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沉如山）父亲的那杆秤

老王家的不老松

　　我家堂屋的条案上，摆着一杆老秤。

乌木的秤杆，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十六颗星花还依稀可辨。父亲是个贩菜的小贩，这杆秤跟了他四十三年，小时候我最烦他收摊回来——满屋的烂菜叶子味，他蹲在院子里一根根清点剩菜，嘴里念着“赔了五毛，赚了三块。”我捂着鼻子跑开，觉得这行当又脏又没出息。

　　真正记住这杆秤，是在我十二岁那年的冬天。那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母亲病着，药罐子整天咕嘟咕嘟地响。腊月二十八，父亲挑着两筐白菜去镇上卖。我跟在后面，看他缩着脖子走在寒风里，耳朵冻得通红，鼻尖挂着清鼻涕。走到半路，他忽然停下来，把围巾解下来，不由分说地缠在我脖子上，闷声道: “戴着。”那围巾上全是他的汗味和烟味，我皱着眉，却没敢摘。

到了集市，父亲把白菜码得整整齐齐，然后蹲在摊后，抱着膝盖等买主。腊月的风像刀子刮得人脸生疼。他不停地搓手、哈气，眼睛却始终盯着过路的人。有人问价，他立刻站起来，搓着手笑: “大哥自家种的，没打药，你看这菜心多黄。”

那人挑了三棵，父亲提起秤左手扶秤杆，右手挪秤砣，秤尾翅得老高。“三斤二两，给两块钱就行。”那人走了，母亲在旁边小声说: “明明三斤半，你少算人家。”父亲搡了母亲一下: “大过年的，人家怎顾咱生意，别计较。”

那天直到散集，还剩半筐白菜没卖掉。父亲蹲在空荡荡的集市上，看着来来往往置年货的人，眼睛里满是羡慕。他掏出口袋里零零碎碎的毛票，数了又数，然后站起身，拍拍膝盖上的土，对我说: “走！买两斤肉，给你妈炖汤！”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他拎着那块巴掌大的肉，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那杆秤挂在他的扁担头上，一摇一晃，星花在落日里闪着微弱的光。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父亲不是窝囊，他只是用一杆秤扛起了我们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后来我上了中学，学费越来越贵。父亲不再卖菜，去了建筑工地背水泥。那杆秤被挂在堂屋墙上，落了灰。“爸，你还留着那破秤干啥？”他正在吃饭，头也没抬: “留着，心里踏实。”

高三那年，我成绩下滑得厉害，整天浑浑噩噩。父亲从工地赶回来，风尘仆仆的，裤腿上全是泥点子。他坐在我对面，半天没说一句话。最后，他起身走到堂屋，取下那杆秤，擦掉上面的灰，轻轻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爸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但这杆秤跟了我大半辈子，它告诉我一个理儿: 做人要公道，做事要平心

你学也好，将来干啥也好，心里都要有杆秤，不能偏。

他走了，留下我和那杆秤。我摸着冰凉的秤杆，忽然哭了。那晚我学到凌晨两点，窗外的月亮特别亮，照在秤杆的星花上，一闪一闪的。

　　高考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临行前，父亲从枕头㡳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五块十块的，还有几颗硬币。他数都没数，全塞进我手里，“拿着，不够再跟爸说。”我低头一看，那布包正是包秤的那块蓝布洗得发白，边角都磨出了毛。

大学四年，我勤工俭学，没再要过家里的钱。每次打电话，父亲还是那几句:“吃了没？冷不冷？钱够不？”我说够了。他就“嗯”一声，然后沉默。我不挂，他也不挂，就这么隔着电话，听着彼此的呼吸。

去年冬天，父亲突发脑梗，我赶回老家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躺在病床上，看见我眼睛突然亮了，嘴里哆嗦着，手指慢慢的抬起，指向堂屋的方向。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一一墙上挂着那杆秤，安安静静的像他这一辈子。

父亲没能挺过那个冬天。

整理遗物时，我在他枕头底下翻出一个小本子，里面歪歪扭扭地记着账:娃学费3000，借老陈2000，还了；娃买电脑5000，跟二叔借的还差1500，娃考研报名费2000……每一笔后面都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勾。

　　最后一页，是他发病前写的，只有几个字:“秤在，家在。”

我把那杆秤从墙上取下来，擦得干干净净，带回城里，摆在我的书桌上。每当我在工作中迷茫、在生活里焦虑时，我就看看它。秤杆还是那根秤杆，星花还是那些星花，只是用秤的人，已经不在了。

父亲这辈子，没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只留下一杆秤，和一个道理——做人要公道，做事要平心！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秤杆上的星花依然闪着光。我忽然觉得父亲没有走——他还在哪儿，守着那杆秤，守着他的公道，也守着我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