凿凹槽放置木闸板（发掘时见有木朽痕迹）以控制排水量，外层为石算，可阻挡树叶堵塞木暗槽，设计巧妙。

关键柱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为对照各探方地层关系而特意保留下来的土墩。从关键柱可知该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约5米，自下而上有秦、南越国、汉、晋、南朝、唐、南汉、宋、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

南越国渗水井，井圈上部用弧形砖砌筑，下部用6节陶圈叠砌。井壁东、西两侧各有一进水口与木质水槽相连接，用来收集地面生活污水和雨水，污水经沉淀后再通过北侧的陶管道排出宫外。发掘时，井内出土100多枚南越木简，字数达1000多字，记录着王宫的政治、军事、生活、法律、宫室管理等信息。此外，还出土有荔枝、杨梅、甜瓜等40多种植物种籽和10多种动物骸骨，是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生态环境和南越王宫饮食结构的重要资料。

2004年底，在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水井（J264）内清理出木简百余枚、字数逾千，简文涉及籍簿和法律文书，是南越王宫的纪事档案，简文中所见的职官、郡置、民俗、果木培植等内容，为研究南越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文字资料，堪称“岭南第一简”。

东晋排水暗渠，东晋（公元317~420年） 。排水渠呈曲尺形，自东向西折向北后再转折向西。渠壁用砖呈叠涩式向内砌筑，顶部以砖、石封盖。

木暗槽，南越国（公元前203～前111年） 。槽体用 L 形木板拼接成 U 字形，顶部用木板封盖。槽盖板被火烧成炭状及渠内红烧土堆积的现象，正与《史记》《汉书》有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派兵平定岭南，汉军攻败越人后“纵火烧城”的记载相符。

建筑石材，唐（公元618~907年）。原为唐代墓葬前神道两旁的标志性石柱，宋代被移来做建筑石材。柱身呈八棱形，顶端有凸榫。柱身上部有方版，上面刻凿墓主人去世的时间、生前身份和履历等内容。神道石柱始见于汉代，石柱为瓜棱状，并设方版，唐以后柱身为八角形，多不设方版。专用于皇陵的又称“华表”。

南越国和南汉国虽然相隔千年，但它们的王宫和御苑却恰好叠压在同一个地方。这种“千年巧合”奠定了广州作为岭南中心的地位。

清代广东承宣布政司署抱鼓石，清（公元1644~1911年）。抱鼓石，又称石鼓、鼓，由鼓身和基座组成，置于衙署、寺庙等建筑的门槛两旁，有击鼓、升堂、听政之意。石鼓合高1.65、鼓径0.88米，鼓身外侧雕兽面铺首，底部雕刻如意云纹，基座一侧面饰莲花纹，正面饰龙纹，为清代广东承宣布政司署遗物。

2002年在此发掘出清代广东承宣布政司署遗址，已清理出10多座建筑院落、走道、花园等遗迹。文献记载，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布政司署东侧附属建筑被法国强租为领事馆而毁，该抱鼓石为其遗物。

南汉国一号宫殿（含前殿）整体叠压在南越国一号宫殿之上，两者选址、朝向基本一致，是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最经典的“千年叠压”现象之一。这片地块地层上南越国→汉晋→南朝→唐→南汉→宋→明→清布政司署层层叠压，共 12 个时代 27 层文化堆积，在中国城市考古里都很罕见。

南越国廊道基址，该廊道是连接南越国一号宫殿和二号宫殿的通道，呈南北走向，宽5.94米，已发掘长约44米。廊道两侧用砖侧立包边，外面散水用印花砖铺砌，南端设有渗水地漏，下接排水木暗槽，形成完备的排水系统。原址已回填保护现在其上建标识性廊道展示。

南越国一号宫殿基址。南越国宫城主要由宫殿区和宫苑区组成，宫殿区已发掘出两座宫殿及廊道等遗迹。其中一号宫殿位于宫殿区东部，坐北朝南，呈长方形，东西两侧有进殿通道。宫殿台基东西长30.2米、南北宽14.4米，面积约435平方米，从殿内残留的柱础石推断其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四周散水用大型印花砖和卵石铺砌。原址已回填保护，现于地面建有屋架标识性展示宫殿的位置。

印篦纹四耳四足陶五联盖罐，西汉南越国时期（公元前203年﹣公元前111年），1997年广州南越国宫署造址出土，联耀主要流行于西汉前期，有双联、三联、四联和五联数种形式。联罐延续至西汉后期，东汉时期消失不见。除联罐外、还有联体盒，不过数量较少。

“万岁”铭带钉绳纹筒瓦，西汉南越国时期，2003年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少部分板瓦、筒瓦的表面还粘接有三棱形或圆锥形的瓦钉，这在我国其他地区极为罕见。这种带钉的板瓦和筒瓦主要用在屋檐前边，应是为了防止盗贼侵扰、确保王宫安全而特意烧制的。

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南汉黄釉鸱吻，造型独特，融合了多种神兽特征，呈现“鱼身、鸟羽、凤尾、龙爪”的形态。通体施黄釉，鱼鳞纹饰清晰，底座刻有生动的云气纹。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万岁”文字瓦当,当径16.6厘米、厚1.2厘米，材质为夹细砂黄白陶，保存完好。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东晋青瓷鸡首壶，高11厘米，口径5.8厘米，腹径10.7厘米，底径7.6厘米，中空，用于出水，尾部翘起，与盘口连接成把手。

2000年，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唐代文化层出土一枚象牙质外国人头像，椭圆形，通高3厘米。上部雕刻一头像，高鼻，卷发，具有西亚阿拉伯人的特征。它是唐代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中外贸易繁荣的实物见证。

玻璃碗，唐(618-907年)，口径7.7cm、高3.8cm，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器物做工精细，胎体极薄。从造型和化学成分分析，此碗的材质是从西亚地区进口的伊斯兰玻璃。

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八角形石柱显得极为特殊。它们整体呈八角形，是宫苑的“栏杆柱”。这些石柱的形制、加工方式与公元前3—前1世纪印度、希腊地区的石柱高度相似，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建筑文化与审美交流的体现，证明南越王宫在设计中已吸收海外文明元素。

唐王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割据的时代。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原唐清海军、静海军节度使刘岩在广州称帝，国号大越，改元乾亨。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南汉至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被宋所灭，历三世五主，凡五十五年。

南汉国一号宫殿后殿基址，南汉（公元917~971年）。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已发掘有三座南汉国的宫殿，一号宫殿位于东侧，是由前后两座殿堂组成。其中后殿平面近似方形，殿内共有36个磉礅（柱基），构成一座面阔和进深均为5间，面积约930米的大型建筑。

该宫殿规模宏大，碟礅是挖基坑后用大石块、粘土和碎砖瓦块逐层夯筑，达三十多层，工艺十分复杂，体现了其营建之考究。原址已回填保护，现在地面用方形绿化标识展示建筑的磉礅布局。

刘岩称帝后，升改广州为兴王府。宫城位于都城的北部，即今北京路北段和广东省财政厅一带，是皇帝朝政和皇室成员居住的地方。宫城南面是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的地方。皇城以南至珠江北岸边称为新南城，是商业区。都城西南面开凿有西湖，为皇家苑囿。

兴王府面积不大，但殿阁楼台、离宫别苑遍布城内外，建筑雄伟精巧，在中国建筑史上有独到的地位。

南汉王宫位于都城北部，坐落在今北京路一带，筑有乾和殿、玉堂珠殿、昭阳殿、文德殿、万政殿等多座宫殿。现已发掘有一号、二号、三号宫殿基址，其中二号宫殿基址坐落在都城中轴线最北端，地势高亢，应是皇帝朝政的大殿。宫殿区东部为皇家内苑，筑有楼台池沼，是皇帝休闲游乐的地方。

南汉国二号宫殿东廊庑磉礅。目前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内已发掘有三座南汉国的宫殿，其中二号宫殿位于西侧，是由多进殿堂和廊庑组成庭院式建筑。

二号宫殿东廊庑南北走向，东西宽14米，已发掘南北长度约190米。台基用砖包砌，廊内铺砖地面和磉墩保存较完好。

南汉时期绿釉建筑饰件，边长70厘米。出土于南越国宫署遗址，通体施有绿釉，釉色古朴，部分区域因年代久远而呈现斑驳的土沁色。其制作工艺成熟，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高超的制陶与建筑水平。

龙首形垂兽，南汉（公元917年-971年），它是古代建筑屋顶垂脊上的装饰构件，通常安装在屋脊的转角或连接处。

南汉时期兽面砖，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这类兽面砖通常作为古代宫殿或重要建筑的装饰构件使用，可能镶嵌在墙壁、门楣或柱础上。

遗址出土的青釉瓦，青灰色胎质大砖上的釉为中国罕见的纳钾碱釉，与东南亚地区的钠钙玻璃成分相同，反映了东亚与东南亚之间物品上的往来。

波斯蓝釉陶片，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南汉王宫遗址出土的波斯蓝釉陶片数量较多，说明南汉与波斯人贸易往来密切。此器产自西亚两河流域，其釉色、胎质及造型都与我国陶瓷器不同。

复原的南汉德陵墓室。南汉历经三世五主，有三位皇帝的陵墓在广州，1954年在广州东北郊萝岗发掘了南汉中宗刘晟的昭陵，2003年在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发现南汉烈宗刘隐的德陵和高祖刘岩的康陵。第三主刘玢在诸王争位时被杀未见有陵，后主刘张因降宋死后归葬韶州（今韶关）。

从秦汉至明清历代陶瓷砖瓦标本展示墙。南越国宫署遗址文化层堆积丰厚，出土的砖瓦陶瓷种类多、数量大、质地精、纹饰美，发展演变的脉络清晰，是研究两千年来中国建材业和陶瓷发展史的珍贵实物。

岭南地区经过秦汉王朝，特别是南越国近百年的开发与经营，汉越民族融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番禺成为当时全国九大都会之一。

南越国宫署遗址除发掘出秦代造船遗址外，还发现有秦代木构水渠、河道护岸、水井、灰坑等遗迹，出土铁矛、铜钱、箭镞和砖瓦等遗物，是秦统一岭南并在此营建番禺城的重要历史见证。

汉武帝平定南越，将其地分为九郡，明代以来有学者提出“汉改筑番禺城于郡南六十里”的龙湾、古坝之间。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有汉代的文化层和砖砌水渠、走道、地面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五铢、货泉等遗物，表明汉代番禺城并未南迁。

三国时期，岭南为东吴所据。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交州刺史步骘迁交州治至番禺，在南越国王宫旧址之上筑立城郭。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划分交州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为广州得名之始，进一步强化广州在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中原人民大量南迁，资金、技术和人才随之向南转移，加速了广州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发展。

隋唐时期，广州进入城市建设的重要阶段，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唐开元十年（722年）在广州设市舶使，专职负责管理蕃货海贸；在城西外国商人聚居地设置蕃坊，招徕外商。

唐代通往海外各国的交通通道主要有七条，其中“广州通海夷道”的海上通道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吸引了来自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等地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往来，使得广州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据《唐大和上东征传》和《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广州在唐代称为广府，州城有三重，共四个城门。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官城核心区内，是广州刺史署、岭南道署、广州大都督府、岭南东道节度使府和清海军节度使府等重要官署所在地。

唐代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广州是唐朝通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的海上交通门户和海上贸易中心，蕃舶云集，珍宝荟萃。

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作为南越王博物院的王宫展区，早在2006年以“南越国遗迹”列入首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国家申遗策略调整后，与南越文王墓一起作为文化线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广州申遗点。

遗址出土的南越宫苑园林建筑构件、南越国时期青釉瓦、唐代外国人头雕像和伊斯兰玻璃碗、南汉波斯蓝釉陶罐等包含海外文化因素的遗物，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物证。

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的位置，就是后来2000多年广州作为岭南政治中心和海贸管理机构的叠加层——从秦汉南越国宫苑，到唐宋市舶司，到明清粤海关，地层叠压关系把“海丝在广州不中断”这条线直接钉死。

如果说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非洲象牙、乳香这批东西是海丝“秦汉起步段”最硬的物证，那南越国-南汉国宫署遗址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早期东方始发港统治中心的力证。

谢谢观看，下一期怀圣寺光塔，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