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书《苏淑墓志》释疑

郑州张世科

　　现藏河南禹州博物馆，2017年8月出于禹州市鸿畅乡李金寨村的北宋《苏淑墓志》，是由蔡京撰文并书丹的。志文为正书，字大约2厘米见方，通篇278字。刊葬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志底高67厘米，宽67.5厘米，厚15.5厘米，四边亦线刻5厘米夔龙纹。纯青石质；取材大气，打磨平整；字清若新，风韵独特；镌刻精良，完好如初，堪称志中珍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从该志石出土以后，便争议不断。互联网和民间传说，不仅不能互补，反而矛盾迭出。让人一时半会又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么，这通墓志里究竟藏有什么样的秘密？

　　人们的第一个疑问就是蔡京书写这方墓志的出发点在哪里？这一点倒是不难回答的。这方墓志的主人苏氏夫人，是大理寺丞苏谏之女，嫁与应天府户曹参军蔡砺。蔡砺乃北宋名相蔡确之兄，而蔡京与蔡确同属仙游蔡氏家族，为堂兄弟关系。这种错综复杂的联姻关系，折射出北宋士大夫阶层盘根错节的家族网络。元丰三年（1080年），正值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丰改制"。神宗皇帝为扭转"冗官、冗兵、冗费"的困局，命蔡确等新党重臣主导官制改革。此时的蔡京虽未身居要职，却已凭借通直郎充集贤校理的身份，跻身清贵文官之列。他为堂兄蔡砺之妻撰写墓志，既是家族荣耀的彰显，也暗含着新党内部的政治联盟。志文中"夫人从之，无不足之色，如是者十余年"的记载，勾勒出苏氏夫人随夫辗转仕途、安贫乐道的形象。这种对女性德行的刻画，既符合宋代墓志的程式化书写，也隐隐透露出蔡京对家族女性的道德期许。而墓志四边精美的夔龙纹饰，更暗示着蔡氏家族对墓主身份的重视。

　　人们的第二个疑问就是这通墓志出土的细节，互联网上所说与民间所传为何彼此矛盾？按照互联网的说法，2017年8月，河南禹州鸿畅乡李金寨村一处工地施工时，挖出了一块青石墓志。石面平整，四边刻着夔龙纹，字迹清劲如新。考古人员将墓志运回馆内清洗后，发现撰文并书写者，是北宋宰相蔡京。这是他33岁（一说34岁）时为族嫂苏淑所写的墓志铭，全称《宋故苏氏夫人墓志铭》，共计278字，刊葬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而民间传说该志则是2017年8月18日，在禹州市鸿畅镇李金寨村东农田中被发现的，是公安机关从盗墓贼手中缴获的。为此，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对该志的评级标准至今意见也是不一致的。

　　人们第三个疑问便是蔡京与苏家的渊源关系？蔡京与该志的主人公有亲戚关系。可与苏轼、苏辙为代表的苏家则是势不两立，按理说应该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蔡京与苏家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尤其是与苏辙之间，既有政治上无情打压，又有默默关怀的温情。1086年（元祐元年），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辙任右司谏。当时34岁的蔡京为投机倒向旧党，推行差役法时手段粗暴，强令开封府五天完成，导致民怨。苏辙认定他是“挟邪坏法，用意切害”的小人，连续上书弹劾，措辞极其尖锐，称他“学行无闻”，能上位只因是“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要求罢免其开封府尹之职。这些弹劾几乎断了蔡京的仕途，也让两人彻底结下死仇。1102年（崇宁元年），蔡京拜相，对元祐旧党展开疯狂报复。他将苏辙列为“元祐党人”核心成员（文臣执政官第二十二人，仅次于司马光等），并立“元祐党人碑”，导致苏辙被连削五官、降职流放，子孙不得在京城做官、不得参加科考。从这层看，蔡京对苏辙下手堪称狠辣。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政治清算凶猛，但蔡京并未对苏家实行肉体消灭。从1112年苏辙去世后，到1126年蔡京倒台的15年间，他竟在暗中保住了苏家老小性命，让其能安度余生、整理文集，令后人感到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当然，该志最大的疑问还是是否真的“书如其人”？众所周知，自宋以后，尤其是《水浒传》的出版，蔡京的名字与“奸臣”二字便紧紧的绑在了一起。《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民间更将其定为“六贼”之首。靖康元年，金军南下，蔡京举家南逃。朝臣弹劾如潮，他被连贬数地，最终走到潭州时去世。其子孙或被杀、或被流放，结局惨淡。但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声名狼藉的人，在书法上却达到了令同时代大家侧目的高度。所取得的成就，令无数所谓的“正派书家”汗颜。

　　蔡京的书法成就，首先得到了帝王与行家的双重认可。宋徽宗赵佶本人就是一位顶尖的书法家，独创了“瘦金体”，对书画鉴赏要求极高。然而宋徽宗对蔡京的书法却十分青睐，不仅让他在自己画作上撰写跋文，还曾钦点其书为“本朝第一”。在传世名作《雪江归棹图》和《文会图》上，均留有蔡京的亲笔题跋。米芾性格狂傲，极少推崇同时代书家的作品。但他与蔡京论书时却直言，自唐代柳公权之后，书法最好的就是蔡京、蔡卞兄弟二人，自己只能居其后。能让米芾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蔡京的技法功力之深。在传世作品极其稀少的情况下，《苏淑墓志》的出土填补了蔡京早年楷书的空白。

　　蔡京的楷书直接取法四位前代大师——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与柳公权。在这四人中，他受柳公权的影响最深。其字形起笔藏锋逆入，中锋行笔，线条圆劲。与唐代楷书相比，蔡京的字形显得更为清瘦与灵动，弱化了颜体、柳体的肥壮感。在字形转折处，唐代楷书多采用方折，蔡京则融入了圆转笔意，使字形在刚劲中带有柔和的变化。元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评价蔡京的楷书，称其“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又赞其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当代书法家启功对蔡京的字更是赞赏有加，写下诗句：“笔姿京卞尽清妍，蹑晋踪唐傲宋贤。一念云泥判德艺，遂教坡谷以人传。”在他看来，蔡京的书法清劲妍美，得晋唐笔法精髓，足以笑傲宋代书坛。

　　中国自古就有“字如其人”之说。西汉杨雄在《法言》中提出“书为心画”，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人内心的外在表现。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故事更是将人品与书品直接挂钩——唐穆宗问柳公权书法的秘诀，柳公权回答“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借此劝谏皇帝修身正心。然而，蔡京的案例却对这种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的书法风格并非人们想象中“奸诈之人”的歪斜轻浮——恰恰相反，其字端正清润、严谨工致，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审美。倘若严格按“字如其人”来评判，蔡京之字与颜真卿之字同为端正，这一矛盾本身就揭示了该理论并非牢不可撼。蔡京的传世作品极少，除了《雪江归棹图卷跋》《宫使帖》等少数墨迹外，多数已毁佚不存。这种“因人废书”的现象，就是被启功先生斥为“俗不可医”的思想观念。

　　站在这方千年墓志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蔡京的书法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权臣的权谋与文人的雅致在青石上碰撞，当家族的荣耀与历史的尘埃在岁月中沉淀，当生动的历史真实与超凡脱俗的书艺相映交趣，这方墓志早已超越了物质的存在，成为解读北宋文明的重要密码。它一再提醒我们：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最不经意的角落里。需要后人认真的去发现、解读、包括重新审视。以期得出真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