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文革风云 . 激情澎湃的岁月之十五： “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

商子周

文革中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1963年入学教育，年级辅导员正色告诫：读书期间男女同学不准谈恋爱。彼时，我等届舞象之年，情窦未开，同学们坦然相处，大学前三年，彼此之间并无儿女私情。

1966年春夏之交文革开始，不上课，不考试，整天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串联、夺权、干革命。没有了紧张的学习压力，没有了年级辅导员的严加管束，一群情窦初开的俊男靓女“相看两不厌”，遂互生情愫，演绎出一出出花前月下，山盟海誓的故事，从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如今大张旗鼓，明目张胆的谈情说爱。

医学院不像理工院校，女生寥若星辰，学校女同学多，可以“自给自足”，客观上也有条件。再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文革中，学生比老师厉害，辅导员也不干涉，谈恋爱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当年，同学们总结的“恋爱大法”有许多种，诸如：“穷追不舍法”、“守株待兔法”、“布袋逮鸟法”、“生米熟饭法”、“死皮赖脸法”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

我和八班的孙华明虽不同班，但七、八班一起上小课，又都在年级文艺队，她是年级文艺部长，舞跳的非常好，文革中，我们几个同学还一起去串联，一起参加宣传队，上临床课时她也分到二附院，一起去基层医院生产实习，有较多的机会接触，而且观点一致，能谈得来，久而久之，彼此都有好感，便越走越近。

她家是福建省福州市人，解放前夕，姑姑、叔叔都去了台湾，姑父乃妇产科医生，官至台湾空军医院少将院长，有着非常敏感的台海关系。我父亲是旧国民政府文职官员，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政治背景都不好，都属于狗崽子、黑五类子女，彼此就有了共同语言，都是小知识分子家庭，都是“根不正、苗不红”，都属于“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两家“门当户对”，谁也不嫌弃谁，慢慢就走到一起，属于当时学校流传的“恋爱大法”里的“臭味相投法”，或者同属草民阶层的“西葫芦配南瓜”。

华明外祖父、父亲都是铁路职工，她两岁时母亲因难产去世，和姥姥、姥爷、姐姐相依为命，感情很深，住在火车站西侧西闸口。西闸口原来是西安火车站西侧上世纪40年代设立的一个铁路货场。闸口，初指闸门水流的孔道，后来被用来形容船舶，车流通行的咽喉地段，逐渐引申为“物资集散地”。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铁路职工，房屋背后就是铁道，火车来来往往，烟尘飞扬，脏乱嘈杂不堪，时日长久，习惯成自然，好像什么也都听不见了。

华明姥爷脑血管意外於1965年去世，父亲一直在铁路工程局担任隧道工程师，常年在外奔波，姥姥便成了她们姐妹最亲的人。后来，姐姐结婚，姐夫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系，在西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口腔科任主任，从事颌面外科专业。市二院口腔科因从事修复专业（镶牙）的于承夫主任而闻名于业界，许多领导、患者慕名而来。上世纪六十年代，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口腔学科不被重视，颌面外科手术风险大，多学科配合要求高，离西医二院咫尺之遥，董淑芬教授领衔的西医二院颌面外科的技术水平在国内业界遥遥领先，也影响了市二院颌面外科业务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市二院的地理位置、业务定位和学科发展都不够好，人才流失、业务萎缩，病员减少，经营状况每况愈下。2018年被西安市中心医院兼并，自此，西安市第二人民医院再也不复存在矣。

外出实习那一年，我曾给母亲提起在学校有关系较好的同年级女同学一事，母亲告诉我，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需谨慎而为。一是最好是读书人家庭背景，家风要好；二是女孩子要知书达礼，要温存、正派善良，其它，则不必过多考虑。后来，华明也和我一起回到大湘子庙街的家中，母亲对她特别满意，我们两人的恋情在我家就等于开了绿灯。

在她家，我们之间的婚事却好事多磨。

1969年华明姥姥不幸去世。70年毕业分配时，父亲仍然在陕南阳安线工地劳动改造，她在西安只有姐姐一个亲人，可谓孤苦伶仃。我们之间的婚事，她父亲开始并不同意。主要是因为20年间吃尽了家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苦头，不愿意让女儿再找家庭同样有问题的对象，倒也不是对我本人有什么不满意，还是为女儿的未来着想。不想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因海外关系被揪了出来，住了牛棚。此时，自顾尚且不暇，女儿之事鞭长莫及，只能为时势所迫，顺其自然。也是出于无奈，并不情愿的同意了这桩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