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锡锋：那场开了六天的论证会——1984年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追记

成锡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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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大学毕业时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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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总有些时刻像钉子一样钉进记忆里，拔不出来，也舍不得拔出。1984年7月，太原，一场开了六天的会，就是我记忆深处那颗最亮的钉子——那一年，我二十岁，是山西大学中文系一名尚未毕业的学生，也是那次会议上唯一的在校大学生。

四十二年后，当我在古玩城的一堆旧档案中重新捧起自己当年的手稿，那颗钉子又一次被敲响——时间轰然退去，1984年那个燥热的夏天霎时间扑面而来。

而这一切的缘起，要从四十二年前那个闷热的午休说起。

一、一纸启事与一颗年轻的心

　　1984年6月22日中午，山西大学学生宿舍闷热难当。正在山大就读的我，像往常一样去图书馆南馆翻阅报纸，《山西日报》上一则启事猛地攫住了我的目光——《关于召开“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的启事》。那是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办公厅第四办公室、省文化厅联合刊发的，白纸黑字写得明白：凡我省有志于文艺改革的同志，都可报名参加，需递交一份改革书面提纲及本人情况简介。会议地点，迎泽宾馆。

（《山西日报》刊登的关于召开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启事）

‍ “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乍起的年代，这八个字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擂在心上的鼓点。时代的洪流与个人的抱负在这一瞬间交汇，我几乎是本能地抓起笔，牺牲了午休，趴在宿舍书桌上一气呵成，写下了三份提纲。

我要谈的，正是我观察已久、如鲠在喉的三个问题。我深知，振兴山西文化，关键在于人才，而旧有的人事制度，正在窒息人才。

第一份《有领导有计划地实行文艺人才合理流动》，直指人事制度的僵化，呼吁打破“单位所有制”，采取聘请兼职、借调、公开招聘、山老区重金聘用等方式，让文艺人才这池春水真正活起来。第二份《有关文艺部门接收大专毕业生应实行择优录取》，带着一名在校学生的切肤之痛，批评分配制度中的拉关系、走后门之风，直言“大学考试作弊者颇多，平时成绩反映不了真实水平”，建议用人单位冲破条条框框，自主考核、择优录取。第三份《不拘一格培养选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人才》，则是针对山西文艺评论薄弱的现状，建议以刊物为中心建立评论队伍，设立评论奖项，开办培训班，从高校毕业生中选拔有潜力的新人。

（2025年从省文化厅旧档案中找到的我当年的手稿）

‍‍ 三份提纲，文字粗粝，却是我对当时文艺积弊不吐不快的真诚思考。随后，我又铺开信纸，给组委会写了一封至今想来仍觉脸热的信：

‍ “……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八〇级的一名学生，现年20周岁……本人热爱文学，当然也就特别关注文艺改革……改革是关乎未来的大事。我们是属于未来的，无疑对改革抱着热望。当然积重难返也是事实，我们拭目以待彻底的改革！望允许参加文艺改革论证会！”

信寄出后，我内心是忐忑的。一个从山区小县走出，从小学到大学未曾离开校园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高见？但或许正是那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份“我们是属于未来的”的赤诚，打动了组委会。不久，印着鲜红公章的请柬翩然而至——我，成了94名正式代表中唯一的在校大学生。

二、不设门槛，唯才是举的破冰之举

‍ 事后我才知道，那则启事在6月中下旬先后在《山西日报》刊登了三次，在山西电视台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滚动播出，《文学报》等媒体也予转载。这种不设门槛、不限身份、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代表的办会方式，在当时的省级官方会议中，堪称石破天惊之举。

（大会通知以请柬形式发放也令人深思）

‍ 耐人寻味的是，主办单位在筹备过程中悄然升级。最初在媒体发布的启事和代表收到的请柬上，落款都是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办公厅第四办公室、省文化厅三家。随后，“省政府办公厅第四办公室”升格为“省政府办公厅”，不再是办公厅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出面，而是办公厅直接主办。到了大会正式召开和公开报道时，主办单位又增加了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形成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厅四家联合召开的局面。从第四办公室到办公厅，从三家到四家，从筹备到开幕，规格步步升级，重视层层加码。用今天的话说，这叫“迭代升级”——越办越重视，越办越认真。

（论证会组织机构）

‍ 会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温幸专门就此次论证会答记者问，《山西日报》、《太原日报》同日刊登，省、市电视台、广播电台同时播出。温幸副部长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这样的论证会，“在全国兄弟省市还是第一家”。他用两句话概括了会议的目的：“广开言路，为振兴山西文化献计献策；广开才路，为改革我省文艺选用人才。”他特别说明，会议将广泛吸收有志于文艺改革的同志献计献策，共商文艺改革大计，对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改革方案，经讨论后将择优推广，付诸实施。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明确宣布：在会议中发现的具有真才实学和开拓精神的人才，“将通过有关组织人事部门采用选调、录用、招聘等方式，安排到有关单位，使他们能够在适合的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报名之踊跃，大出预料。一个月左右，三百七十多人寄去改革提纲和论文。大会根据报名者所提交的方案质量，确定正式代表94人，列席代表275人，加上大会邀请的省直和各地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总人数500余人。参会者中有文艺工作者和高校科研人员，也有关注山西文艺发展的机关干部、厂矿职工。许多列席代表食宿自理，毫无怨言：新绛一位列席代表，住在亲戚家，每天步行到会场；永济一位残疾青年，拄着双拐，由母亲陪同而来；有位企业工作的同志，用攒下的公休日请假赴会。这股子劲头，让组织者也连呼“没想到”。

（会议纪念名册）

‍ 翻看当年的参会名录，可谓群贤毕至。彼时我久闻大名的，就有省作协副主席、老作家胡正，《晋阳文艺》总编辑、作家董耀章，《山西民间文学》总编刘琦，电影《知音》编剧华而实，著名改革家、时任原平县委书记吕日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温幸，剧作家、省文化厅厅长曲润海，戏剧家、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士星，山西广电厅的朱光耀、曲连模，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罗继长、张成德，《城市文学》的刘作舟，诗人文超万，评论家艾斐、薄子涛，戏剧评论家唐宪国，作家唐宪均、杨文彬、张厚余、赵政民……这些名字，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齐聚一堂，共商文艺改革大计，其盛况可想而知。此外，还有许多当时尚属年轻、后来成就卓然的代表，譬如剧作家纪丁，画家逯新民，以及后来的文史大家谢泳、省作协副主席聂利民等。画家董其中虽因公务繁忙未能报名，却特意寄来书面建议。

‍ 大会须知中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来自深圳蛇口的时代强音，被赫然写入山西的会议文件，足见组织者破旧立新的决心与魄力。

三、一场真正的论证

‍ 1984年7月13日，与会代表到唐明饭店602房间报到。食宿和会议则安排在唐明饭店和毗邻的、仅一街之隔的迎泽宾馆。

‍ 唐明饭店今天已泯然众楼矣，但在1983年落成开业之时，它雄踞迎泽大街，为当年地标高楼，亦是太原首批配备电梯的高层宾馆，硬件设施冠绝一时。彼时它专司外事政务接待，款待中外贵宾，属省城顶流高端饭店。店名取自古唐明镇，此地正是北宋太原城肇始之地。会议在唐明饭店和迎泽宾馆举行，别具深意。

‍ 14日上午，论证会在太原唐明饭店正式开幕。

论证会领导组由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王克文领衔，而开幕式上的主持人则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功勋，省委副书记李修仁致开幕辞，会议的规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副省长张维庆给大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他介绍了出国访问的所见所闻，让当时对国外发展情况所知甚少的我们眼界大开；他还畅谈了自己对山西文化事业发展的想法，给与会同志以极大启发。会议期间，我们还听取了太原市市长王茂林关于城市改革的报告，省政府办公厅第四办公室副主任李永生关于文艺改革的报告。这些报告和讲话，都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认识。

（媒体报道中的会议图片）

‍ 领导报告高屋建瓴，而会议的内容安排更是务实而充实。为了让代表们的论证发言能够有的放矢，会议特意在每天晚间安排了山西舞台艺术展演，供代表们在太原南宫观摩。当时的山西文艺界究竟家底如何，不能光凭印象和传闻，要让大家亲眼看看，亲身感受，发言时才切得准脉搏、点得中要害。这样务实的设计，体现了组织者不尚空谈、讲求实效的匠心。

（与会人员凭晚会证观看演出）

‍ 而更令人感慨的，是会议的会风。不知从何时起，所谓的论证会大多流于形式，浅尝辄止，半天足矣。按现在的套路，大抵是领导先讲话致辞，专家依次发言，最后领导总结拍板。领导是主角，领导的讲话便是决策，专家学者的意见，过后往往烟消云散。但1984年的那个会，截然不同。它整整开了一个星期，是真刀真枪的论证，是聚焦主题不彻底说清绝不罢休的思想交锋。领导不是来唱主角的，而是来听真话的。会议采取提供尽量多的机会与场合，使与会人员有充分的论证、答辩机会。李修仁副书记在开幕时便定下基调：“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对文艺改革的种种方案进行比较鉴别，从论证中选择出最佳方案来。”

‍ 六天时间里，大会组织了两次报告会、四次大会发言、五次小组讨论。

四、小组讨论：争先恐后的思想碰撞

　　大会共分四个组，我有幸被分在第二组，至今仍清晰记得组内那些让我景仰的同志。我们这组有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杨宗，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负责人梁衡，中共山西省委政研室的丁东，山西广播电视厅的朱光耀、曲连模，山西电视台开山历史剧《杨家将》的编剧冯铁山，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杨小池，山西日报副刊部的赵占锁、政教部的陈其安，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宋金龙，省公安厅办公室的杜勇夫，山西电影摄制队的阎筱斌，雁北群艺馆的吴世明，太原市委宣传处的梁志宏，《太原日报》社的陈建祖，大同歌舞剧院的景建树，省纺织工业学校的杨士忠，还有晋光人才开发公司的艾智——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孙……

说起山西大学，这次会议共有五位代表，除我之外还有四位老师。其中杨宗书记和我同在第二组，时任山大艺术系副主任的贾永珍老师在第三组，而中文系的邢小群老师和阎恒宝老师则在第一组。杨宗书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由他参与创办的刊授大学曾享誉全国，惠及无数学子。在校期间，我曾多次聆听他的讲话，他的发言总是思想解放、充满激情，令人鼓舞。这次能和他同在一个小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邢小群老师是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师，她是著名电影《平原游击队》编剧邢野的女儿，也是丁东的爱人。她本人富有才华，思想活跃，后来和丁东一道成为知识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伉俪，其成就和影响并不逊于父辈。阎恒宝老师在写作教研室任教，我一九八〇年刚入大学时，就拜读过他出版的《历代笑话选》，那本书当年风靡一时。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参会的那些代表，包括后来成为山西乃至全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同志，那时多数都还年轻。以我所在的第二组为例，除广电厅的朱光耀、曲连模较为年长外，我20岁，是会上最小的，而梁衡不过三十八岁，丁东三十出头，梁志宏、陈建祖、景建树等也都在三四十岁之间。即便是杨宗、杨小池、陈其安、赵占锁他们，也不过是四五十岁，正当盛年。整个会场洋溢着一股青春勃发的气息，大家没有被资历和名望所累，敢想敢说，敢闯敢干。仅以我所知，梁衡后来成为享誉全国的散文大家、新闻理论家，丁东成为著名的思想史学者，景建树调入省歌舞剧院后成为曾红极一时的黄河歌舞的主创人员，杨小池从山西青年社调入党史研究室后也成就斐然，赵占锁、陈其安等也都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梁志宏和陈建祖都是当时太原知名的诗人。梁志宏后来留居太原，曾任市作协主席，毕生笔耕不辍，至高龄仍持续发表诗作，是太原文学界一棵不老的青松。陈建祖早年属黄河诗派，诗风豪迈奔放，后来赴京投身国家级文化产业，转型影视文旅策划，虽少写诗了，却长期以另一种方式助力山西文化发展。一个小组的阵容便如此可观，整个大会的人才济济，由此可见一斑。

小组讨论的气氛极其活跃，大家争先恐后，畅所欲言。轮到我时，我将那三份酝酿已久的提纲和盘托出，谈了文艺人才合理流动的必要性，谈了大学生分配制度中的“关系户”现象对真正人才的挤压，也谈了培养文艺评论队伍的紧迫性。这些来自一名在校生的直白观察，竟然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有代表点头赞同，说基层人才确实被各种绳索捆得死死的；也有前辈投来鼓励的目光，会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年轻人，敢讲真话，好！”

‍‍ 同组的丁东和妻子邢小群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发展文艺批评，促进文艺创作与欣赏的良性循环》的论证意见。在小组发言中，丁东阐述了他们的观点。他指出，从我省目前的文艺创作与欣赏的状况看，虽然从十年浩劫时的恶性循环中挣脱了出来，却没有完成向良性循环的过渡。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的棍子少了，但一种坐井观天、自我玩味、赏识的批评风气似有增长；精湛独到的评论较少，对思想艺术很一般的作品溢美之词嫌多，对有较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不敢坦率批评，对有艺术创见的作品不能及时推荐。为此他提出，山西的文艺要上去，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文艺批评队伍势在必行。他建议创办我省的文学批评刊物，为文艺批评家开辟自己的阵地；多召开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会议，达到交流经验、提高评论水平的目的；办文学讲习所，改善文艺评论者的知识结构，提高审美素质；每年像搞小说评奖那样搞文艺评论评奖，以激励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

（丁东、邢小群老师这些年出版的书）

‍ 丁东的这些观点，和我的关于培养文艺批评、文学评论人才的建议不谋而合，我听后于我心有戚戚焉；但他的论证要比我厚实得多，因此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当时自己初出茅庐，还有点社交恐慌，没能主动和丁东老师深入交流，错失一次请教的机会。这一憾，竟绵延了四十年。

而小组讨论中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艾智。他提出了自筹资金创办民间影视制作中心的设想，这在1984年无异于石破天惊。大家围绕他的方案激烈交锋，有质疑，有补充，有力挺。因其方案极具开创性和冲击力，他被安排作大会发言。于是便有了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他登台论证时，全场鸦雀无声，继而掌声雷动。那掌声，是对破旧立新的喝彩，也是对“发现好方案、推出好人才”这一论证机制最好的肯定。

五、大会发言：真知灼见的集中迸发

　　小组讨论争先恐后，大会发言更是精彩纷呈。大会发言鼓励自荐和推荐，大会根据拟发言内容择优确定。先后有 26人在大会上登台发言。

‍ 26人登台，没有大话空话套话，均直抒胸臆、直奔主题，富有真知灼见。他们中，有的是因思想解放、建议新颖而被推荐上台的，如艾智；有的则是带着自己领域的改革经验来分享的，如《山西民间文学》总编刘琦、晋中行署文化局的代表。

大家的发言被归纳为二十四个问题。其中属于理论、政策层面的有五项：文化事业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果问题，阻碍我省文艺创作繁荣的原因，艺术教育与文艺改革的关系，振兴晋剧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音乐改革，解放文艺生产力和落实文艺界知识分子政策。属于实际问题的有七项：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剧团的经营承包，文艺刊物的改革，群众文化工作的体制改革，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艺术教育体制，省电影摄制队的改革，艺术人才的培养、遴选和流动。体制机制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代表们不回避、不绕弯，真知灼见层层叠出。

‍ 更引人注目的，是代表们提出的十二项新建事业单位方案：建立山西黄河电影电视制作中心，恢复山西艺术学院，建立山西艺术人才交流服务公司，建立山西艺术信息交流处，创办山西文艺理论刊物，创办山西诗歌报，建立山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建立山西文化艺术公司，建立山西文学讲习所，建立图书馆事业管理处，成立山西文艺出版社，农民办太原河西文化中心……每一项都直指体制之弊，每一项都饱含赤子之心。

‍‍ 在诸多讨论中，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大家认为，应当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贯彻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开展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两条战线斗争，传播艺术创作的信息，端正文艺的方向；二是搞好对文艺干部的考核、选拔和使用，督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积极性；三是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正确运用批评的武器；四是对文艺工作者要进行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艺术素质；五是实行文艺奖惩制度，以奖惩彰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六是做好文艺战线党员艺术家工作，要求他们首先做党员，其次做艺术家，起模范带头作用。这些观点，即便放在今天，仍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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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厅档案中的论证手稿）

‍ 在大会发言中，贾明生的发言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的发言语言犀利、观点鲜明、富有感染力。他开门见山，先引用了会前丁东、邢小群发表在《太原日报》上的文章《在时代的天平上》，称赞其“打破了山西文艺界的静寂状态”，“一石冲开水中天”。随即话锋一转，掷出一句让全场振奋的话：

‍ “站在娘子关上一望，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们不仅在小说上落后了，就是在诗歌、散文、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等等方面，也都是落后的。”

‍ 话音未落，掌声四起。那种直面差距的坦率、不甘落后的急切，至今想来仍让人血脉偾张。他进一步提出，文艺的改革首先必须是观念的改革，必须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建立文艺法规，保障文艺工作者的正当权利，同时加强文艺批评，促进文艺繁荣。整篇发言酣畅淋漓，有理有据。后来他长期担任省委外宣办主任、省政府新闻办主任，主导山西对外形象推广和对外文化交流，成为山西宣传文化领域的核心骨干——此是后话了。

（媒体报道中的会议照片之二）

也正是这样的会风，结出了实实在在的果实。时任《山西日报》记者赵占锁、姚剑在长篇述评《雏凤清于老凤声》中，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份罕见的会风。他们写道，会议自愿报名参加，自由提供改革方案并给以充分自由的论证，“就使会议开得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一扫以往那种沉闷和敷衍塞责的会风”。述评还记录下了代表们对全省文艺现状的尖锐批评：山西小说界“连续三年未有作品在全国获奖”，作为戏剧之乡“至今拿不出一台像样的好戏”，被誉为民歌的海洋却“有哪一位歌手震动全国的乐坛”。报道特别提到，到会的近四百名代表中，39岁以下的中青年占到63%。足见那确实是一场年轻人的盛会，是充满锐气的一代对旧体制发起的一次集体叩问。这些批评，被白纸黑字印在省委机关报上，足见当时思想解放的力度，也足见那一届领导班子从善如流、求真务实的胸襟与担当。

六、掷地有声：立说立行的承诺

　　如果说前六天是思想的碰撞，那么闭幕式就是改革的落地。

1984年7月19日，论证会举行闭幕式。省文化厅厅长曲润海首先就文艺改革论证情况作了总结讲话，省文化厅副厅长荀子义传达了文化部艺术改革座谈会的情况，随后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卢功勋也作了重要讲话。曲润海和卢功勋的讲话，分别从文化业务和干部人事保障两个角度，就落实会议精神郑重表态，体现了立说立行、真抓实干的精神。

曲润海厅长在总结中，用五句话概括了会议的收获：“统一改革的思想，制造改革的舆论，总结改革的方案，发现改革的人才，增强改革的信心。”他用“别开生面、集思广益、生气勃勃的群英献策会、调查研究会”来描述这次会议。令人感慨的是，他坦率地承认了不足：“参加人数过多了一点，使大家没有机会畅所欲言；论证的范围也过大了一些，使问题不够集中。”这种不回避问题的坦诚，本身就很难得。

最让人振奋的，是他对改革方案的明确表态。没有打官腔套话，而是实打实地列出了四条处理途径：比较成熟的方案，逐步推广；符合实际需要但还需创造条件的，继续论证、积极争取；政策性强一时无法决定的，向中央请示；发现的人才，通过组织人事部门考核选调。四条路径，条条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他说：“能办一件就办一件。”这话朴实，却有千钧之重。

（大会合影 后排左起第25位是我）

‍ 卢功勋部长的讲话更是直击要害。他开篇便说：“我也不大熟悉文艺工作，讲不出多少内行话。”这种坦诚在领导干部中并不多见，一下子拉近了与代表们的距离。他着重谈了干部制度的改革和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一位老大学生，专业能力很好，只因父亲曾是国民党时期的官员，多年不被重用，后来组织上冲破“左”的束缚，把他从一般干事直接提拔为副厅长。“宣布之后，不少同志感到意外，这就说明‘左’的思想对我们这些同志的影响是很深的。”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干部制度上的“单位所有制”和“板结”现象，强调要“破除干部的单位和部门所有制，大力搞好人才开发和干部交流”。

他还特别强调了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对某一项改革，要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不要一有不同意见，就给人扣上‘保守’、‘反对改革’的帽子。这样，没有人敢讲真话，我们的改革不可能搞好。”这番话，与论证会上那种畅所欲言的气氛一脉相承，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

‍ 最后，他代表会议宣布，给《山西民间文学》副主编刘琦等三位在改革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同志各晋升一级工资。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曲润海管“事怎么干”，卢功勋管“人怎么用”，双管齐下，立说立行。会议期间那种思想解放、畅所欲言的论证固然让人兴奋，而闭幕式上这种真抓实干、敢于担当的表态，同样让人心生敬意。

七、落地生根：从蓝图到现实

　　言出必行。论证会刚落幕，一系列改革举措便紧锣密鼓地付诸实施。

为大力鼓励创作、振兴山西文艺，经省委省政府批准，从1984年起设立山西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并成立山西省文学艺术创作基金委员会。省委副书记王克文担任名誉主任，副省长张维庆任主任，温幸、马烽、李束为、曲润海等同志任副主任，韩玉峰同志任秘书长，当年即开始评选。这一举措，正是对论证会上代表们关于“实行文艺奖惩制度”“建立优秀创作奖励制度”呼声的直接回应。

‍ 人才流动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会后不久，省内有关部门便着手落实文艺人才合理流动的建议，一批优秀作家率先受益，成一、韩石山、郑义等相继调入省作家协会，成为专业作家，为日后“文学晋军”的崛起储备了中坚力量。

‍ 在文艺刊物建设方面，大型文学期刊《黄河》正式创刊，省里还批准了《五台山》《河东文学》《蒲剧艺术》《乡土文学》等一批地市文艺刊物，三晋大地的文学阵地一时间生机勃勃、蔚为大观。会上受到表彰的《山西民间文学》编辑部，率先改革，发行量从1.4万份发行量飙升至110万份，半年纯盈利10万余元，编辑人员的个人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 而晋中艺术剧院的改革经验，也在通过大会论证后，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省文联报道过会议情况的刊物）

此后的岁月里，当年论证会上的蓝图一项接一项地变为现实。创办文艺理论刊物的呼声，催生了《批评家》等一批有影响的刊物；建立影视制作中心的设想，促成了山西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和黄河电视台的筹建；成立文艺出版社的建议，让北岳文艺出版社应运而生；恢复艺术学院的呼吁，推动了艺术院校的组建，为三晋大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艺术人才。文艺院团的市场化改革，在晋中艺术剧院等先行者的带动下，从试点走向全面推开，承包制、聘用制逐渐成为常态。人才流动不再被视为畏途，公开招聘、择优录取成为共识——当年的“不拘一格选人才”，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用人机制。

而最令人振奋的，是改革激荡下创作生产力的蓬勃释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以张继钢、景建树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创作了《黄河儿女情》《黄河一方土》《黄河水长流》等享誉全国的黄河歌舞作品，让悠久的黄河文明在舞台上焕发出震撼人心的时代光彩。几乎与此同时，成一、李锐、张石山、韩石山等一批山西作家，携《老井》《厚土》《白银谷》等力作在中国文坛集体亮相，被评论界惊呼为“文学晋军崛起”。这些璀璨的文艺硕果，固然是艺术家个人才华的绽放，但谁又能否认，它们与那个解放思想、尊重人才、鼓励创造的年代，与那场开风气之先的论证会所营造的浓厚氛围，没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呢？

当年播下的种子，就这样一项一项在三晋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融入了山西文艺发展繁荣的浩浩长河。正如当年会议报道结尾所写的那样，这次会议“必将对振兴山西文化，促进山西文艺改革，为开创我省文化艺术工作新局面，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如今回望，这句当时写下的期许，早已成为历史的真实注脚。

八、历史的遗珠：三卷旧档案与泛黄的手稿

　　四十二年弹指而过。唐明饭店似已旧迹难寻，当年风华正茂的代表们，均早已鬓发如霜，有的同志已然与世长辞。而当年二十岁的我，也已是年逾花甲之人。

此前一些年，我对那次论证会的记忆，既无比清晰，又十分模糊。说清晰，是因为那种畅所欲言的热烈气氛、那些思想碰撞的精彩瞬间、闭幕式上领导立说立行的表态，始终印在脑海里，年月愈久，愈觉珍贵。说模糊，是因为会议的多数资料在前后搬家中遗失了，具体的细节，渐渐沉入岁月的烟尘。偶尔摩挲当年的合影，有的人还叫得出名字，有的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

转机出现在2023年6月。我无意间从网上发现了一册《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资料选编》——大会秘书处于1984年7月编印。买回来一翻，诸多往事渐渐清晰。在附录名单中，我看到了景建树——当年他在大同歌舞团，和我同在第二组，后来调入省歌，成为黄河歌舞的主创。有意思的是，我们后来都加入了民进，1997年他当选民进省委副主委，我当选省委委员，次年又同时担任省政协委员，同在民进界别开会。但那时，谁也不知道我们早在1984年就坐在同一个会场里了。还有谢泳，这位我素来敬重的学者，在现代知识分子思想史领域影响深远，我此前竟不知道他也参加过这次会议。看到他的名字，我发微信告诉他，他颇有同感，说这次会议确实值得让后人记住，建议我写点文字。

（论证会资料选编）

‍ 但我迟迟没有动笔。除了贾明生那声“站在娘子关上一望”的疾呼、艾智关于民间影视制作中心的大胆设想、丁东对文艺批评良性循环的深刻阐述，以及其他几个印象较深的片段之外，更多的内容都已模糊了。我不敢凭残存的记忆去写。

真正的转机在去年十二月。已很少逛孔夫子旧书网的我，不知何故又去搜索。输入“1984 山西”，漫不经心地浏览，忽然看到一位店主在出售山西省文化厅1984年的档案。我心里一动，联系上店主，赶到古玩城，在十几本旧档案中仔细翻找——居然真的发现了三卷与论证会相关的档案。

（从古玩城收藏到的此次会议的档案）

‍ 档案收集了众多与会者的珍贵手稿，董其中的，杨文彬的，还有谢泳的，也都静静躺在泛黄的纸页间，仿佛在等着什么人。邢小群老师除了和丁东联名提交的论证意见外，还有一份独立撰写的《振兴山西文艺的几点建议》，写在八开稿纸上，满满三页。稿纸旁另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笔者：邢小群，女，三十二岁，山西大学中文系教师，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地址：山西大学乙型九楼32号。”——三十二岁的年纪、住址、所授课程，一一写明，认真而郑重。

而更让我心颤的是，档案里竟夹着我四十二年前的手稿——那三份提纲，稿纸已泛黄，但字迹却清晰如昨。

‍ 几百元钱，我买下了这三卷档案。捧着那几页薄薄的纸，我在古玩城的走廊里站了很久。那一刻，嘈杂的人声忽然退得很远。1984年那个燥热的夏天，唐明饭店和迎泽宾馆里那股热腾腾的气息，霎时间扑面而来。

　　此后的日子，我又循着资料上的名字，去看望了当年一起参会的齐陶先生。之所以要去看，是因偶然间知道了他竟是烈士之后，父母齐平、周竞都是太岳军区打入阎锡山内部的中共党员，1947年、1948年先后牺牲。老人后来成为戏剧研究专家，与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结为伉俪。我去丽华苑看望他们，他签赠了著作《中国戏曲审美学概论》。田桂兰也有故事——她是刘胡兰烈士陵园那尊雕塑的原型模特，该雕塑由著名艺术家王朝闻、吕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说到当年那场论证会，两位老人眼里泛光，仿佛也回到了那个火热的夏天。

（从左到右：齐陶、田桂兰、我）

‍ 一件事牵出另一件事，一个人牵出另一个人。四十二年前的那场会，就这样从三卷旧档案、一叠手稿、一次寻访中，重新回到了我的眼前。

九、余音：那精神，不该只活在记忆里

　　站在今日回望，当年那些石破天惊之语，许多早已从蓝图化为现实，成为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安排。作为亲历者，目睹当年倾注了心血与热望的建议，一步步走进现实，汇入时代洪流，我为此深感欣慰。

然而，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四十二年过去了，无论是文艺领域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仍有许多体制机制障碍需要破解。正因如此，那场论证会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便愈发珍贵——那是一种聚焦专题、不回避矛盾、不浅尝辄止、不搞形式主义、不彻底论证清楚绝不罢休的务实精神。会风见作风，当年那种领导倾听、专家直言、上下同心求解难题的干事氛围，对于今天树立实干为民的工作作风，无疑大有裨益。

我写下这篇文字。为那些被岁月吹散的名字，为那个畅所欲言的夏天，也为了一种久违的精神——

那精神，不该只活在记忆里。

　　（写于2026年7月13日即山西省文艺改革论证会报到召开42周年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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