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欢喜的美篇

常欢喜

2026年7月15日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致和》

——春秋时期的晋与吴

前言

商代末期，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率族远赴江南，断发纹身，创建吴国。武王克商，吴君周章接受周王分封，吴国纳入王朝管理。晋国始祖为周成王所封，肇建于河汾之地。晋吴两国同宗同源，千里相望，各自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晋国励精图治、拓土开疆，自晋文公开始，雄踞黄河中游，开创了百年霸业。吴国僻处东南一隅，史籍鲜载，至寿梦即位，才多见于文献。晋国称霸之际，与长江中游的楚国曾长期对峙，为打破战略僵局，晋国成功推行"联吴制楚"的方针，至春秋末期，吴国蓄力崛起，力压强楚，北上争霸，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

穿越历史，2500年前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承载表里山河雄浑厚重的晋文化，与蕴含江南水泽奋进之气的吴文化，曾跨越南北，携手致和，共同谱写了中华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篇章。

一、同宗同源

商周之际，周部落首领古公亶( dan ）父之子太伯、仲雍让位南奔，"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武王克商后，"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吴国由此纳入周王朝版图。

晋国这边，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其子燮父改唐为晋，晋国正式立国。《左传》明确记载："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晋，武之穆也"-﹣吴为太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晋，武之穆也"-﹣吴为太伯之后，晋为叔虞之后，同出姬姓，同宗同源。，

周室之长

据《史记》记载，古公亶父之子太伯、仲雍主动让贤，远赴江南建立勾吴国，太伯因此被奉为吴文化宗祖。文献记载之外，考古发现亦印证，吴文化由南下中原周文化与江南本土文化交融形成，葬俗、随葬品均呈现多元风貌。青铜器便是典型代表，尽显其作为周室分支的文化融合特质。

姬姓之伯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地，其子燮父改唐为晋，晋国正式立国。历经数代君主开拓积淀，及晋文公，其推行革新，国力强盛。公元前632年，文公于城濮之战大败楚国，在践土会盟中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侯伯，位列诸侯之长。其后，景公承继基业，国力益增，悼公九合诸侯，声威远播，尽显姬姓之伯的雄图霸业。

这件西周晋仲韦父盉，铸有带"晋"字铭文，是最早的晋国国号物证，锁定了早期晋国都城位置。铭文记载晋国宗室人物，猪钮与凤鸟纹工艺精湛，是晋国早期历史与青铜铸造的珍贵实物。

夫吴剑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楚墓出土

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这是吴王夫差的自用佩剑。

夫差是阖闾之子。阖闾依靠晋吴联盟攻破楚都郢城，夫差继位后，先战胜越国，俘虏勾践，再北上与中原诸侯争霸。

这把吴王佩剑，却出土于楚国墓葬。吴国灭亡后，吴国王室珍宝流入楚国，它是吴越争霸、吴亡于楚的实物见证。

吴国王室青铜器存世较少，且多为兵器，但铭文极少有记事内容。余眛剑剑脊两侧铸有75字铭文，是目前所见先秦兵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涉及寿梦、余祭、余昧三位吴王，吴、越、楚三个国家，清晰记载了吴王余眛为寿梦之子、余祭之弟的王室世系，以及伐麻、御楚、御越三场战事与吴国王位"兄终弟及"制度，可与《史记》《左传》等文献互证。

外腹铸铭文两行八字"右走马嘉自乍行壶"。铭文中"走马"，又称"趣马",《尚书·立政》记：趣马，掌马之官。马政与春秋军事，尤其是车战有着密切联系。

二、晋吴异韵

晋国立足河汾腹地，承袭中原礼乐文化，所出礼器形制沉稳，纹饰排布规整，彰显中原等级秩序。吴国地处江南，远离中原文化中心，器物创作融地域特色，多见棘刺纹、蛙纹、水禽纹等水乡自然题材，兼取本土陶纹或重构中原纹样，地域风格鲜明。南北地域与文化底蕴的差异，造就晋器庄重、吴器别致的不同艺术风貌。

纹饰之合

双线" S "纹，是吴地独具地域辨识度的纹饰，亦见于同期春秋晋、楚文物。它融入各地器物形制，形成本土器型与吴地纹饰相结合的复合风格。一器承载两地文化，直观映照春秋列国工艺互通、审美交融的历史轨迹。

礼器之融

提梁盉，最初流行于南方地区，后渐传入周边区域，在晋、吴较为盛行；太原赵卿墓玉器与苏州严山吴国玉器窖藏，展现了晋、吴两国高超治玉水准。二者时代相近、用玉等级相当，虽因地域与族群差异，形成不同风格，却又共同遵循周代用玉传统，在礼玉制度、纹饰与雕琢工艺上一脉相承。这些现象同时反映出晋、吴两地在礼器使用上的相近性。

这件春秋青铜人面纹錞于，出土于镇江国大墓，为吴国军乐礼器。虎钮用于悬挂敲击，器身浮雕人面，搭配云纹，造型独特。它把中原青铜技艺和江南本土文化融为一体，是春秋吴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国宝。

晋出吴王器

晋国故地，自晚清同治年间至今，屡屡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重要者有：山西代县蒙王村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原平市峙峪村出土的吴王光剑、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王子于戈、榆社县三角坪出土的吴季子剑，以及河南辉县出土的吴王夫差鉴和剑等。这批文物皆为吴国王室专属礼器、兵器，制作精良，其出土于晋国境内并非巧合，最大可能是吴国为交好晋国贵族的邦交馈赠礼物。

器内壁有3行13字"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从形制看，是仿照晋式铜鉴制作出来的。目前已知的夫差鉴，全部出自当年晋国境内。

三、晋楚争霸时的吴国

自齐桓公首霸起，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逐鹿中原：齐桓公九合诸侯奠定霸业，宋襄公仁义之师铩羽而归，晋文公城濮败楚一匡天下，秦穆公独霸西戎另辟蹊径，楚庄王邲之战复仇称雄。晋楚对峙半个世纪，相持不下。彼时，吴国尚为东南小国，晋国为破楚境威胁，欲联楚国东境，而急于谋求发展的吴国，也亟需强援助力。乱世烽烟中，一场改变春秋格局的邦交正悄然酝酿。

这件西周夔龙纹提梁卣，出土于曲沃曲村晋国墓地，是贵族盛酒礼器。提梁两端为羊首造型，器身饰牛首与夔龙纹样，器形规整庄重，直观体现晋国严格承袭西周礼乐制度，也是晋国青铜铸造水平的实物见证。

这件西周兽面纹提梁卣，出土于镇江丹徒吴国墓葬，是贵族盛酒礼器。器型承袭中原样式，腹间增添蛙纹这类江南水乡独有的纹饰，体现中原礼乐南传与吴地本土文化交融，是吴国青铜本土化的典型器物。

鱼钩

钩呈『 L 』形，个体较大，当为捕食较大鱼类而特制，钩有倒刺，设计合理。吴国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网密布，渔业发达，自古即有吴人『断发文身，以象龙子，避蚊龙之患』,说明吴国先民常从事水中捕鱼作业。

巫臣使吴

巫臣，楚国公族，字子灵。因争夺夏姬，得罪楚国权贵子反等人，为避灭族之祸，弃楚奔晋。

晋国封他为邢邑大夫。后来巫臣又主动出使吴国，促成晋吴结盟。

这件陈国铜器，远葬于晋国墓地，是晋、陈结盟的物证。陈国夹在晋楚之间，与晋国、吴国联手对抗楚国，这件铜壶正是春秋列国纵横博弈的实物见证，是春秋大国争霸的珍贵物证。

壶身铭文释文

唯正月咸辛亥，唐子中（仲）濒儿，择其吉金，自作鈚。

文字释义：

在正月辛亥吉日，唐国国君仲濒儿，挑选优质青铜，铸造这件自用铜鈚。"唐子"即唐国君主，"仲濒儿"是国君之名。

这件是唐国国君自作礼器。唐国地处江汉，在吴楚争霸中，是吴军攻入郢都时最重要的盟友。此器印证了春秋晋一吴一唐抗楚的列国联盟格局。这把王子于戈，正是吴王僚早年的自用兵器。吴王僚在位时，公子光蓄谋夺位，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鱼藏剑":刺客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腹，于宴席之上刺杀吴王僚。公子光继位为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与孙武，吴国国力达到顶峰。而这件吴戈远葬晋地，再次印证晋吴两国牢固的抗楚同盟。

蔡侯镈钟是庙堂礼仪打击乐器，属于成套编钟里的低音主钟。

器物特征

钟顶为镂空繁密的龙纹悬钮，钟体布满乳钉与蟠螭纹，纹饰繁复华丽，兼具中原礼制与楚式工艺，钟身铸有铭文，是蔡侯申自铸的礼乐器。

蔡国长期受制于楚国，蔡昭侯被迫改变国策，背弃楚国，加入晋、吴抗楚联盟。这件镈钟，正是蔡国联吴伐楚、参与列国争霸的物证，也见证了小国在大国夹缝中周旋求生的历史。

这把王子于戈，正是吴王僚早年的自用兵器。吴王僚在位时，公子光蓄谋夺位，上演了历史上著名的"鱼藏剑":刺客专诸将匕首藏在鱼腹，于宴席之上刺杀吴王僚。公子光继位为吴王阖闾，重用伍子胥与孙武，吴国国力达到顶峰。而这件吴戈远葬晋地，再次印证晋吴两国牢固的抗楚同盟。

据铭文考证，这件鼎属春秋徐国遗址，是徐王庚为王子时所铸。

四、季札出使中原

吴国公子季札（前576年一前485年），吴王寿梦第四子，春秋中晚期以贤德礼让著称。父亲寿梦及兄长诸樊、余祭、余眛均欲传位于季札，札坚辞，退耕延陵，称"延陵季子"。公元前544年，奉命出使鲁、齐、郑、晋等国，于鲁论周乐明礼乐，于齐劝晏婴避祸，于郑诫子产以礼为政，于晋预言三家分晋，显政治洞见。其出使促进了吴与中原文化互通，为吴地融入中原的标志性人物。

吴季子剑为柳叶形剑身，中起脊，断面呈扁菱形，柄两端呈喇叭形。剑身铸有铭文，表明其是季札为兄长吴王诸樊祈福所作之剑，是证实吴国王室世系的珍贵实物。该剑出土于山西，是晋国与吴国互通交流、人员往来的历史见证。

诚信外交

季札途经徐国时，徐君喜爱其佩剑但未明言，季札因出使任务未献剑。归途中徐君已过世，遂将剑挂于其墓前树上，践行心许之诺。守礼重诺的君子形象，成为诚信典范。

五、礼奉吴王

邗王是野戈为吴王自用礼兵器，铸有"邗王是野，作为元用"铭文，

"邗王"即吴王。

这是典型的鸟兽形管銎戈，目前仅在三晋两周地区出土，且山西侯马铸铜遗址也出土了铸造这种铜戈的陶范。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铜戈是晋国为吴王专门制作的邦交重礼。

结语

春秋时期，社会鼎革；列国争锋，纵横捭阖。干戈扰攘之际，文化融合蓬勃兴起。晋吴交好，南北风物相融共生，中原与江南在碰撞中孕育新生，华夏民族的内涵不断扩大，勾勒出中华文明一体演进的立体图景，此即"致和"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