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锈与青釉之间：甘肃历史博物馆的时空漫步

旅行家

七月的西安微雨初歇，步入陕西历史博物馆，檐角滴落的水珠敲打着千年砖石。这里没有浮华喧嚣，只有青铜的沉静、陶土的温厚与釉色的幽光，在玻璃展柜间无声流淌。馆内人潮如织，伞影绰绰，却奇异地保持着一种肃穆的呼吸节奏——历史从不因人多而失重，反而在目光交汇处愈发清晰。

张骞出使西域被司马迁赞为“凿空”，是中西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核心意义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开辟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原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陆路通道，让这条横贯亚欧的贸易大动脉正式成型，成为后世东西方交往的核心纽带。

‌促进双向交流‌：中原的丝绸、漆器、铸铁和凿井技术西传，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汗血马等物产，以及音乐、艺术等文化元素传入中原，极大丰富了双方的物质与精神生活。

‌巩固大一统格局‌：推动西域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助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拓展世界认知‌：开启了中国与中亚、南亚等地区官方外交往来的新篇章。

国宝里三层外三层被围的难见真容。

“马踏飞燕”还是“铜奔马”？这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国旅游标志，作为大汉天马，它顺拐侧步，自带减震效果，威风凛凛又憨态可掬，青铜器中看龙马精神。

奔马昂首腾跃，铜绿沁入肌理；战将策骑持矛，青铜冷光映着雨天的微光；牛形稳立如山，绿锈斑驳却筋骨铮铮。这些器物不是静物，是汉唐气魄的凝固瞬间。《汉书》有载：“秦并天下，收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而眼前青铜马，恰是那未被熔尽的魂魄，在时间深处重新扬蹄。

鼎形铜灯由盖、键、耳、身四部分组成。支起高度为30.2厘米，收合后鼎高16.7厘米，口径11.3厘米，底径7.1厘米。耳上有槽，两侧穿孔，中贯柱以销纳键之一端。键身两端直而中部曲成半圆形，闭合时双键平卧合成一环，扣住鼎盖。鼎盖圆銎两侧有旋向相反的鸭首，旋转闭合时鸭嘴可衔住双键末端，实现严实密封，收合为一带盖的扁圆形三足鼎。开启时反向旋盖使鸭嘴脱离双键，支起双键后将其顶端合拢插入鼎盖中心的圆銎，反转的鼎盖即成灯盏。所有部件配置科学，关联精巧，一件多能。器盖合闭后严丝合缝，即使剧烈摇晃，鼎腹内的油液也不外溢。此设计专为“行灯”（长途旅行携用之灯）需求打造。

大云寺五重舍利宝函是唐代延载元年（694年）瘗埋佛舍利的容器组合，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套文物由石函、鎏金铜匣、银椁、金棺及玻璃舍利瓶五层嵌套组成，内藏14粒穿孔舍利，外层石函阴刻“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及延载元年纪年。石函以灰色大理石制成，四壁刻《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及僧众职官名录；鎏金铜匣錾忍冬纹并嵌银莲饰；银椁设勾栏平座；金棺镶嵌珍珠、绿松石构成莲纹。其五重棺椁形制融合中国传统丧葬制度与佛教舍利供奉仪轨，玻璃舍利瓶展现了盛唐金银细工工艺。铭文详细记载武则天敕建大云寺时重新装藏隋代舍利的过程，为研究唐代佛教史及地方建制提供实物依据。

1999年出土于定西市漳县汪世显家族墓（墓主汪惟贤为元代荣禄大夫、大司徒），属国宝级文物。该器由普蓝色半透明玻璃制成，胎内含气泡，由盏与托组成：盏高4.9厘米，口径8.9厘米，底径3.4厘米，呈七瓣莲花形，配饼形足；托高1.2厘米，口径15.2厘米，托口平口，腹壁正八角形，外沿八瓣莲花形，平底。整套器物造型华美，工艺精湛，为迄今出土最完整的元代玻璃托盏，反映元代官办手工业发展水平。

元八思巴文虎符圆牌是元代时期的金属质文物，该圆牌通高18厘米，直径11.7厘米，重249克，采用铁质牌身与银质文字镶嵌工艺制成。圆牌正反两面均饰有凸起的八思巴文正体字，一正一反，铭文内容为“上天眷命，皇帝圣旨。如不钦奉虔敬，治罪”，作为元代朝廷或诸王公派遣使者处理军情急务时的信物使用。

阿文铜香炉，该藏品为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器物，炉高12.3厘米，宽21厘米，口径13.5厘米。带盖，盖为紫檀木制成，盖面上雕有几何纹。炉身为黄铜质，铜呈金黄色，底有四半圆足。象鼻形耳，腹上下各一道弦纹，炉腹两面嵌赤铜阿拉伯文，一面汉译意为“使者说”，另一面汉译意为“最美最好的祈祷赞真主”。炉底有两方铭款，一方为“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一方为“臣马大臣”，表明是明武宗赏赐给伊斯兰教领袖的，负责铸炉的马大臣也应是回族官员。该香炉是研究明代民族政策与伊斯兰文化的珍贵文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金符牌上八思巴文如星轨盘绕，香炉盖顶阿文细若游丝，鼎形铜灯托盘方正，竹纹盒铭文端严——金属的冷硬，在匠人手中化作信仰、律令与日常。它们不单是器，更是权力的印信、信仰的容器、生活的注脚。

淡蓝釉俑指尖微扬，似将舞未舞；彩绘陶俑袍袖垂落，眉目含温；骆驼静立，仿佛刚卸下丝路风沙；佛像低眉垂目，狮子伏于座下。一尊塑像，半部文明史。

铜车马仪仗俑队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东汉青铜器群雕，1969年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墓葬规格显示墓主人为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推测为东汉破羌将军张绣。该文物群由99件器物组成，包含38匹铜马、14辆车辆及45件人物俑，其中铜奔马于1983年成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1996年被鉴定为国宝级文物。采用分铸焊接工艺铸造，完整呈现了汉代贵族车马仪仗的规制。2025年元旦起，该文物参与天津博物馆"天开一统"秦汉文物主题展，展出执矛骑士、铜斧车等代表性构件。

“驿使图”壁画砖是1972年出土自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堡魏晋墓群5号墓前室北壁东侧的墓葬文物，现为甘肃省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该墓葬群属于公元220-420年魏晋时期。壁画砖以米黄色砖面为基底，用简练的黑色线条勾勒出驿使骑马传递文书的场景，形象展现魏晋时期邮驿制度运作实况，被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其影像被收录进《中国美术全集》《国宝档案》等出版物。1982年其图案被选作《驿使图》纪念邮票主图，1995年成为首张中国邮政储蓄卡卡面图案。

新城魏晋墓葬群于1972年至1979年经过多次发掘，共出土壁画砖700余块，《驿使图》是其中之一。1973年，整个5号墓室被整体搬迁至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保护性展示。该画像砖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是其镇馆之宝之一。经考证，该墓葬群属于公元220-420年魏晋时期，为研究西北边疆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人面鲵鱼彩陶瓶，国家一级甲等文物（199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鉴定确认），1957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西坪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遗存，距今约5500年。人面鲵鱼彩陶瓶高38.4厘米，口径7厘米，呈圆腹平底状，泥质橙黄陶制成，颈部有一对耳，口沿平沿并饰有一圈突起纹饰。瓶肩至近底处绘有墨彩人面长尾纹样：头部圆润，颌部饰“十”字纹，眉部绘横纹，腹部施网状花纹，兼具鲵鱼特征，有学者推测其为伏羲形象或原始龙图腾雏形，其图案被鉴定为原始龙的雏形。为研究黄河流域原始文化及图腾崇拜提供重要实物依据。2001年6月12日，中国与比利时联合发行《陶瓷》邮票，其图案入选其中。

红陶人面像是甘肃省博物馆馆藏的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遗存，1967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柴家坪，残高15.3厘米、宽14.6厘米，经测定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年代可追溯至距今5200年前，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该文物以红陶为材质，面部采用镂空技法刻画眼、嘴，并采用泥条盘筑与贴塑技法制作，塑造出高颧阔面、眉骨微隆的蒙古人种特征，鼻部呈三角形，耳垂穿孔反映史前人类装饰习俗，穿孔直径约0.5厘米。文物表面保留着泥条接缝处的指纹纹路、镂空部位的打磨痕迹及烧制形成的自然釉色，眼部镂空边缘存在反复修整痕迹。

2024年，科研团队通过三维扫描技术重建其完整形态，发现原始高度可能达25厘米，且颈部存在连接装置痕迹，推测可能作为陶器口部的附饰物使用。其生动的五官比例与扁平化造型被网友戏称为“博物馆显眼包”，造型酷似面膜而出圈。2023年，红陶人面像因“大脸懵”造型在网络走红，被网友戏称为“古代泥膜”。

红陶盆三足支地，彩陶罐螺旋如河，马家窑点线成韵，仰韶纹样流转五千年。泥土烧成永恒，而我在展柜前屏息——原来最锋利的时间，是让一切归于静默，又让一切开口说话。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1973年出土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是大地湾遗址出土的上千件陶器中唯一一件塑有人像的葫芦形彩陶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距今已有5500多年的历史。其高32.3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6.8厘米，其材质为细泥红陶，含有少量的白色细砂；它挺鼻小嘴，五官端正，齐刘海造型，双耳还有系挂饰物的小口；瓶身绘有黑彩纹饰，精雕的彩陶纹饰圆弧纹与变体鸟纹。陶瓶头部上方有圆形开口，其用途应是水器或者祭祀用品。

2013年8月19号，中国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被列入其中。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在创意构思和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先民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是史前先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史前时期集彩陶、雕塑、造型于一身的杰出艺术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西周青铜大圆鼎是西周时期青铜器，1967年出土于甘肃省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古墓群，鼎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是甘肃省出土鼎类器物中规格最大、品位最高的一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鼎为大口，折沿，平唇，厚立方耳，深鼓腹，圆底，三柱粗足。上腹部以六条五齿短扉棱为鼻脊，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夔龙纹，细云雷纹为地，主纹面上又饰勾连纹，形成“三层花”装饰。腹内壁近口处阴刻家族徽号。白草坡墓群因出土大量青铜器被誉为“青铜王国”，该鼎即出自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