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日》

听雨（赵银笙）

　　家中书橱一隅，伫立着两本《红日》。其一为英文本Red Sun，为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阿奇•巴恩斯（A.C.Barnes）所译，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三版。其硬质精装的封皮已经泛黄，但边角依旧平整。其二为中文本，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第四版，软质平装，封面上是一轮硕大的红日，还有攻占孟良崮胜利的剪影。

（书橱一角）

追溯起来，我与《红日》的缘分，始于1977年。那年10月，一批“文革”前摄制的经典影片在经过十多年的禁锢之后重见天日。不久，我在东龙港驻军营地，第一次观看了电影《红日》。因为故事的起点在涟水城，原著作者吴强又是涟水县高沟镇人，而这两处与我的家乡相距大约一百公里，所以，我对《红日》原著产生了浓厚兴趣，期盼拥有纸质文本，透过字里行间细细领略涟水城旧时的风貌，慢慢追寻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跌宕征程。
　　可是，那个年代，盐场是一片文化沙漠，既无新华书店，也无公共图书室。因此，阅读《红日》的企望，只能无可奈何蛰伏于心底。
　　1984年，我在中学从教，教的是初中英语。出于“为稻粱谋”的考量，时而搜集一些英文书刊，期冀在与拉丁字母的厮磨中提升语言的感知力，以应付传道、授业之需。

1985年暑假，我远赴南京二姐家小住。照例，我盘桓玄武湖，登临中山陵，还游逛了夫子庙。不过，最惬意的，还是骑着自行车，从中央门经鼓楼前往中山东路的书店。
　　一天，徜徉于外文书店，突然眼前一亮：书架上赫然摆放着Red Sun。抽出来细看，是的，是英文版的《红日》。旁边还有Sunrise（《日出》，曹禺著，A.C.Barnes译），以及Daughters and Sons（《新儿女英雄传》，袁静、孔厥著，Sidney Shapiro译）。一时间，我大喜过望，当即掏钱把三本书买了下来。

　　

（《红日》英译本）

　　后来我才知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外文出版社甄选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组织外籍专家、学者将其译成外文，向海外读者推介。《红日》《新儿女英雄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优秀作品，均在其列。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集体亮相。

　　回家之后，我借助《新英汉词典》通读了Red Sun，对涟水城撤退、孟良崮全歼国民党七十四师的过程有了进一步了解。但奈何因时而遇到生词、僻句，如隔靴搔痒，难以深切体味作者在宏大叙事中所描绘的微妙细节，比如石东根醉酒纵马时的复杂心境，比如地方干部华静对副军长梁波的崇仰之情，也无从享受阅读中文书籍时那种一气呵成、江河直下的酣畅之感。

　　后来，我离开三尺讲台到国企工作，后来又从盐场挪进了城市。因为岗位变动，事务繁杂，读书热情与日俱减，英语能力也慢慢荒疏。偶尔到书店转一转，出门时手中拿的，或是《中国大战略》，或是《世说新语》……。那本Red Sun，落寞地退到书架的深处，慢慢染上岁月的光晕。

（《日出》《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

自从“白首卧松云”，为打发漫漫时光，我恢复阅读闲书的习惯。一天，翻检橱中旧书，摩挲Red Sun的封面，一个念头蓦然萌生：买本中文版的《红日》，了却年轻时的心愿。于是，登录孔夫子旧书网，检索、下单……拿到书籍之后，连续几天，手不释卷。合上书卷，旧日的场景一幕幕漫过心头，仿佛与那段青春浩荡的岁月，举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会晤。
早年阅读Red Sun，是出于对革命英雄主义的膜拜，是出于提升英语水平的目的，关注的是书中描写的情节、是那一个一个单词、短语，是敌我战场上的生死博弈。历经岁月洗礼，如今阅读《红日》，眼中关注的，是沈振新、梁波、石东根、杨军，乃至张灵甫、张小甫等人的命运沉浮；脑海中萦绕的，是那段历史走向，是人民的抉择，是烽火硝烟中生命的韧性和信仰的力量。

（《红日》中文版）

书橱中的两本《红日》，一旧一新，一英一中，并排陈放。它们不但记载了我买书、读书的一段陈年往事，也见证了我的人生之旅、心路历程。
　　看来，人生从无徒劳的期许，那些藏在心底的执念，纵使历经岁月磨砺，只要初心未改，终会得偿所愿。我与《红日》的缘分，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