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年代

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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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指的就是上世纪1960、1961、1962这三年。老话讲民以食为天，所有吃食里，粮食又是最金贵的。口粮一短缺，别的能入口的东西跟着全都紧俏起来。

那时候所有人吃饭都有限量，凭粮票才能买粮食，鸡鸭鱼肉、各类副食品全都得靠各种票证。买肉要用肉票，一人一个月只有半斤；鸡蛋得登记在副食本上，一户每月二斤；芝麻酱更是稀罕，一户每月只给二两。副食供应少得可怜，单靠定量分的那点粮食，家家户户常年吃不饱饭。

那时候，最金贵的，除了粮票就是副食本，副食本每季度换一次，万一不小心丢了，全家仨月就甭吃鸡蛋、鱼、豆腐、芝麻酱、糖、豆制品和蔬菜了，所以比现在的身份证还重要。

当年没有私人小店，全都是国营商铺。买菜去菜站，买粮食去粮店，油盐酱醋副食只能去副食店。东西供不应求，排队抢购就成了街上天天能看见的景象。

粮店有个规定，每月24号就能提前用下个月的粮票。每到月底，家家户户存的粮食基本见底，所以每月24号粮店门口都热闹得不行，粮店前的场面就像宋丹丹说的，那是相当的壮观，人山人海，赛过春节的庙会。

粮店还有个火爆时刻，就是卖白薯，北京人都管红薯叫白薯。一斤粮票能换五斤白薯，对天天饿肚子的老百姓来说，这简直是能救命的好事。

听说红薯早年从美洲传到国内，明清那会儿，靠着它填饱肚子，国内人口从明末几千万涨到两个多亿；到了困难年代，白薯又一次帮老百姓熬过了饥荒。

白薯吃多了容易反酸，也不顶饿，吃上俩钟头肚子又空落落的，可好歹能暂时垫垫肚子，能填一口是一口。

那会儿物资样样紧缺，排队买东西是家常便饭。我家当年住在西单商场后边，胡同口外头经常能看见长长的队伍。只要院里有人喊一嗓子：“商场那边排队卖东西咯！”街坊邻居立马跟接到通知一样，拎上小板凳就往外冲。

等跑到跟前，队伍早就排出去老远，好多排队的人都不知道前面到底卖啥，先占上位置再说。队伍慢慢往前挪，大伙一步一步跟着挪，站累了就坐在小板凳上歇会儿。

排一个多钟头才能挪到商场门口，这才知道当天卖的是红果酱，一人只能买一瓶。

人饿到极点的时候，但凡能填肚子的，都堪比山珍海味。抢到果酱的人个个喜笑颜开，跟得了宝贝似的，心里满是满足；没轮上的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家。

那几年我还是少年，正是长身体、饭量大的时候。老话都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挨饿对我来说更是常态。

我天天盼着过年，一到春节副食供应会额外加量：每人多发五斤大米、半斤花生、半斤瓜子。更划算的是春节大多在二月份，二月只有二十八天，比别的月份少两三天，手里存的粮食就能宽松些，能踏踏实实多吃几顿饱饭。当年我还傻乎乎问家里大人：为啥每个月不能都只有二十八天呢？

困难时期全程粮食按人头定量，出去下馆子、商店买点心，全都得掏粮票。整整好几年，我从来没有吃饱过，实打实体会到啥叫饥不择食。

胡同里有几户人家院里种着槐树，春天满树开满雪白的槐花。摘下来掺上玉米面，撒点葱花、盐上锅一蒸，就是难得的一顿好菜。家里有槐树的人家看得比啥都重，夜里都舍不得睡，守着树，生怕旁人偷偷把槐花摘走。

有一回，一辆马车从豆腐坊拉着满满一车豆腐渣送往饲养场，我和几个小伙伴悄悄跟在后头，趁人不注意挖了一大盆，撒腿就往家跑。

带回家之后，母亲往豆腐渣里掺了点虾皮和葱花，包成玉米面团子上锅蒸。那一顿，全家实实在在吃了一顿饱饭。

现在早就记不清豆腐渣是什么滋味了，只记得那天吃得太撑，肚子疼了好半天。

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如今物资样样充足。大家既能去高档饭店聚餐，也能街边撸串敞开吃，凭粮票和副食本买东西成为了历史，粮票还成了邮票市场上收藏的珍品。

现在不少人反倒把节食减肥当成时髦，粗粮野菜反倒成了养生好菜。凭粮票买粮食、拿副食本换东西的日子，早就彻底翻篇，成了老黄历。

还是这片土地，还是咱们普通老百姓，生活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就是改革开放造就的实实在在的奇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