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

大卫

面 包

文/李伟义

假如一个人有十个或二十个面包，送出去一个，或许算不得什么。可倘若那是一个面包比金子还要金贵的年头，一个人连自己都在漫长的饥饿中煎熬了半年乃至一年，却把一个面包送给了素不相识的乡下孩子，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贵的行为了。

多少年来，我一直坚信，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便是饥饿中的面包。

那是一九六〇年——饥饿与记忆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岁月，那年我十岁。

就是那个春天，我第一次独自坐上火车，第一次踏上锦州这座陌生的城池，去找我的父亲。然而我迷路了。

那是一个早春的黄昏，天色将暗未暗，像一张被水洇湿的宣纸，灰蓝里透着一抹残红。我迷路在锦州城南一个尚存残雪的小山村，炊烟从家家户户的屋顶袅袅升起，那样安详，那样寻常，却与我的焦灼格格不入。我拦住几个过路的人，结结巴巴地说出父亲的名字，他们都摇摇头走开了。我站在路边，哭了。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拍了拍我的头顶。我抬起泪眼，看见一位叔叔，脸色是那种被风吹透后泛起的红润。他蹲下身来，对我说：“小子，别怕。会找到的。”

就是这一句话，让我觉得他成了我的亲人。那颗悬了一整天的心，忽然有了着落。

我是当天上午从乡下的车站挤上火车来的。母亲把我送到站台上，往我怀里塞了一个蓝布包袱皮裹成的小包，里头有一块草籽面做的饼子。草籽连皮带面磨在一起，粘性差得很，饼子上裂了纵横交错的纹路，像一张干涸的土地的地图。她还往我衣兜里塞了一只豆绿色的细脖瓶子，装满了从井边打来的凉水，瓶口用苞米芯堵着。母亲一遍遍叮嘱：“饼子留着明天吃，要是今天找不到你爸，好歹还能顶一顿。”

可火车晃晃悠悠地走了一个多钟头，我的肚子便不争气地叫唤起来。那块饼子的香气隔着包袱皮往鼻子里钻，我终于忍不住把它掏出来，三口两口吞了下去。等到车窗外冒出锦州城灰扑扑的轮廓时，瓶里的水也只剩了薄薄一层底儿。

按照家人告诉我的路径，我顺着中央大街一直往南走。那天的风很大，卷着细沙打在脸上，又冷又疼。后来不知怎的绕上了南大坝。说是大坝，其实不过一道宽厚的土埂，坝上立着两个草亭，四根碗口粗的木桩撑起一个苇草搭的圆顶，粗糙得像是孩童随手拼出的。我坐在草亭下歇脚，看小凌河在脚下缓缓地淌。那时的锦州通往城南还没有大桥，只在枯水季节搭一座临时木桥，桥板是胳膊粗的圆木劈成的，凸起的半圆面朝上，踩上去一步三颤。每隔一丈来远便有个人字形的木架没在水里，权作桥墩。整座桥用长长的铁丝把木板串在一起，风一吹便吱吱呀呀地响。桥很窄，两人迎面碰上，得侧着身子才能错过去。早春的河滩上，鹅卵石的缝隙里还积着未化的冰雪，在暮色里泛着冷冷的光。

我在那里转来转去，举目无亲，又急又怕，嗓子眼像塞了一团干棉花。

红脸叔叔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他问了我的来处和父亲的名字，沉吟片刻，说：“你跟我来。”他把我领到路边一间小屋前，那是一家小卖店，门板斑驳，玻璃柜台里摆着几样杂货。他走进去，不一会儿出来，手里多了一个东西——一个面包。

那面包套着压得皱巴巴的纸袋，袋上印着空心的“面包”二字，下方画着半圆形的麦穗，纸面已渗出星点的油迹。纸袋口敞着，一股酸甜的、焦香的、带着微微暖意的气味扑面而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下子攥住了我的全部感官。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面包递到我面前。我没有推辞，也没有道谢——那一刻所有的礼貌和羞怯都被某种更原始的东西冲垮了。我伸出长长的手臂，几乎是夺了过来。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面包。暗褐色的外皮烤得焦厚，上面有一圈鹅黄色的蛋液痕迹，像一枚浅浅的月晕。我撕开纸袋，咬下第一口——舌尖触到那柔韧而蓬松的表皮时，早已干涸的舌底竟瞬间涌满了口水。焦皮裂开，露出里面绵密微黄的面心，带着恰到好处的甜和一丝若有若无的酸。我几乎没怎么嚼就咽了下去，只觉得从喉咙到胃里，有一道温热的东西缓缓淌下去，像旱了很久的土地上忽然迎来一场细雨。我接连咬了几大口，腮帮子鼓得高高的，才想起咽两下唾沫，把堵在嘴里的食物顺下去。那个面包的香甜，那种在胃里慢慢化开的踏实感，至今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浮上来。后来我长大成人，吃过各种面包——俄式的大列巴，法式的长棍，日式的软包，甚至那些装在精美铁盒里的外国点心。可没有哪一次，像那个皱巴巴纸袋里的暗褐色面包一样，让我的整个身体都为之震颤。

红脸叔叔站在一旁，只是看着我笑。后来他把我带到生产队的队部，使劲摇那部老式手摇电话机，旁边并排立着两只粗大的电池，顶端连着细细的铜线。电话那头终于传来父亲的声音时，我又哭了出来，比之前更厉害，像是要把一天的害怕全都倒干净。

后来父亲专程去找过那位叔叔，不仅带了千恩万谢，还有粮票和钱。母亲告诉我，那位叔叔叫佘德舟。粮票那样金贵的年头，他却一样也没有收。

再后来，我读中学时，在一篇课文里读到一位作家形容志愿军战士“像秋天里的红高粱一样纯朴可爱”。我一下就想起了佘叔叔那张被风吹红的脸。此后许多年，每当我看见田野里成熟的高粱，一株株挺拔地立在秋阳下，穗子沉甸甸地低垂着，我便觉得，那就是他。

我谋划了很久很久——等我有能力了，一定要找到佘德舟叔叔，把他请到城里最好的饭店，点上他没尝过的菜，让他也像当年的我一样，尝到一个惊喜，尝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温柔相待时，心里涌起的那股暖意。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女儿。她比我小不少，却已是那家大型农场的工会主席。我说起当年的事，她安静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父亲不在了。”

我的心头猛地一颤，竟许久说不出话来。多少年来梦想的那场相聚，童话一般，倏忽间便散了。

可我忘不了他。也忘不了他给我做下的榜样。饥饿中的那个面包，早就不在胃里了，它长在了别处。每当我在生活里遇见需要帮助的人，心里便有什么东西轻轻一动——仿佛有一双红红的脸膛在看着我，笑而不语。我便也递过去一只手臂，像当年他递给我那样。

那面包的香甜，我至今还记得。它从来不曾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