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曾在东交民巷39号书写下的一页，今在北京检察博物馆里重温，留驻的过往值得珍藏。

董一平

东交民巷形成于元代，是一条地地道道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老街巷。元代时将东交民巷称为江米巷，其得名缘于从江南输运而来的大米在此售卖。明朝沿用了江米巷的叫法，只是将江米巷切分成了两个部分即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这日子口一长，叫着叫着人们便将东江米巷叫成了东交民巷。清朝时东交民巷成为了朝廷六部所在地，今东交民巷39号之地就曾是掌管朝廷礼仪、科举及外交事务的礼部衙门旧址，它是朝廷对外交往和与边疆民族活动联络的中心。礼部衙门之所以设在了这地界儿，缘于距紫禁城较近，便于随时随地与宫中沟通。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1552米的东交民巷是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条街巷之一，同时也是北京最长的一条街巷之一。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东交民巷成了西方列强诸国驻华使馆区，至1949年北京解放，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走过东交民巷的这一刻，这一局面才被彻底改写。东交民巷见证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近百年的入侵，见证了中国自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百多年的历史沧桑，可说是一部肉眼可见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当年外国使馆区包括使馆区里的兵营和外国银行以及法国邮政遗留下来的大量建筑，同时还能深深地感受到那段不堪屈辱的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在这里你不仅能感受到历史沉淀过后留下来的过往痕迹，还能真切地感受到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百年砥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今天你可以通过设在这里的多个博物馆如法院博物馆、警察博物馆和于1978年在东交民巷39号恢复重建后的北京检察博物馆，了解到历史曾在这里留下过的旧影，更能深切体悟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于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变化。有道是：一条老街巷记录下国殇历风风雨雨绵绵历久长回眸书新章挺起前胸膛疾风骤雨后路就在前方 从一路走来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迁址过程，可知北京发生的巨变，气象万千。 人民检察利剑高悬包青天现立于峰巅秉公执法彰显正义利在国家感动苍天 图为近代民法奠基人沈家本半身像 清末封建制度逐渐衰落，变革已成必然趋势，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朝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借鉴效仿西方的法律制度变法修律，其中沈家本就是这部分持变法修律人中的突出代表，他被誉为晚清法学家和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实至名归。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缓和社会各层面矛盾，清政府决定修律并任命沈家本为首任修律大臣。全权负责修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沈家本以人性化为本，创设新律，改造旧律，废除酷刑如凌迟、枭首等。他在新律中明确反对人口买卖和刑讯逼供，不仅对原有旧律中的刑法做了严格界定，同时还创设了民法，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代司法文明化进程。沈家本并无出国考察和留学经历，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儒家学士，但他抱着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将西方司法中的公开审判原则、律师制度、独立审判制度和检察制度引入新律中，最大限度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性，从而彰显出了司法的威严与不可撼动的权威，后人将沈家本修律视为中国检察制度诞生的起源雏形。沈家本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的先行先试和先期进行的理论铺垫，却为日后民国及新中国法律体系逐步走向完善，开了个值得借鉴意义的好头。就其这一点来说，我在参观沈家本故居后感受极深，说他是西方法律体系洋为中用第一人不虚。 初不解于大名鼎鼎的《围城》作者钱钟书的爱人杨绛先生怎么会与检察部门挂上钩。今在北京市检察博物馆里看到有关杨绛父亲杨荫杭的经历后才知，他曾于北洋政府中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和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杨荫杭认为法律尊严至高无上，任何人不得利用手中权力干涉司法的公正性。在他任职期间的1917年，有人揭发交通总长许世英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为此杨荫杭下令严查，经核实举报无误后，于是便将许世英扣押，此举一时竟在政府内外掀起轩然大波，政府要人纷纷出面说情，请求检察机关特许给予许世英保释。对此杨荫杭秉公执法，认为不论职位高低，任何人犯法均需追求，绝不宽恕，绝不能还像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面对北洋政府要人出面干涉，他态度坚定，毫不退让，他因此事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这件事后被杨荫杭女儿杨绛记录在了所写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 结语揭示了晚清中国近代检察制度诞生始末，对于后世具有的启示和先导示范引领作用意义非凡，非同小可。 若不是亲临北京检察博物馆参观，还真不知这东交民巷39号原朝廷礼部所在地于1902年被改建成了圣米歇尔医院即通称的法国医院，之前曾在海淀区贝家花园里知悉的知名法国医生贝熙业就是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可不简单，他不仅医术高明，还具有极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他长期在华居住，最早曾为法国使馆医官，他曾为许多社会名流、贤达、政要看过病，期间他还曾任中法大学教授、校医，期间他积极推动中国进步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批人中就有周恩来、向警予、陈毅、李维汉、李立三、何长工等，以此助力中国革命蓬勃发展。他曾把家安在了海淀区山脚下并取名贝家花园，这里一度成了中法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贝家花园又成了一处重要的情报联络据点，承载着无数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记忆，如今的贝家花园已成为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针对抗战期间根据地缺医少药特别是抗生素和消炎镇疼类药物奇缺的现状，贝熙业大夫常常不顾个人安危，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日军多道封锁线，每天骑行四十公里，秘密将大量药品和急需物资送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由此他开辟出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挽救了许多鲜活生命。除此之外，具有极大同情心的贝熙业大夫还在所住地为当地百姓免费看病，赢得了交口称赞。当今天的人们来到贝家花园再次重温起那段往事时，便会记住贝熙业所做的许多好事，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就像永远都不会忘记加拿大医生白求恩那样。 未拆前的原法国医院楼模型全景 1902年法国医院建筑构件遗存（6件）及法国医院使用的木梁。1950年法国医院建筑被称为和平医院，至上世纪1973年前这栋建筑仍旧保存完整，1976年天安门广场扩建，东交民巷39号原法国医院被拆除，今39号建筑为1978年之后的现貌所呈。 法国医院使用的房梁 磁带录放机曾满大街风靡 胶卷照相机，今见不稀奇。当年视宝物，记忆里珍惜。 简单陈设透出旧时风 不知牌号的老款自行车，看其后座架像极了当年邮差所骑。 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拨号电话机 我家也有过这样一台闹钟，就是一响起来声音特大，睡得再沉的人也会被它的铃声叫醒。 带有红按钮的铁皮手电筒 旧时用过的暖水瓶 海鸥戏照片机 曾经于街路边常见的邮筒和电话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