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几多《杏坛碑》？

郑州张世科

　　“杏坛”是传说中孔子聚徒讲学的地方，随着孔子影响的扩大，它逐渐成为教育圣地的代名词，杏坛建筑随之而起，“杏坛讲学”因而成为了孔子伟大事业的重要标志。《庄子·渔父》中提到“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说的是孔子在四处讲学途中，曾在杏树环绕的高台上休息授课。虽然这可能是寓言，但后世就以此作为孔子圣迹的象征。北宋时，孔子第45代孙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依据传说建了一座“杏坛”纪念亭。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题写并刻立了篆书《杏坛碑》。到了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河南长垣知县张道题写了楷书“杏坛”二大字，字径二尺，并刻成了碑。于是世间便有了一篆一楷《杏坛碑》。那么，世间究竟有多少种书体的《杏坛碑》？现存几通？又身处何地？这便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疑问。

　　自篆书《杏坛碑》问世之日起，出于对孔子的尊崇，可以说与孔子有关的地方几乎都曾刻立过《杏坛碑》。时至今日，经过我们多方的查询，发现由金代党怀英书写的篆书体《杏坛碑》，所存仅有两通。一通是现存山东曲阜孔庙的母碑，一通是现存河南长垣学堂岗圣庙的明代复刻碑。广东潮州博物馆现存一通楷书《杏坛碑》，鉴于史料所记，该碑由明嘉靖时期的长垣知县张道所书。故该碑只能是明中期以后刻立。也就是说，截止目前所知，建国前刻立的《杏坛碑》，其书体只有两种，即一篆一楷。已知的《杏坛碑》有三通，分别陈列于山东曲阜孔庙、河南长垣学堂岗圣庙和广东潮州博物馆内。

　　曲阜孔庙的《杏坛碑》，是为纪念孔子讲学而刻立。北宋时，孔子第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在曲阜孔庙重修时，将正殿后移，在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命名为“杏坛”，以象征孔子讲学旧址。金代则又在坛上建亭，形成了今日孔庙内“杏坛”的实体建筑。现存《杏坛碑》，立于金承安三年（1198年），由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立石于杏坛亭内。碑上的“杏坛”二字采用篆书书写，题写者为金代著名文人党怀英。他采用秦代“玉箸篆”的笔法题写“杏坛”二字，线条圆劲有力，结体端庄茂美，气息和顺通达，被时人誉为“李阳冰之后第一人”。该碑依据公开资料所知，尺寸约 136×76cm。该碑甫一问世，便引起全国与孔子有关地方的仿刻。以至于与孔子有关的地方基本上都曾有该碑存立。

　　据说曲阜孔庙的这通《杏坛碑》，之所以能历尽劫难，千年不毁，尤其是能逃过“文革”的魔爪，是很有戏剧性的。话说1966年11月，正是“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之时。山东曲阜突然杀来一批狂热的红卫兵，他们扛着“上方宝剑”，在红卫兵头头谭厚兰的率领下，闯进孔庙、孔林、孔府，砸碑、毁像、挖坟、焚匾，要“火烧孔庙”，彻底砸烂“孔家店”。当一群人向《杏坛碑》涌去时，领头的发现碑上竟有“党怀英”三个字。他看后坚定地说：“这块碑不能砸。”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他说你看看这里有“党怀英”三个字。首先“党”这个字我们是无论如何不敢砸的，另外这说明“党正关怀着我们这些英雄”。我们如果砸了，岂不辜负了党的期望。篆书《杏坛碑》由是逃过一劫。

　　河南长垣学堂冈圣庙里篆书《杏坛碑》，则是一通明代复刻碑。该碑由一块整石刻就，高171cm，宽74cm。正面镌刻篆书“杏坛”二大字，每字字径40cm左右。款曰：“承安戊午，五十一世孙元哲立石，门生党怀英书。万历三年乙亥春，后学知县事休宁胡宥重修。”也就是说，该碑初为金代金章宗承安戊午年（1194）孔子第51代孙孔元哲立石，由其门生党怀英书丹。石刻篆书“杏坛”二大字。后毁没。明万历三年（1575），长垣知县胡宥重修学堂岗圣庙时，又依初碑原貌重刻，今立于学堂岗圣庙正殿后壁。

　　依据史料所知，河南长垣学堂岗圣庙，原来还有一通楷书《杏坛碑》。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由知县张道书丹的。原碑楷书“杏坛”二大字，字径二尺。根据史料记载，张道生于1506年，字允中，籍贯湖广衡州卫（今湖南衡阳一带），以官籍（一说“衡阳卫戍籍”）身份登科。嘉靖十七年（1538年）考中进士。曾任直隶吴县知县（嘉靖十九年任），后因丁忧离职。服丧结束后，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前后出任长垣知县。他在长垣任职期间的主要事迹包括：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将西察院由太仆寺改建而成。同年冬天，在长垣“学堂冈杏坛南”书写了“杏坛”二大字石刻。另外还为长垣的武安王庙（关帝庙）书写了碑文。

　　作为现存广东潮州博物馆的楷书《杏坛碑》，据注释可知，该碑为花岗岩质，阴刻楷书“杏坛”二字。该碑曾山嵌于广东省海阳县儒学宫大成殿后壁墙外，此位置不应该是该碑的最早存立处。1991年，重修大成殿时拆出此碑，并将其移至潮州博物馆收藏。由上所述，楷书《杏坛碑》是由明嘉靖时期的长垣知县张道所书的。楷书《杏坛碑》只能是一通明碑。潮州博物馆的这通楷书《杏坛碑》，也只能是明碑的复刻。

　　如今的人们站在《杏坛碑》前，所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历经劫难，硕果仅存的几通石刻。它不仅是见证历史的珍贵文物，是展现金代篆书最高水平的书法瑰宝，更是承载儒家教育理想、凝聚民族文脉的精神符号。曲阜孔庙的篆书碑金代原碑（1198年），由孔子51代孙孔元措立石；长垣的篆书碑（1575年）由知县胡宥依原貌重刻，两者展现了清晰的传承脉络。长垣学堂岗相传是孔子周游列国时讲学之地。碑刻与史志相互印证，为研究孔子踪迹和儒学传播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我们知道，党怀英篆书被誉为“金朝第一”，篆书《杏坛碑》字迹柔中寓刚，遒健如铁，结体端严而不失秀逸，被公认为篆书佳作。作为罕见的金代篆书实物，它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金代书法艺术不可多得的范本。

　　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杏坛碑》，已成为儒家教育思想的精神丰碑。“杏坛”本身就是孔子讲学地的象征，这通碑使抽象的教育理想具象化，成为“活着的教育博物馆”的核心景观。碑刻承载着“有教无类”等理念。长垣“杏坛琴韵”至今回响，体现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在“文革”的“破四旧”运动中，曲阜孔庙许多碑刻被毁。这块碑因落款有“党”字，与“共产党”的“党”字相同而奇迹般幸免于难。这一特殊经历，也为其赋予了独特的时代印记。总之，无论何体，“杏坛碑”的价值都早已超越了一块石碑本身。它是历史的见证、艺术的瑰宝，更是儒家文化精神的不灭灯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