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精神突围

垚之焱

醉翁之意：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精神突围

文/垚之焱

庆历五年深秋，一叶扁舟沿着汴水向南，载着一个失意的中年人。三十八岁的欧阳修，刚刚经历了人生第二次贬谪。此前一年，他还站在帝国政治的中心，以知谏院的身份慷慨陈词，为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奔走呼号。然而不过转瞬之间，新政失败，改革者纷纷落马，欧阳修因上书为范仲淹等人辩诬，被贬为滁州知州。从开封到滁州，水路上要走一两个月。船过淮河时，他看见野岸柳黄，霜白雁飞，提笔写下“阳城淀里新来雁，趁伴南飞逐越船”。那南飞的雁尚有伴可逐，而他欧阳修，却是一个人在秋风里往南走。

滁州在当时是“穷山荒僻人罕至”之地，“滁山不通车，滁水不载舟”。一个正当盛年的士大夫，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被抛掷到这样偏僻的角落，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初到滁州，他写下《憎蚊》，以“虽微无柰众，惟小难防毒”宣泄胸中的郁愤。然而欧阳修到底是欧阳修——他四岁丧父，家贫好学，从寒门子弟一路走到帝国中枢，靠的是一股“果敢之气、刚正之节”。他没有让自己沉溺在怨怼里。

到任之后，他“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推行宽简政治，发展生产。当地百姓渐渐过上安定生活，而欧阳修自己，也开始在滁州的山水间寻找精神的出口。琅琊山秀美幽深，酿泉清冽甘甜，山僧智仙在泉上建了一座亭子。欧阳修常与宾客来此饮酒，饮少辄醉，又因年岁最长，自号“醉翁”。第二年，他写下了那篇千古不朽的《醉翁亭记》。

文章以“环滁皆山也”五字起笔，简淡而气象开阔，仿佛一个饱经忧患的人推开窗，忽然看见了天地。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山水之乐，宴饮之乐，与民同乐。但细读之下，这“乐”字底下，分明压着沉沉的重量。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话几乎成了中国文人寄情山水的精神宣言。但若仅仅理解为借酒浇愁、以山水排遣苦闷，便辜负了欧阳修的深心。他笔下的山水不是逃避现实的桃源，而是重新安放自我的天地。在琅琊山的朝暮四时之间——“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他找到了一种比政治得失更恒久的东西。山水无言，却以其永恒的存在，抚慰了一个受伤的灵魂。这不是消极的隐逸，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修复：在自然中重新确认生命的意义。

更耐人寻味的是“太守之乐”。文中写滁人出游，“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一派和乐安宁的景象。而太守“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一个被贬的官员，不仅没有板着脸孔端坐公堂，反而与百姓同游同乐，醉倒在山野之间。这“颓然”二字，看似放浪形骸，实则是一个儒家士大夫最深沉的自持。欧阳修的“与民同乐”，根源在儒家的“仁政”与“民本”思想。他虽身处贬谪，却并未放弃一个地方长官的责任。滁州的安定生活，正是他推行宽简政治的成果。他乐百姓之乐，是因为他让百姓有了可乐的生活。这“乐”里，有政绩的欣慰，更有理想的坚持。

然而整篇文章最动人处，或许正在于“醉”与“醒”之间的微妙张力。欧阳修正当盛年却自号“醉翁”，表面上是自嘲，骨子里却是清醒。他何尝不知道自己是遭谗被贬？何尝不记得京中那些倾轧与暗算？但他选择用“醉”的姿态来面对这一切——醉于山水，醉于民乐，用表面的迷醉包裹内心的清醒。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高明的应对：与其在怨愤中消耗自己，不如在山水与民众之间重建生活的根基。正如宋儒所追求的“重理节情，对'富贵福泽'、'贫贱忧戚'均以平常心处之”，欧阳修以“醉”为表，以“醒”为里，在苦难之中写下了一篇华美之章。

《醉翁亭记》写于庆历六年。那时欧阳修还不知道，他还会经历第三次贬谪，还会在晚年官至参知政事。但滁州的山水和百姓，已经给了他足够的力量。那一年他不过三十九岁，却自称“翁”——这“翁”字里，有苍凉，有自嘲，但更多的是一种与命运和解之后的从容。千年之后，我们读《醉翁亭记》，读到的是一个人在人生低谷中如何不让自己沉沦，如何在山水与民众之间找到精神的支点。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全在山水之间——他在意的，是一个士大夫在逆境中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仍然可以“乐”的尊严。

那一年深秋，欧阳修乘船南下的路上看见南飞的大雁。他没有想到，自己此去，竟在滁州的山水间写下了一篇让千年后的人仍在反复诵读的文章。醉是表象，醒是本质；贬是命运，乐是选择。这便是欧阳修留给我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