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旁观风暴（10）——遍地“毒草”，如何是好？

北湖愚公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这是“文革”之中风行一时的“最高指示”。这句话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有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借着这句话，无限“上纲”，把各行各业都搞得乱七八糟。

别的不说，仅就文学艺术领域来说，“文革”之前的电影、戏剧、小说、歌曲等等，绝大多数在“文革”初期就被打成了“毒草”，从公开场所消失了，仅剩一些书籍在“地下”流传。

从电影的角度说，那时我们只能看到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当时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明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个顺口溜有不同版本，但大同小异）

戏剧舞台也没好到哪去，后来演变成“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其中较早“红”起来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由于在收音机里经常可以听到，后来又出了书（剧本）和拍成了电影版的京剧，耳濡目染，那时我都能把全部台词从头背到尾（不敢说倒背如流）。

在我小学毕业之前，有一次我们班主任老师去我家所在的居民组招生，回来后和我们班上的同学说起，有个小男孩，能从头至尾把某部“样板戏”背下来（具体是哪部我现在忘了）。当时我还不服气地想，我也能背下来呀。不过，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我小5岁呢（他高中毕业时已经恢复了正常高考，他考入了北京一所著名大学）。

至于书籍，“禁”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可以私下流传。那些年我所看过的一些文学作品，都是大家传来传去的。有的书传久了，变得缺头少尾，所以那些年我看过的某些文学作品，至今也不知书名是什么。

那些年，书店里卖的以政治书籍为主，少量的文学作品也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能够“畅通无阻”的是浩然写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在“文革”中后期都被拍成了电影。

在此插叙一件事：“改革开放”之后，一次我听某位作家的讲座，他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把浩然的这两部作品都买去了，用以研究中国那一阶段的农业政策。言外之意，浩然的作品成了政策的“图解”。但在当时“没米下锅”的情况下，大家有本小说读、有部电影看，就觉得比没有强。

“文革”中后期，配合运动的小说和电影，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作品因为与政治的联系过于紧密，“文革”结束之后，它们也就“寿终正寝”或销声匿迹了。

那10年被称为“文化沙漠”，虽然私下可以传看一些文学作品，但那只是曾经浩瀚的文学海洋中的微乎其微的一少部分。比如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论苏东坡，但我那时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私下传看的“三言二拍”中与他有关的故事。以前我曾提到过，我第一次看到李白的《静夜思》这首诗，是中学时一位老师在午休时用毛笔写下的，我还以为是这位老师的原创作品，于是那张纸被我要来，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大约20年后我家拆迁时，那张纸才不知所终（当时老师说要给我写幅好的，我没同意）。

1971年，郭沫若曾出版过一本《李白与杜甫》，后来被认为是他晚年的封笔之作。这本书在社会上曾引起较大争议，其中包括作者的“立场”问题。我那时对李杜的兴趣不大，郭老这本书也是时隔很久才大概翻了翻，大致知道郭老是“扬李抑杜”，他认为杜甫代表地主阶级，这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但在那个时代，有些作者为了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写出的可能是“违心之论”。比如某位以研究儒字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就写了一些“批孔”的文章，后来他表示当时是“站错了立场”，这甚至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歌曲是从古至今为人民大众所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但在“文革”之中，很多中外歌曲都被禁，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变成了所谓的“黄歌”，人们只能私下哼唱。而“官方”推出的歌曲，很多是“硬歌”。比如“文革”后期，有一首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它开头的几句歌词是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当时听这歌就感觉十分别扭——这哪像歌词呀，分明就是政治口号。不过通过这首歌曲，我发现了一个可能算是“规律”的事：一首好听的歌曲，如果经常听，就不如刚听到时那么好听了；而一首不好听的歌曲，如果经常听反复听，也会不觉得那么难听了——比如这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听多了神经就麻木了。

（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