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刺绣作品

大卫

母亲的刺绣作品

文/李伟义

母亲那一代人，未曾踏入学堂，识得几个大字，却也有她们自成一脉的"学业"。这学业，便藏在纺车的咿呀声里，藏在织布机的穿梭往复间，藏在针线筐中密密匝匝的彩线里——纺线、织布、裁剪衣裳，还有那最为精巧的绣花技艺。于她们而言，这些是命里注定的功课，并无喜恶之分，亦无选择之权，仿佛生为女子，手中便自然握住了那根细细的银针。

她们不曾有专业的师傅，也未曾进过半日学堂，可待字闺中时，这身本事便已在母亲、婶娘、邻家姑姑的针线筐旁耳濡目染地学会了。只是各人天分不同，技艺也便有了高下。我的奶奶，母亲说起时总要带着几分笑意，说她一辈子只做成过一双鞋，上鞋时却将鞋帮与鞋底错开了牙，歪歪扭扭的，终究不像样子。而母亲的姑姐，却是个极手巧的人，她八岁那年，竟为四岁的弟弟做成了一双妥帖的小鞋，邻里传为佳话，至今听来仍让人惊叹。那个年代的乡村，纺织未兴，布匹金贵，一家老小的衣裤鞋袜，全凭母亲们一针一线地缝出来。

若说做衣做鞋是那"小学"的功课，人人需得过关，那么绣花，便算得上是"大学"的学问了。那是一道高高的门槛，许多姑娘望而生畏，绣花针在手，却迟迟不敢落下，生怕辜负了那一方素绢。母亲却是敢拿起针的人，她留下的五副枕头顶子，十只方方正正的绣片，至今仍静静地躺在我的匣中。那是她出阁前的作品，算来已有七十五年光景了。粉红与湛蓝的缎面上，丝线依旧泛着温润的光。

那时候的枕头，不似如今这般柔软扁平，而是方方正正的，像一段缩短了的铁轨枕木。两端是平整的方形，蒙着绣了花的缎面，里面灌满谷瘪麸皮，硬邦邦的。我儿时在外公外婆家见过这种枕头，出于好奇枕过一次，脖颈被硌得生疼，实在谈不上舒适。可骑在上面当马儿玩耍，嘴里吆喝着，手脚划动着，却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这方枕头渐渐被淘汰，换上了如今这种扁平的"洋枕头"。母亲说起"洋枕头"三个字时，语气里有一丝新奇，也有一丝怅然。我记得小时候还枕过一个，并非舶来品，不过是照了外国的样式自家做的。那枕面上绣着一棵苍劲的松树，半轮旭日，两只白鹤——一只昂首向天，一只低头啄食。母亲常指着枕头上的绣字教我念道：青年人有如朝日，革命人永远年轻。那些字句，连同丝线细微的光泽，至今还印在我心里。

母亲留下的那些枕头顶子，其实是半成品，约莫十二公分见方，成双成对，图案相同。五副作品中，有"喜鹊登枝"的热闹，有"蝶恋花"的缠绵，还有两副是字，母亲说那叫"梅花篆字"，每一笔的点画，都是一朵盛开的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只是若细看，花瓣儿色彩的渐次过渡，叶脉的浓淡变化，到底有些生硬，终究是乡间女子的手艺，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母亲也不是那等天分极高的绣女，这些花样，都是从旁人那里借了"花样子"，用复写纸一笔一笔描下来的。母亲曾说起，那时节，谁家若有一幅好看的花样子，四邻八舍的姑娘媳妇都要围过去看，眼里满是羡慕的光。若是能借来描上一幅，那份欢喜，简直比得了什么宝贝还甚。要知道，七十多年前的乡村，一张薄薄的蓝色复写纸，已是奢侈得不能再奢侈的东西了。

我小时候，在母亲的箱底见过一副竹制的花撑子，一大一小两个圆环，将绣布绷在上面，平平展展的。我曾穿过一件兜肚，上面绣着"娃娃抱鲤鱼"的图案，胖娃娃怀里的红鲤鱼摇头摆尾，喜气洋洋，应该也是母亲的手艺了。如今想来，那些绣品里的一针一线，都藏着母亲年轻时坐在窗前，就着天光，屏息凝神的模样。

这些枕头顶子，连同那些被岁月磨得有些模糊的记忆，便是母亲留给我的最真切的东西了。算不得什么珍奇宝物，却是一段旧光阴的标本，一种渐行渐远的手艺的遗迹，更是一个女儿对母亲最朴素的怀念。我珍重它们，如同珍重一个时代最后的呼吸，珍重母亲那一代女子，在贫瘠岁月里用一根针、一缕线，为自己绣出的一点体面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