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打入日本宪兵队的406号特工莫奇

钱塘阿祥

　　因为编撰杭州知青人生纪实，在对一位知青进行访谈时我无意之中知道了一则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有关的故事。

抑或是身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的缘故吧，我特别认真地作了记录，并将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整理了一下，以飨读者。

故事的亮点在于：

其一，被访谈的杭州赴黑龙江鹤立河农场知青，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原执行副总裁黎豫杭，其母亲莫孝贞（即莫奇，代号 406）是这个故事中的主人翁。

其二，浙东大地上曾经活跃过一支中国唯一打入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神奇谍报小组“反间谍工作小组”（代号 400）。直至抗日战争胜利，这支队伍从未被识破，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密探，堪称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潜伏”之一。他们的传奇惊心动魄，让人神往。

其三，由中共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化名粟后）直接领导的这些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战士（组长周迪道，化名朱人达，代号 401），肩负使命，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出生入死于敌人心脏。

【照片为2023年9月13日，约黎豫杭访谈时所摄】

一、地下交通员

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中共浙东区委领导下的地方各级党政、财、教、文及妇女、青年等各种群众组织中，有着众多的女干部，在秘密战线上也不乏其人，她们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常常化妆成女教师、女学生、阔太太、富家小姐，或假装成跑单帮的生意人及农妇、村姑等等，冒着巨大风险，出入于敌战区，忍饥挨饿，出生入死，机智地应付各种不测情况，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莫奇，真名莫孝贞，德清人，生于1924年。莫家家境殷实，在德清城内有好几家店铺，莫从小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被视为家里的小千金。1939年15岁在上海女子中学读书时成为党的地下交通员，给党组织传递文件和情报，后因暴露，不能再留在上海工作，于1941年1月由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护送她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在粟裕司令员领导的新四军一师所属社会服务团（即文工团）工作，改名为莫奇，期间入党。

1943年初，敌、伪、顽向苏中根据地“扫荡”，军分区精兵简政，同时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也需要人，组织上考虑到她是浙江人，就分配她到浙东工作。1944年初，为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进行第二次反顽作战，四明山情报总站下面分别设立了各县县站，县站下面又分设了区站，她参加革命才两年多，还不到20岁，可是革命工作需要，便奉中共浙东区党委之命担任了宁波鄞县古林区秘密交通站负责人。

交通站其实只有她和12岁的“小鬼”刘爱田两个人，地点设在敌战区的高桥乡包家岩村，离敌人的据点只有5里路。她改名为包美英，在伪乡公所报了户口，成为该村村民包荣庭家中的成员，在群众的掩护下负责做秘密交通工作。

　　【莫奇1944年在宁波400小组时为办理“良民证”所摄】

　　古林区地盘很大，北临姚江，沿江有多处渡口，是四明山根据地通往“三北”地区的重要通道，也是日、伪、顽进犯我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必经交通要道。交通站承担的任务主要有六项：一是收集敌人活动的情报，并及时上报；二是保持跟当地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之间的沟通联络；三是为过往干部和工作人员进行及时护送；四是尽力解决来往人员的食宿；五是及时传送绝密文件和各种信件，帮助运送各种物资和伤员；六是密切联系群众，在不暴露的前提下宣传抗日。这些任务中，最最重要的是收集情报并及时上报。

　　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敌、伪、顽频繁地向我四明山根据地“扫荡”，环境非常险恶，因此非战斗机关都是白天隐蔽，晚上工作、活动，首长姓名和机关名称都是用数字和地区作代号，且常常是几天更换一次，机关的驻地也常转移。交通站工作人员必须牢记这些代号和驻地，才能及时准确无误地把文件传送出去。她常常把文件藏在包家的水缸下面、柴草房内或者厕所旁的破墙缝里，她们坚守着：上一站送来的文件必须严格保管好，绝不能在本交通站失手。

在转送文件时，她与“小鬼”刘爱田动足了脑筋。浙东地区特产毛竹，春天遍地盛产毛笋，她们挖来毛笋切下老头，掏空肚子，把包好的文件塞入里面，再把老头用竹签插上，混在整篮的毛笋中，挑着走外婆家的样子；有时候把文件缝在鞋帮子里。就这样一次次完成了转送绝密文件的任务。

3月份一个漆黑的夜晚，风雨交加，她刚睡下，突然接到总站的通知，要她马上去给专署机关带路，并安排住宿的地方。她当即起床，向包家大哥借了蓑衣、笠帽，急匆匆地跑步到约定的大路边，找了个隐蔽处等待。大约等了一顿饭的时间，看到远处来了一群人，有20多个，个个都很劳累的样子，衣服也都湿透了，她迎上去和他们对暗号，一看原来是熟悉的罗白桦专员，她向罗专员汇报近日来周围敌人的情况，知道他们还没有吃饭，就说带他们到村里群众家住宿，也好顺便弄点吃的。但罗专员不同意，说进村不好，怕惊动群众、暴露目标。他问附近可有隐蔽的地方，只要能挡住风雨就行。她想了一下说三里路外有个祠堂，里面没有人住，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很脏的，罗专员却高兴得连连说好。到祠堂后她问罗专员还需要做些什么？罗专员关切地拍拍她的肩膀说，夜已很深，你快回去吧，不要暴露了身份，今晚的行动一定要保密。她点点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志们。

7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她得到一份情报：伪军第10师第37团即将向我根据地进犯。情况十分火急。她决定将此情报送往住在后屠桥附近的我军第5支队某部。

从包家岩村到后屠桥相隔几十里路。她怕碰到敌人，专捡小路走，一路上有许多野坟，坟墓边点点鬼火，她心中害怕，为了赶紧把密件送到首长手里，她硬着头皮快步向前冲，终于冲出了那片坟地，等他赶到后屠桥时，天还未亮。但没想到我们的部队已经转移，当她走进后屠桥村时，发现此地已被伪37团占据，她来不及躲避就被伪军发现了。几个伪军一窝蜂地围住了她，用枪逼着大声吆喝着：“站住，不许动，干什么的？”

她镇静地回答说是到后屠桥来走亲戚的。因为化了妆，穿的是当地老百姓的衣服，他们一时看不出她的真实身份，但伪军还是把她押送到营部。在去营部的路上，她趁人不注意把那份情报塞进嘴里吃掉了。

那个营长问不出什么东西来，却对她起了邪念，命令士兵把她押送到家中，营长老婆见了，立即露出警觉和愠怒之色，气呼呼地质问营长：“怎么又弄回一个女人？”她一听，心想正可以利用这个女人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使自己免受营长的糟蹋。于是她主动对她说，营长太太，我是从乡下来走亲戚的，被他们抓来了，我哪里是什么新四军共产党呀，请你行行好，让长官放了我吧！这一招还真灵，营长老婆成了她“挡风的墙”，把营长看得死死的，使这个坏家伙没有机会动手动脚。她顺利逃过了这一“劫”。

过了几天，伪营长命人把她送到团部，团部没有审讯就将他押送到伪10师师部。伪10师是正规军，师部住在宁波城内，师长谢文达挂的是中将军衔。谢文达毕业于黄埔军校，投降日本后对日本组织卑躬屈膝，唯命是从，他知道日本人有规定，凡抓到共产党新四军的嫌疑分子必须立即送交宪兵队。她被捕后一口咬定是普通老百姓，名叫徐国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新四军。但敌人仍然将他作为“嫌疑分子”送到了日本宪兵队。

二、打入日本宪兵队

她被捕后，我党敌工委闻讯，指示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身为宪兵队“八大密探”之一的地下工作者周迪道（化名朱人达）将她尽快营救出狱。

她被巧妙地营救出狱后，敌工委又指示让她留在宁波参加“反间谍”工作，并与颇受日寇宪兵头头信任的周迪道结为“夫妻”：“你们要在日寇心脏里隐蔽下去，做到迷惑敌人，站稳脚跟。这种方式也是斗争策略之一，是特殊战场上的一种特殊斗争方式”，但组织上也严肃指示，不能假戏真做，真的做起夫妻来那就违反了敌军工作的纪律，将来归队后要受到严肃处理。

她用“徐国芬”这个化名留了下来，继而正式成为“反间谍工作小组”成员（代号406）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

为了迷惑敌人，组织上指示莫奇跟周迪道举行隆重的“婚礼”，又指示在敌营中“广交朋友”。

婚礼后，在宪兵队头目和其他密探的心目中，她就有了“朱人达朱大密探老婆”的“正式身份”。她名正言顺跟密探、翻译们的老婆们交起朋友来了，有目的地找上门去跟这些人聊天、打麻将，有时还一起上戏院，她通过这些方式打听日伪方面各种各样的消息，将情报提供给反间谍工作小组研究。

一次，敌工委指示说，一位从上海来准备到四明山投奔新四军的进步青年在宁波被敌人抓去了，关在伪宁波县政府的监牢里，要求设法营救。她通过“朋友关系”，营救出了这位女青年，并秘密将其送到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她与一位伪军的亲属赵某交朋友。听这位亲属说，自己恨透了日本鬼子，不愿做亡国奴，还偷偷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曲。经过做工作，赵后来离家出走，参加抗日去了。

她和小组几位战友研究了宁波宪兵队头头“铃木”和他的中国人“干妈”徐章翠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要把徐章翠列为“交朋友”的重点，把她争取过来，然后再设法去打开铃木的缺口。几经交往，徐经常在铃木跟前说莫奇的好话，还主动将铃木及宪兵队的一些情事情告诉莫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成了小组的“掩护伞”和“情报员”。

他们交的朋友可分为四个层次，即骨干、外围人员、借用力量、酒肉朋友。情报有来自日军内部的，有来自翻译、“密探”、“联络员”、伪军、伪特务机关、敌伪邮电检查所，及医院、教会、敌伪群众团体，甚至国民党方面隐蔽的情报人员和工商界头面人物。

她们筹集活动经费，取之有道，用之得法，由莫奇管理，每一笔开支都做到手续清楚，能省则省，绝不能挥霍浪费，他们要多节省一点钱，准备用这些钱为为四明山根据地制造武器弹药采购一些必须的军工材料。

由于日伪对四明山抗日根据地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又不断向新四军发动武装进攻，禁止医药和军需物资从国统区流入根据地，再加上四明山根据地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小的一块，地域不广，回旋余地有限，新四军控制的又只有部分小市镇，连个像样的县城也没有，因而医药和军需物资的来源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随着根据地一再扩大，部队和地方干部不断增多，因而医药用品和军需物资的供需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严冬将至，上万名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仍然穿着薄薄的单衣，而御寒衣服仍无着落，许多伤病员得不到药品治疗，急坏了谭启龙，何克希等领导同志，他们指示潜伏在宁波城里的“400小组”赶紧想办法搞些西药和布匹出来。

小组接到任务后，把采购药品和军需物资列为重要任务之一。他们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多次采购了，如医药用品，特别是西药，医疗器材，刻字的钢板、蜡纸、油墨，印刷报纸和书籍用的纸张等等。

这个过程中，莫奇则把钱庄支票，金银饰物等，悄悄地换成现金，

在到钱庄取钱时也特别小心，一次不能提取太多，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四明山根据地制造武器弹药的原材料主要靠宁波，上海，杭州等三城市的地下工作人员秘密采购供应。一次，上海地下党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军工火药，但无法运出。

“400小组”派出周迪道和莫奇“夫妻”，找机会以陪同宪兵队特高科科长木场重雄去上海“白相”为由一起到了上海，按照原事先约定的暗号和地点，顺利取到了火药。他们买了一只新皮箱，把火药放入其中，上面再放置几件衣服。

返宁波时，上海轮渡码头戒备森严，所有行李都要开箱检查。危急关头，二人疾步上前，请身穿日本军官服，头戴皮帽，脚蹬长筒黑皮靴，腰挎一把长长指挥刀，空手前行的木场重雄科长帮忙拎箱登船，并打趣称箱内是做生意换来用以补贴家用的“黄货”。

木场未起疑心，提着箱子径直通行，宪兵见是日军军官纷纷敬礼放行。

后续路途虽历经多次检查，因箱子始终在木场身旁，一路畅通无阻。这批炸药最终安全送抵四明山，而这只皮箱也成为珍贵的革命信物。

“400小组”采购的各种紧缺民用和军用物资一次次顺利通过敌人哨卡，一批又一批运进了根据地。

“400 小组”还在营救被俘同志、惩罚叛徒方面开展工作；他们在宁波城内，设计挑起两支伪军部队“火并”；他们对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别采取团结、争取、打击的不同方针；他们发展自己的同志———。

“400 小组”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宪兵队的“密探”、“联络员”；秘密身份是我党我军的反间谍人员。因此，也可以说是双栖间谍。这决定了情报工作既要供给敌人一定的情报，应付和欺骗敌人，籍此取得敌人的信任；又要通过“假情报”迷惑敌人，并在政治上军事上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更要及时供给我方以可靠准确的情报，籍以打击敌人。这三个方面决定了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在政策性和技术性上都不能出一点点儿的纰漏。

　　1945年6月，抗日战争的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浙东的抗战形势也越来越好，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成立了苏浙军区，浙东游击纵队改变为苏浙军区所属的第二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驻守宁波地区的日伪人心惶惶，军心动摇，先后有十几名日军士兵主动投诚投奔新四军浙东中队。

新的抗战形势预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并解放浙东首府宁波为期不远了。“400小组”开始调查宁波城防工事、兵力、火力配备及政治、军事、经济、商会情况，为我军攻打宁波提供各种情报；同时，又将策反工作作为重点，尽量争取更多的敌伪人员向我军投降，并做好里应外合配合部队解放宁波的准备。莫奇也通过与伪军家属和密探们的家属接触，了解到了伪军、密探的许多隐蔽的思想情况，并巧妙地告诉他们抗日战争的形势，动摇他们的军心。

8月16日，潜伏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内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400小组”率60多名投奔新四军浙东中队的敌伪人员，随带2部电台、2挺轻机枪、4挺手提式机枪、11支英制半自动步枪，身佩自己原有的短枪，乘2艘汽艇沿姚江上行，直驶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谭启龙亲笔写信欢迎“400小组”胜利归来。

　　组织上评价他们：你们400小组是一个特殊的战斗集体，在谭政委、何司令的亲自批准和亲切关怀下，你们几个人将计就计，长期埋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冒着生命危险，克服了意想不到的种种艰难险阻，表现了共产党人大无畏英雄气概，进行了机动灵活，艰苦卓绝的反间谍斗争，在收集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惩办叛徒、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敌伪军、采购各种紧缺物资，以及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等许多方面，都做出了贡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后你们全身而退，回归时又策反和争取了这么多人、枪投奔解放区，你们以实际行动响应和落实了党中央和军部的号召。当然，首先应该看到这是我们共产党和新四军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的胜利，是我党我军长期以来对敌顽进行瓦解和政策攻心的丰硕成果，同时也是你们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成果。

在敌营中巧妙周旋，经历了生死搏斗的周迪道、莫奇等同志终于亲自聆听到了浙东区党委和新四军浙东纵队最高领导人的深切关怀和亲切勉励，一股巨大的暖流涌上心头，他们又一次激动得热泪盈眶。

9月，中共华中局电令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撤离浙东，莫奇北撤后转到淮南解放区工作（改名徐笑奇）；在解放战争后期又南下，杭州解放后转业在财贸战线工作。

女儿黎豫杭：“2005年8月15日，母亲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纯金军功章、浙江省委发的纯银质水晶银章，和杭州市委发的印有‘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的特大瓷花瓶。这是党对我母亲投身革命光辉业绩的最高表彰”，“抗战胜利后，妈妈一直将那只见证他们当年一路艰险为四明山根据地偷运炸药使用过的皮箱带在身边，直到2012年她在杭州逝世。2015年9月4日，我们将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无偿捐赠给了江苏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它已经成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

杭州市新四军研究会张国强

2024年3月第一稿

2026年4月修改

2026年5月4日完稿

　　图为抗战胜利后400小组安全返回四明山，谭启龙致信欢迎。图为谭启龙给城工委副书记粟后（丁公量）的亲笔信。

1949年9月与丈夫黎立坚（老红军），儿子黎豫清（出生100天），摄于杭州初解放时。

莫奇（徐笑奇）和时任浙江省商业厅副厅长的丈夫黎立坚（1956年在杭州））

莫奇南下转业到杭州

2003年4月，在杭州离休的莫奇（徐笑奇）八十大寿和女儿黎豫杭（浙江省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中国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在一起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珍藏着一只皮箱。这只皮箱牛皮质地，小巧玲珑，长55厘米、宽30厘米、高15厘米，虽久经岁月侵蚀，但依然可以看出做工精致，它是“400反间谍工作小组”成员徐笑奇在1944年底执行一次潜伏任务时使用的手提皮箱。

2015年9月4日，莫奇（徐笑奇）女儿黎豫杭（前左二）等将为偷运炸药使用过的皮箱无偿捐赠给了江苏盐城新四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