铲边

大卫

铲边

文/李伟义

一九六八年，我十八岁，进了造船厂，学的是铲边。那是个听起来土气、干起来粗粝的工种，用一把风把子，铲掉钢板上的多余，抠出焊道所需的沟槽。那一年，我像一块生铁被投进炉膛，从此生命里有了锤声、风声和铁屑的气味。

铲边这活儿，老一辈叫它"比诺枪"的营生。工具是一把风把子，一尺多长，铁铸的身子，沉甸甸地压手，像是攥住了一小截工业文明的骨头。把子里头有个活塞，风一推，它就往前撞，带着铲子啃进钢铁里去。尖铲抠沟，扁铲铲电阄——那是焊接后留下的渣滓，像铁板上的痂，得一点点剜掉。上海产的把子轻，却拧巴，像头没见过世面的小毛驴，风大的时候蹦跳，风小的时候耍赖；唯有老美儿师傅那把苏联造的老把子，沉，稳，风一给就闷儿闷儿地响，像头老黄牛拉犁，不急不躁地往前拱。

老美儿师傅叫张玉美，人如其名，矮个子，白净脸，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说起话来连工棚里的铁锈味都能淡三分。他说他那把苏联把子是用一瓶高粱酒从一个老毛子手里换来的。"老毛子这人啊，"他眯着眼笑，"除了好女人，就好这一口。"他把把子递给我掂了掂，果然比上海造的沉出一截，握在手里有种踏实的坠感。后来我才知道，这风把子早年还能干铆工活，把烧红的铆钉趁热砸进孔里，桥上是道道红光，桥下是滔滔江水，稳、准、快，一气呵成。老美儿说起这个的时候眼神迷离，仿佛那道红光还映在他脸上。可等我进厂的时候，铆钉工艺早退了场，焊接替代了一切，那些在江面上空传递红光的画面，只活在老师傅的酒后闲谈里了。

铲边的声音是这世上最不客气的声音。钢板被按在船台上，铲子一贴上去，风一推，就迸出尖利的嘶叫，震得耳膜发麻，震得脚下的槽钢都在抖。一天下来，耳朵里像灌了铅，说话得互相喊着才听得见。厂里"支左"的解放军常来教育我们："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话说得亮堂，可钢板还是那么硬，风把子还是那么重。我十八岁的心气儿像一只被压住的弹簧，总想往外弹。有一回，我追着在船台缝里撒尿的组长，一口气说出了盘桓好些天的念头："我不想干铲边了。"话说出口，胸口反倒空了一块，像终于扔掉了什么包袱。至于组长听了作何反应，似乎没有反应。我后来想，我之所以说不出具体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不明白心里那团躁动究竟是什么——是对噪音的恐惧，是对重复的厌倦，还是对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不该被困在这里的本能抗拒。

　　我的第一个师傅叫孙凤熙，大连人，三十多岁。他技术过硬，不善言语。每天干活，他右手提着风把子，左肩搭着风带走在前面，我得跟在后头，等他一偏头，就赶紧上去把风带接过来搁在自己肩上。这事没人教过，看几回就懂了。厂里处处是这样的规矩，像铁板上的坡口，不言语，却实实在在。

船台的一侧有两根长长的铁管子，隔一段就支出一个接头，分高压风和乙炔。我们接了风带，顺着钢板拉过去，孙师傅说："风带别叫人压了，吊车过来时机灵点。"他话不多，但每句都有分量。干活的时候，他握着把子往钢板上一贴，身体微微前倾，手腕一抖，铲子就咬进去。铁屑像细碎的雪花朝外翻卷，落在地上堆成一圈黑亮的月牙。我蹲在旁边看，看他怎样调整把子的角度，让铲刃顺着坡口走，快的时候像写字，慢的时候像雕刻。有时候他停下来，用手指去摸铲过的沟槽，指尖沿着那道凹痕缓缓滑下去，脸上浮出一种近乎满意的神情——像木匠摸刨过的板面，像窑工看开窑的釉色。

船台在东山脚下，旁边是张学良别墅的旧地，一条石阶通向山顶，树荫蔽日，海风从东面灌进来。山脚有座高大的厂房，里头立着冷压机、剪板机、弯管机，都是些沉默的巨兽。厂房东北角凹进去两间小屋，门朝东开，正对着灯塔山，那是我们铲边的休息室。两组人分坐两屋，门外过道里有座小炉，两台砂轮机，中间一个铁砧子，像个小打铁铺。每天干完活，师傅们把用坏的扁铲带回来，交给高师傅掌钳重打。

高师傅叫高锡山，人高马大，年轻时练过摔跤，人称高大帅。他平时总坐在小炉旁的铁椅上卷旱烟，话不多，眼睛却亮。徒弟们学铲边，第一课就是跟他学轮大锤。他夹起烧红的扁铲搁在砧上，手锤轻轻一点，点到哪儿徒弟的十八磅大锤就得砸到哪儿——重点重打，轻点轻敲，叮叮当，叮叮当，竟有几分音乐的韵律。打完了，他夹起铲子伸到眼前瞄一瞄，看直不直，然后往地上一扔，"咣"的一声，算是过了关。

午饭时候，高师傅常在炉口埋两只地瓜或土豆，等活儿干完了扒出来，拍打拍打灰，坐在铁椅子上慢慢地吃。他家住在道口北面的土房里，五六个孩子，师母没工作，房子是自己捡砖头瓦块盖的，院外还私自开了片荒地种菜，为此在党内还挨过批评。可他每天照样从七八里外跑步来上班，手上的老茧厚得像层铠甲。炉火映着他的脸，红彤彤的，那神情里有股咬碎了牙往肚里咽的硬气。

凉透的扁铲要上砂轮磨出刃来，前面磨个钝刃，带一点弧形的"肚"，才合乎标准。然后回炉烧红尖部，用铁钳夹到水槽边，先在耐火砖上蹭一下——由红变白，渐渐发黄，就在那黄色最饱满的瞬间，"滋"地插进水里，一股白气腾起来，这便是淬火。快不得，慢了蓝色走下来就软了；慢不得，快了白色没褪净就硬了，硬铲上机一碰就是一个豁口。只有那恰到好处的一瞬，从炽烈到冰凉，从通红到乌青，从柔软到刚硬，完成一次铁的洗礼。

一九七三年，厂里引进了碳弧气刨新工艺。

那是一根碳棒夹在把子里，通电起弧，高压风一吹，就把金属熔化成渣吹走，无声无息，快得像切豆腐。我开始跟着穆芳勤师傅学碳弧气刨。我的铲边生涯就结束了。

很多年后我回厂里看过一次，老船台还在，槽钢上的铁锈又厚了几分。山脚下的厂房拆了大半，那两间朝东的小屋没了踪影。我在废墟边上站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风里传来闷儿闷儿的声音——是老美儿那把苏联把子在响，还是我自己记忆深处的回音？

十八岁那年我急着想逃离的，如今却成了一块沉在心底的铁。它不言语，就那么搁着，压在时光最底下，冷冷的，硬硬的，却也有光——那是在淬火的一瞬，白色褪尽、蓝色未至时，恰好漫上来的那层温暖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