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我

我的未来不是梦

1974年上半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苏山中学。初入学时，校门门楣上“苏山中学”四个大字还是用广告粉写的——这所学校是由原“苏山农中”改建而来，校址从土目胡氏八房祠堂迁至此地。当时全乡仅此一所中学，尚未开办高中，初二有两个班，是第一届学生；我所在的初一是第二届-，共三个班，我被分在一（二）班。因个子矮小，我总坐在前排，课桌是长条样式，一排两张桌，共坐八人。第一节课是适应课，老师带我们熟悉校园环境、讲解校规。上课铃声响后，走进来一位矮墩墩的老师，正是我的语文老师彭巩。他自我介绍道：“我姓彭名巩，‘巩固’的‘巩’，本县春桥乡人，担任你们的班主任，以后班里有任何事，找我就行。”说完便按身高排座位，我自然仍在前列。那时不论身高，女同学都坐在前排，且与男同学混坐，我左右两边恰好各有一位高矮不同的女同学。在那个讲究“男女有别”的年代，我格外尴尬，便用小刀在课桌中间刻了两条竖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三八线”。

我们大队当年读五年级的有二十多人，到了初中却只剩不到十个，我算是幸运的。家里兄弟多，条件十分困难，父母却仍坚持供我上学，有些同学则早早辍学务农了。学校离家远，每周往返一次，既要过河，又要翻山越岭。起初几个礼拜，除了认识本大队的几位同学，其他人都互不相识，一到晚上就躲在被窝里想家，眼泪常常湿透枕巾，后来才渐渐习惯。

苏山中学坐落在苏山公社所在地舍下尖山北麓的老山峰附近，东靠老山、北邻雷山、南接尖山，三面环山，西面离校门不远便是鄱阳湖。校园东面和南面各有一条溪流，从门前横穿而过，汇入谢湖溪（未建谢湖大坝时，这里还是鄱阳湖湿地）。每到春天雨季，两条港溪的水流潺潺，溅起细碎的水花，哗啦啦地奔腾而去。校门口的小港边，长满了高大的线柳树与白杨树，粗壮的枝干都朝着校园方向舒展，苍劲曲折，既显沉稳大气，又不失秀丽壮观，比我见过的任何画作、照片都要动人。这样独特的环境与景致，在别处难寻，也是无论我们日后走多远，都始终难忘苏山中学的原因之一。

那时蒸饭、洗漱都用小溪里的水，那是清澈的泉水。每逢山洪暴发，溪水里会游来许多小鱼小虾，有时附近的同学会从家里带来网兜捕鱼，别有一番乐趣。后来因人为破坏和生活垃圾增多，溪水不再洁净，学校便在溪边打了一口井。

渐渐习惯了新环境后，便不那么想家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我一级的初二班里有我的堂姐。作为女生，班里的男生都很照顾她。那时同学间年龄差距很大，记得有位初二的男同学正在上课，家里人突然来叫他，说他的童养媳老婆生了儿子，让他中午赶回家。下午他返校时，同学们都围着要喜糖吃。

上了几个礼拜课后，学校评助学金，要求我们回大队开证明。我在大队开了一张家庭极度困难的证明——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一年，我在学校评到了甲等助学金，共7.5元。除去报名费、书本费，学校还要收柴火费：走读生无需缴纳，寄宿生若家里没送柴火，每人需交1.5元。我除外学校的一切费用外，就不要交什么费用了。学校在徐港陶家冲涧有一片山，由食堂师傅（负责煮饭的大师傅）每天下午去砍柴，一百多斤的柴火挑回来，着实辛苦。后来学校弄了辆大板车拉柴，师傅才轻松些。我家的柴火是父母从学校附近的堰上担来的，因为堰上有我家亲戚——母亲的舅妈住在那里。父母为了省下那1.5元柴火费，特意去堰上挑柴送到学校。

当时学校食堂管理很混乱，食堂有几口大锅，其中两口用来蒸饭。我们蒸饭用铝合金饭盒，饭盒分大小号，饭量大的用大号，饭量小的用小号，且规定不能蒸稀饭。每到午饭下课铃响，全校学生就往食堂挤，争抢着找自己的饭盒。个子高大、手臂长的同学很快就能拿到，个子小的往往最后才吃上，甚至有饭盒被人打翻的情况。后来学校规定，每十个学生的饭盒用一个网兜装好，放进蒸笼，按班级排好；到了饭点，由各班选出的十个高个子同学去取饭。这样一来，我省了不少心，也得到了不少照顾。

升入初二后，学校课本仍不齐全。当时苏山中学的初二年级分两处办学：老苏山片一个班，老前山片一个班，老苏山片的便是苏山一中。我的班主任换成了杨文轩老师，他非常负责。整个初二年级只有一个班，下面几个初一年级的班则是我们的学弟。那段时间没学到多少文化知识，还经常搞“开门办学”——这是从初一年级就有的课程，所有学生都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班曾被下放到徐港周家涧，支援农忙，也正是在那里，我结识了上海下放知青，后来在我的散文《在火车邂逅上海知识青年》中略有提及。

在徐港大队周家涧劳动时，队长安排我们插秧。那是深山涧里一块耕耙平整的农田，我们学生排成长队，布满整个田块。田埂两边，一个同学拿着测行距的短棍，一根绳索从田埂这头拉到那头，其他同学都站在绳外，手持统一规格的竹片，按三寸、六寸的间隔插秧。下田前，农民伯伯特意叮嘱了注意事项，还说了田里流沙坑的位置。可栽到那里时，我们早已忘了叮嘱。因为插秧要往后退，到了流沙坑区域，我不小心踩了进去，起初只觉得比别处深些，好奇之下继续往前走，没料到一脚踩到中心地带，仿佛有人在底下拉，另一只脚怎么也拔不出来。幸好旁边的老师和同学齐心协力把我拉了上来，可身上的衣服已全湿透。我们在这个生产队的劳动课程，也因此画上了句号。从初一到初二，我读了两年半——初一读了一年半，比我高一级的初二学生在暑假毕业，而我升入初二时，是当年9月1日开学的。

。

1976年，我刚读完初二，等着上高中的开学通知，却左等右等都没消息。原来我们大队的学生上学要凭指标，全大队有七八个学生符合条件，却只有两个名额，还需通过政审，只有“根正苗红”的人才能由大队领导推荐入学。筛选过程中，除了家里不愿送的几人，最终推荐的是符合当时政策的儿子，我和另一位同学因不符合条件，只能在家务农。

就在我在家帮着干活时，父亲拿着一张入学通知书走到我跟前，说：“崽俚呀，你又有机会读书了，不过是去文艺班读书。”原来打倒“四人帮”后，公社新增了“文艺班”，与“数理班”并行，我们班的任务是：一边搞文艺宣传，一边学习数理化。

当时学校没有多余教室，公社便借了学校所在村庄的官厅（即现在的舍下官厅）作为教室，离学校有一段距离——因为文艺班排练难免有响声，怕影响数理班。我们文艺班由徐良家担任班主任，他懂音乐，笛子吹得极好，公社还安排了袁建中协助；节目组则由公社下放的女知青王娜莉老师负责，说她是老师，其实也就比我们大几岁，甚至和班里年纪大的学生同龄。我们上午学习数理化，下午排练节目、演戏，每天天不亮还要比其他同学早起半小时练嗓子。上午的学习还算顺利，下午的官厅里便锣鼓喧天，大家常常练到嗓音沙哑，紧张的氛围可想而知。我们的口号是：学习数理化的成绩不能比理科班差，排练的节目要让全公社百姓都知晓。为了迎接全县粉碎“四人帮”的文艺汇演，达到宣传高潮，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备战全县汇演，白天要抓紧学习、配合老师编排节目，晚上还要到各大队巡回演出以锻炼胆量，我和同学们可算吃了不少苦。在官厅里，有时上课，有时课余时间排练，可谓鼓乐喧天、热闹非凡。为了汇演，我们还深入十三个大队巡回表演，常常下午放学后出发，为农民演出，回到学校已是深夜。但大家齐心协力，从未喊过一声累。参加全县各乡镇汇演时，我们相互加油打气，为班级荣誉拼搏；筹备过程中，大家一起献计献策，展现出团队的智慧与力量，最终取得了优异成绩。那些一同欢笑、一同奋斗的瞬间，如同璀璨繁星，镶嵌在我记忆的苍穹里。

高一这一年，我们就在边学习边排演中度过，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圆满完成了公社组织的文艺汇演，为公社争了光，也锻炼了自己。学习虽紧张，我们仍恳请徐老师教我们拼音——那时小学已开设拼音课，我们深知连高中都不懂拼音，日后走向社会会很被动。于是老师专门抽出一个礼拜的课时，为我们补拼音课。全靠记性好，自己背诵声母、韵母，这对后来走向社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高一奋斗一年后，1977年秋季招生，我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二。当时高二只有一个班，理科班和文艺班共69人考上，全部在苏山一中上课（苏山二中在老苏山片，苏山一中在前山片，即现在的鹤舍古村）。从家到学校来回四十多里地，我用一根不到三尺的软竹扁担，一头挑着菜和生活用品，一头挑着米，徒步往返，每周一次，还要过河涉水。一周的菜吃到最后，不是馊了就是长了白霉，我们却只能咬牙坚持，一心扑在学习上。

我们是1978年高中毕业的，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那年考试只能报考大学，中专、师范一律不准报；直到1979年，才允许“一条龙”式报考，按成绩择优录取，依次为大学、大专、中专、师范，可惜我没能继续深造。想上学都是大队推荐的，很多人都没资格读书，家庭成分是首选，到了高中才没有接政审条件，高中在1976年前是设在都昌新妙的，到1977年苏山一中才开始开办高中部，也是在那时恢复为重点中学的。

我们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半（因上初中时经历了从初一春季招生改为初二次年秋季招生，初中多读了半年），高中两年，总共九年半教育。而且我们7岁才能上学，还读了两年“零年级”（即现在的预备班）。14岁上初中时，还是个心智未熟的小孩，什么都不懂；直到进入高中，才慢慢懂事，开始发奋读书，我们深知：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