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联

双赢

文会祥：军旅记忆之亲人的牵挂 一、失联1978年的冬天，湖南省常德市某厂的家属区里，姐姐的日子突然变得不一样了。之前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她都能收到弟弟的信。信是从武汉寄过来的，信封上盖着部队的三角戳，里面没有多少字，“一切都好，勿念，”翻来覆去就这几句。但她知道，只要那个三角戳在，弟弟就平安。那年的12月之后，信断了。她想：可能部队忙，过几天就有了。到1979年的元月底，她还没有收到弟弟的来信，她去厂里的收发室问：“有我的信没有？”收发室的老头翻了翻，摇摇头。不见弟弟的来信，她开始给武汉的部队驻地打电话。长途电话要先拨总机，再转军区，再转部队，每次都要等很久。电话接通后，对方说：“部队已经移防，具体去向不便告知。”不便告知，这四个字像一堵墙，把所有的追问都挡了回来。母亲开始失眠，夜里翻来覆去，枕头湿了干，干了湿，她不敢在女儿面前哭。姐姐听见了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像针一样扎在姐姐心上。父亲沉默着，每天吃完饭就坐在门口抽着自已卷的土喇叭简烟，望着武汉的方向，一句话不说。姐姐是家里的老大。那年她二十多岁，在厂里上班，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但她知道，这个家里，她得撑起来。不能让母亲垮掉，不能让父亲闷出病来，不能让大家胡思乱想。她开始想办法。二、追寻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微信。要找一个人，靠的是嘴和腿。姐姐先从厂里打听。姐夫办公室有一位同事的丈夫在市军分区当领导，资源比较多。姐姐去找他，说了弟弟的情况：武汉空军高炮十九师，十二月份从武汉南下，具体去向不明。军分区领导抽了口烟，想了想：“南下……可能是广西那边，最近听说边境不太平。”广西，姐姐在办公室的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地方，从常德到广西隔着千山万水。她知道了广西处在边境线，她记住了广西这两个字，然后开始打电话。要先拨“0”到外线，然后报城市，报单位，报分机号。姐姐凭着她有一段话务员经历的功底，她打给武汉的部队留守处，对方说番号不便透露。她打给广州军区的一个熟人，那人是市军分区领导帮忙找到的关系，对方说部队确实在广西，但具体位置不能说。她打给南宁的军分区，对方问：你是他什么人？姐姐说：亲姐姐。对方沉默了一下说：“部队执行任务，通信管制，请家属理解一下。”理解，姐姐理解，但母亲不理解，母亲只知道儿子不见了。父亲不理解，父亲只知道信断了。姐姐继续打电话，她把能找到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有些打通了，有些打不通。打通了的，大多说“不便告知。”但她没有放弃。她知道，只要弟弟还在，只要部队还在，就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后来，她终于联系上了弟弟所在部队师部的一个科长。那位科长是湖南老乡，经熟人辗转介绍，答应帮忙转达。“你留个电话号码，我试试看能不能让你弟弟接个电话。”姐姐把厂里的电话留给了那个科长，然后就是等待。三、接通那天下午，姐姐在车间帮忙干活，有人跑来喊她：“你弟弟电话，长途的。”她丢下手中的活，一路小跑到办公室，推开门的时候，她的腿在发抖。她拿话筒，放在耳边，屏住呼吸。那边有杂音，电流声，远处的说话声沙沙地响，然后一个声音传过来。“姐。”就一个字，但那声音，她太熟悉了，是她弟弟。“我是姐，”她说，声音有点抖，她咬住了嘴唇。电话那边沉默了一瞬，她听见了呼吸声，她想问很多话，你廋了没有，冷不冷，吃得好不好，什么时候回来。但所有的问话都堵在了喉咙里，最后只吐出了五个字:“你安全就好。”没有问这问那，没有问这几个月经历了什么。她知道不能问，她知道电话那头的弟弟。也许正站在某顶帐篷里，也许身边还有别人。电话那头又沉默了一下，然后传来弟弟的一声“嗯。”那一声“嗯”里，包含了有平安，有活着，有“别担心，”有“我会回来。”姐姐眼眶红了，她没有哭，她把嘴唇咬得更紧了一些。电话那头传来了另一个声音，好像在催促。“那我挂了”，弟弟说。“好。”“姐，保重身体。”“弟，你也要保重。”然后是一阵电流声，然后是一片寂静。姐姐握着听筒，在桌边站了很久，身旁的同事轻轻把听筒从她手中拿了下来，放回电话机上。“打通了就好，”她说，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四、欣慰那天晚饭前，姐姐回到家里。母亲坐在灯下补衣服，父亲在抽着自已卷的喇叭筒烟。姐姐换了鞋，走到母亲身边，告诉母亲:“妈，弟弟打电话来了。”母亲的手一抖，针扎进了手指，她不顾疼，抬起头，眼睛亮亮的看着女儿:“他说什么了。”“他说他安全。”母亲张了张嘴，没有出声，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手里的衣服上，湿开一个了深色的圆。父亲听到了，把烟掐灭，他什么也没说，站起身来，走到阳台上。姐姐看见他的肩膀在抖。那天，家里终于有了饭菜的香味。母亲炒了几个菜，父亲开了一瓶酒。他们坐在桌前，没有人说话，但筷子在动，碗里的饭在减少。那是几个月来，家里人吃得最安心的一顿饭。五、四十七年之后四十七年了，姐姐都快八十岁了。头发有点花白，但她仍身体健康，精神闪烁。弟弟每次回常德看她，她还是像当年一样，亲切的拉着弟弟的手，上下打量，然后说那句说了无数遍的话:“你安全就好。”弟弟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有多不容易。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一个工厂的女工，凭着几根电话线，几张写着号码的纸条，一个“一定要找到弟弟”的念头，跨过了湖南到广西的千山万水，只为对弟弟的一种挂念，一声问候。“你安全就好。”她不知道什么叫“通信管制，”她只知道弟弟没有了音信。她不知道什么叫“不便告知，”她只知道母亲在哭。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只有电话，一个一个号码的打，一个人一个人的问，一层一层的找，直到听到那一声“姐。”后记所有的勋章，功绩，战报，都会被记录在档案里，被后人研究，评价。但那通电话，不会被记录在任何档案里。它只活在姐姐的记忆里，活在弟弟的记忆里，活在那个下午的几秒钟里。这不是一句问侯，这是战争年代里一个姐姐对弟弟的最重，也是最轻的一句话，重到承载了几个月的眼泪和失眠，轻到只用三秒钟就说完了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