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超女宋庆龄

怡雪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宋庆龄先生提笔写下《追念毛主席》，寥寥数语，却字字千钧。她写道：“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这篇手稿，像是晚年宋庆龄向历史投去的一束回望的光。她是孙中山的遗孀，是国民党的“总理夫人”，却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中国共产党最忠诚的朋友。毛泽东称她为“先生”，周恩来视她为知己，而她在病危之际仍恳切地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复杂的政治身份，在世人眼中或许充满矛盾，在她心中却一以贯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始终高于党派之争。

　　若要理解这种忠诚，须从她最初的爱情说起。

　　二十二岁的宋庆龄从美国学成归国，接替姐姐宋蔼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彼时的孙中山流亡日本，处在革命生涯的低谷，年近半百，且已有家室。年轻的宋庆龄却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然写道：“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

　　多年后她对斯诺说：“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这并非一个纯粹少女的浪漫幻想，而是将自己的爱情托付给了革命。她翻窗逃出家门，东渡日本与孙中山结婚，与其说是嫁给一个男人，不如说是“委身革命”。

　　孙中山为她题写“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死生”。这并非虚言。婚后九年余，孙中山病逝。此后半个多世纪，宋庆龄孑然一身，却将这段爱情升华为对信仰的坚守。她曾说：“一旦我们所爱的人与我们诀别而去，那么相互爱得越深，我们所承受的悲痛也就越深沉。只要我活着，我内心空荡荡的感觉和悲伤将永远不会消失。”她说，10月25日是比生日更重要的日子。她用余生践行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的誓言。

　　宋庆龄是“党外之党员”。蒋介石执政后，她拒绝与国民党独裁同流合污；解放战争前夕，李宗仁代总统登门拜访，她断然回应：“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与之相对，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诚邀她北上，她欣然赴约，出席了开国大典。她曾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

　　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在她看来，忠诚于孙中山，与忠诚于共产党的事业并不相悖——因为共产党真正实现了“振兴中华”的理想。正如她在《追念毛主席》中所言，毛泽东是“伟大事业的引路人”。

　　宋庆龄用一生诠释了何为“一代超女”。她超越了小我的情爱，将少女的浪漫献祭给革命；她超越了党派的狭隘，将个人的政治选择投向人民的怀抱。她的爱情观，是一种信仰；她的政治观，亦是一种信仰。二者在她身上浑然一体，历经风雨，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