秤

赣西北文学

　　外婆有一只铜秤。乌沉沉的，搁在堂屋的条案上，平日里并不用，只逢年过节才请出来，称些芝麻绿豆之类的零碎。秤盘浅，秤砣小，称不出什么大物件，外婆却郑重其事，每次用完必用细布擦了，再裹一层油纸，妥帖地收进柜里。

我问她称这些做什么。她说，过日子嘛，总要掂掂轻重。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掂掂轻重。只觉得那只小秤有趣，铜盘亮晃晃的，能照见人影。我常趁外婆不在，偷偷取出来，称石子，称树叶，称一切够得着的小东西。有一回，我逮住一只蜻蜓，小心翼翼地放在秤盘上。蜻蜓的翅膀颤着，秤杆便也跟着颤，忽高忽低，总也定不下来。我正看得入神，外婆进来了，也不恼，只说：“活的，称不准。”

后来我才明白，她说的不只是蜻蜓。

我十八岁那年，母亲病了一场。不算重，但拖得久。父亲整日闷在屋里，翻来覆去地算账：药费多少，误工多少，若请护工又多少。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像秋雨打在瓦上。母亲听见了，便说：“不算了罢，我歇歇就好。”父亲却停不下手，仿佛拨清那些数字，日子便有了着落。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掂轻重”三字活生生地演出来。父亲的秤盘上放的是钱，是时间，是母亲的安康，是他自己的愧疚。他称来称去，总也平不了——像那只蜻蜓，翅膀一颤，秤杆就晃。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南方。临行前夜，母亲收拾行李，一件一件往箱子里码。厚毛衣要不要带？南方用不着，可万一冬天冷呢。旧相册带不带？占地方，可万一想家呢。她在床沿坐了许久，手里攥着一条围巾，是我织的第一条，歪歪扭扭的针脚，像条毛毛虫。

“带吧。”我说。

她摇头：“你箱子满了。”

“那就把那双鞋拿出去。”

“鞋是新的，万一要见人呢？”

我们这样拉扯了半夜，终究把围巾留下了。临走时我看见它搭在椅背上，毛线头垂下来，晃晃的，像在招手。我别过脸去。

到了南方才知道，许多事比围巾难取舍得多。租房子是，找工作也是，喜欢一个人，更是。

遇见她是秋天的事。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她是隔壁部门的，常来茶水间冲咖啡。起初只觉得她笑时眼角有颗小痣，后来便觉着那颗痣长得恰恰好，不多不少，像句子里最妥帖的那个标点。约她吃饭、散步、看电影，一步一步地来，每一步都要在心头过一过——这一步会不会太快？那句话会不会太重？

有一回她问我：“你做事总是这样盘算吗？”

我一愣，说：“习惯了。”

她笑了笑，没再追问。但那笑里有些东西，薄薄的，像晨雾，太阳一出来就散了。

其实我何尝不想不管不顾地往前走？可心里那只秤已经长在那里了，遇事便自动翘起来，左边放风险，右边放收益，不上不下地悬着。年少时读《中庸》，只当是句空话，如今才知“执其两端用其中”是顶难的功夫——你永远不知道那“中”究竟在哪儿，也许根本不在秤杆上，而在放下秤的那一瞬。

　　失恋那晚，我独自走到江边。江风大，路灯昏黄，照得影子一会儿长一会儿短。我数着脚下的石板，一块，两块，三块，数到一百多，便忘了。忽然想起外婆那只铜秤，想起秤盘上颤颤巍巍的蜻蜓。

原来这些年，我一直在称。称前程，称得失，称真心与假意之间隔了几层纸。可这世间种种，哪一样不是活的？活的便称不准，今日重的，明日可能轻了；此刻要紧的，彼时可能如草芥。我用尽力气想让秤杆平了，却忘了蜻蜓是要飞的。

后来我换过几份工，搬过几次家，也爱过别的人。每回做决定时，心里那只秤仍会翘起来，但我渐渐学会在它翘起时，多等一等。等什么，也说不好，也许是等秤盘上那只蜻蜓自己飞走。

去年端午回去看外婆，她正在条案前包粽子。糯米、红豆、蜜枣，一一摆开，她却并不称，只随手抓。我好奇：“您不用秤了？”

外婆头也不抬：“裹粽子用不着秤，心里有数就行。”

我看着她枯瘦的手将粽叶折成漏斗，填米，压实，缠线。一气呵成，每个粽子大小相仿，严丝合缝。线缠到最后，她总要用力一拽，那力道恰到好处，不松不紧。

“您怎么知道用多大力？”

外婆把粽子丢进锅里，拍拍手上的米粒：“称了一辈子，也该知道了。”

锅里咕嘟咕嘟地响起来，水汽漫上来，模糊了窗玻璃。我站在雾气里，忽然觉得眼睛有些湿。那些年我算计来算计去的东西，在外婆手里，不过是最后那一拽的力道——知道了，便不必再称了。

前些日子搬家，翻出许多旧物。大学时记的账本，每一笔开销都记得清清楚楚；工作后列的规划表，三年五年十年，密密麻麻如蚁阵；还有那些情书，写的时候字斟句酌，怕多了显得轻浮，怕少了显得凉薄。

我蹲在地上看了许久，忽然笑了。把这些统统装进一个纸箱，封好，在箱面上写了一个“旧”字。搬上车的时候，箱子很轻，轻得像什么都没装。

我想起那只铜秤，现在还在外婆的柜子里，裹着油纸，沉沉地睡着。它称过蜻蜓，称过药费，称过许多人的犹疑。可它从来不知道，自己才是最重的那一个——压在人心里，一压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