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石头：五十万年前，它被安义先民打制；一千年前，被苏轼拾起——一枚石镞的赣北传奇

杨楼绪

作者 杨楼绪

潦河汤汤，自九岭山深处蜿蜒东去，横贯古建昌大地。这片水土——旧辖今永修、安义，以及湾里罗亭、太平——藏着赣北最古老也最沉默的秘密。

2015年春，一个偶然的发现，将江西有人类活动的史前文明从原先认定的五万年前一举推至五十万年前。而早在近一千年前，一位大文豪在这片土地上拾起过一枚史前石器，并郑重写进了他的文集。

这两件事之间，隔着五十万年。但它们被一条河流——潦河串联在了一起。

一、网纹红土：五十万年前的先民手泽

2015年3月27日，安义县黄洲镇茅店村的一处山坡上，文物爱好者胡贤钢发现了八件带有明显打击痕迹的大型旧石器。照片传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超荣与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一眼认出——这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物。

同年5月，两位专家带队奔赴安义，在舒家垄、郭家村、回春寺、野鸡垄等地展开深度发掘。考古队员在潦河北岸第二级阶地的网纹红土地层中，找到了大量打制石器——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两面器、石球等。经科学测定，这批石器距今约五十万年。

这片网纹红土是第四纪冰川期及后续冰期的冰碛物，经湿热气候淋溶风化而成。红得发亮，土层中夹杂着白色与黄色的蠕状网纹。五十万年前，一群先民就在这片红土之上依水而居。他们在河滩上挑选硅质岩和石英石料，敲击打制出锋利的砍砸器与刮削器，切割兽肉、刮削树皮、挖掘块茎。

这是赣鄱大地上第一道文明的曙光。

而先民们打制的其中一枚石镞——或者准确地说，一枚石质箭镞——不知何故，或是在打猎时、或是在分割兽肉时、或是在切鱼时……遗失在潦河滩上，几十万年的洪水冲刷，泥沙俱下，流浪到了永修吴城的河滩上，静静的沉睡了五十万年。

但它不知道自己将成为一枚“传奇伏笔”，永载史册。

二、建中靖国元年：苏轼的最后一次弯腰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甲午（农历四月初四日），苏轼自海南儋耳北归，舟抵永修吴城，泊于顺济龙王祠下。

这一年的苏轼，六十六岁。距他病逝常州，仅剩不足百日。七年的岭海贬谪——从绍圣元年（1094年）被贬惠州，到元符三年（1100年）遇赦北归——九死一生。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他才得以渡岭北归。这一路舟行缓慢，他见老友、游旧地、写诗文，像是在用最后的力气与这个世界一一告别。

船泊吴城的那个下午，苏轼“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潦河汇入修水，修水注入鄱阳，湖天相接处水鸟起落。他信步江岸，在沙砾间瞥见一物——一枚古箭镞。

苏轼俯身拾起。“槊锋而剑脊，其廉可刿，而其质则石也”——矛头般的锋刃，剑脊般的棱线，刃口锋利得可以割物，而质地却是石头。他端详良久，说了一句：“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砮，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

他认出来了——这是上古文献中记载的“石砮”。《禹贡》载荆州、梁州贡砮；春秋时隼集陈廷，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时人莫能识，问于孔子。苏轼认为眼前这枚石镞，与两千多年前孔子见过的石砮相类似。可见苏轼的认知水平、学识深广，不是我们常人所能够企及的。

众人传观，失手坠入江中。苏轼不慌不忙，祷于顺济王神，遣人入水打捞，“一探而获”。他郑重地将石砮留在庙中，写下《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结尾说：“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

苏轼不知道——他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手中摩挲的这枚石镞，很可能正是五十万年前安义潦河先民打制的器物。洪水将它从上游搬运至吴城江岸，泥沙掩埋数十万年，又被江水冲刷露出，最终与一位大文豪狭路相逢。

一枚石器，从安义先民的手中，流浪到苏轼的手中，中间隔了五十万年。而苏轼用一篇三百字的短文，为这段沉默的史前岁月，点亮了第一盏文字的灯火。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对江西旧石器遗存的文字记录。

三、苏轼与建昌：半生缘，四次驻足

苏轼与建昌的缘分，并非一次偶然。

第一次是元丰七年（1084年） 。这一年，苏轼赴汝州途中，专程造访建昌磨刀村（今永修县三溪桥镇横山村磨刀组）李常（字公择） 旧居。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官至户部尚书，曾在庐山白石僧舍藏书九千卷，名“李氏山房”。苏轼与李常交情深厚，应李常之请写过著名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这次苏轼与李常的外甥黄庭坚同游建昌云居山，写下：

《和黄山谷游云居作》

一行行到赵州关，

怪底山头更有山。

一片楼台耸天上，

数声钟鼓落人间。

瀑花飞雪浸僧眼，

岩穴流光映佛颜。

欲与白云论心事，

碧溪桥下水潺潺。

随后苏轼与长子苏迈同行至湖口写下《石钟山记》 。

第二次是元祐五年（1090年） 。这一年，李常病故，苏轼在杭州为官，同杨畏（字子安）、黄庭坚、秦观、苏颂等至建昌凭悼。

此次到建昌，李常已然去世，苏轼面对故人破宅，写下：

《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

彭蠡东北源，庐阜西南麓。

何人修水上，种此一双玉。

思之不可见，破宅余修竹。

四邻戒莫犯，十亩森似束。

我来仲夏初，解箨呈新绿。

幽鸟向我鸣，野人留我宿。

徘徊不忍去，微月挂乔木。

遥想他年归，解组巾一幅。

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

卧听邻寺钟，书窗耿残烛。

仲夏之初，幽鸟哀鸣，故人已逝，野人留宿，书窗残烛，只余修竹萧萧。这次到建昌凭悼李常，苏轼的心情非常沉重与失落。

宋元佑五年（1090年）李常被贬成都知府，二月初二，在赴任途经陕西阛乡县时，李常病逝，李常灵柩运回到老家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安葬。阛乡到建昌1300多公里的路途，李常灵柩运到建昌已是端午之后，正是仲夏。苏轼等悼慰期间，路过李常故居（去世的人曾经居住过的房屋叫“故居”），悲伤地写下《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

第三次是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八月‌，苏轼接贬惠州诰命南下，舟渡鄱阳湖，登吴城望湖亭，写下：

《南康望湖亭》

八月渡长湖，

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

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

康时术已虚。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一腔报国之心尚在，而匡时救世之策已成虚妄。此时的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三度贬谪、七年岭海，只剩下一个老人的疲惫与旷达。

第四次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苏轼遇赦北归途中，再次经过建昌吴城，也正是在这一次驻足，他在江边拾得了那枚沉睡了五十万年的石砮。写下了《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

从1084年到1101年，前后十七年。第一次是壮年的拜访，第四次是暮年的偶遇。而一枚石砮，成了他留给这片土地最奇异的礼物。

四、东冈杨氏：族谱里的苏轼记忆

苏轼的诗文传到建昌、传到安义、传到潦河两岸的每一个村落。

安义东冈杨氏，自唐初杨楷开基以来，耕读传家，为赣北望族。“上有罗田黄，下有东冈杨”，这句俗语道出了杨氏在安义的显赫地位。唐初杨楷辞官归隐古建昌依仁东冈，子孙后代以祖居地称为“东冈杨”。千余年来，族人开枝散叶，分出东西南北四号支脉。

《东冈杨氏宗谱》中，至今留存着两篇与苏轼相关的文字。

一为律诗：

《赠东冈杨子安》

东冈烟翠绕村流，

杖履同君作胜游。

修谱尚存先世泽，

论交真似古人稠。

西湖雨霁曾携酒，

南浦春深共倚舟。

莫叹浮云遮宦眼，

文章千载自相酬。

二为苏轼所作的第二届《杨氏重修宗谱叙》 ，落款“大宋元祐五年庚午中秋 龙图阁学士眉山东坡苏轼拜撰”——元祐五年（1090年），恰好是李常去世的那一年。

凭悼李常后，正是仲夏，杨畏邀黄庭坚、秦观、苏颂等到东冈游历。这年杨畏在家主修族谱，苏轼写下《赠东冈杨子安》，秦观写下《行香子·树绕村庄》。中秋时，族谱完成，杨畏诚邀苏轼撰《叙》。

当然，站在严格的文史考证角度，苏轼两篇文字尚不见于宋元原版官修文集，仅收录于族谱。

五、五十万年的传奇伏笔

从五十万年前，安义舒家垄先民打制石镞，到苏轼在吴城江岸拾得石砮并写入《石砮记》，再到东冈杨氏族谱珍藏的苏轼诗文——一条完整的文明链条浮出水面。

这枚石镞，是这条链条上最沉默也最有力的证物。

五十万年前，它从先民手中诞生，是一件生存工具。

近一千年前，它被苏轼拾起，成了一件历史证物。

再往后数百年，它被载入族谱、写进方志、写进地方记忆，成了一种文化符号。

安义出土的旧石器，是大地镌刻的远古史诗；苏轼的《石砮记》，是文人留存的历史见证；东冈谱册中的苏轼诗文，是宗族延续的文化记忆。三者并非简单的并列，而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石器是“物证”，苏轼是“书写”，族谱是“传承”。

而其中最为动人的，恰恰是东冈杨氏那份“正史遗漏的记忆”——他们记了时间，记了细节，固执地守护着一份文化认同。这种“美丽的遗漏”，比精确的史料更能说明：文脉是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扎根的。

这就是赣北潦河流域独特的传奇文明伏笔：一件器物、一个偶然、一群人的记忆，跨越五十万年，完成了一场震撼时空的对话。

潦水长流，西山静默。山河藏史，诗书续脉。

如今，苏轼发现的那枚五十万年前的石镞，早已不知所踪，它或许仍沉睡在吴城顺济庙的旧址之下，或许再次流浪去了鄱阳湖、长江、太平洋……但只要《石砮记》的文字还在，只要东冈杨氏的谱牒还在，只要潦河还在流淌——

那枚石镞就从未真正消失。

二O二六年七月十六日于安义

附录：《顺济王庙新获石砮记》【苏轼 ，原文据《永修县志》1985版】

建中靖国元年四月甲午，轼自儋耳北归，舣舟吴城山顺济龙王祠下。既进谒而还，逍遥江上，得古箭镞，槊锋而剑脊，其廉可刿，而其质则石也。曰：异哉！此孔子所谓楛矢、石砮，肃慎氏之物也。何为而至此哉！

传观左右，失手坠于江中。乃祷于神，愿复得之，当藏之庙中，为往来者骇心动目诡异之观。既祷，则使没水人求之，一探而获。

谨按《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簵、楛；梁州贡璆、铁、银、镂、砮、磬。则楛矢、石砮，自禹以来贡之矣。然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庭，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时人莫能知，而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

颜师古曰：“楛木堪为笴，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可不谓异物乎！

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陈于路寝；孔子履，藏于武库。皆以古见宝。此矢独非宝乎！

顺济王威灵，南覃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为出此宝。轼不敢私有，而留之庙中，与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圣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