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73——我和七组向前冲

王厨子

撰写人：王农 我叫王农，是解放军第六测绘大队二队九中队的一员。1973年，我和所在的七组，遇到诸多难以想象的状况，却毫不犹豫的向前冲，令我终生难忘。代理组长 这年初我刚满19岁，就被任命为第七作业组的代理组长。 按编制，我们部队的组长、副组长属于干部，因为我是战士，就要加上“代理”两字。加上这两个字，组长变得有“名”无“实”，也就是有了作为干部替身去工作的名份，没有享受干部军饷的实惠，仍然是拿着战士的津贴，做着干部的工作。 那时与现在当兵不一样，津贴少的难以置信，也没有明确的服役年限。当兵头年每月6元、第2年每月7元、第3年每月8元、第4年每月10元、第5年每月15元，再继续就快复员了。 其实，我在1971年就是七组的代理副组长，组长是65年的成都兵邓锡东，我们在一起共事了两年，主要从事航空摄影测量的野外作业。 　　航测野外作业的基本工作分两部分，即控制测量和野外调绘，我们两人作业时的自然分工是，他负责控制测量，我负责调绘作业。 之所以说是自然分工，在于我们各自掌握的仅是单项技能，不具备承担另一部分工作的能力，就是当年形容的那样，只会“单腿蹦”。 1972年收测后，我们这些被视为有潜力的“单腿蹦”，被送到大队教导队“补腿”。经过3个月的学习，补上了另一条腿，总算可以用两条腿走路了。 岂料，刚学会两条腿走路，还未等走平稳，就被任命为代理组长，还真像是在捡便宜。奔赴敦煌 1973年，中队前半期的任务区域在敦煌。 4月初，我们就赶赴兰州，乘坐黑灰色闷罐火车奔向敦煌。火车北上翻过乌鞘岭，直接向西摇晃到柳园站，耗时两天两夜。 1958年建成的柳园站，是个三等小站，但地位非常突出，据说是为敦煌发展而建造，客运货运的各类业务齐全，是兰新铁路的要点，亦是兰新铁路与格尔木、西藏公路运输的承转衔接处，在当年的交通运输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我们住在军供站修整了一天，汽车77团配属车辆到达后，便装车去了敦煌。 那时的敦煌很小，就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算是街道，房屋多是青砖加土坯的混合结构，没有几栋像样的高大建筑，就连莫高窟也是破损严重，灰头土脸，满眼尽显沧桑。只有一众名家学者在此孜孜不倦的考察研究壁画，并没有经费修缮洞窟，更谈不上开发旅游业。 　　2019年6月，我曾神游河西走廊，也去了敦煌。这时敦煌已经撤县设市，让人满眼明亮，不仅高大新颖的建筑比比皆是，而且清澈泛绿的党河水穿过城区，让城市充满灵动气息。敦煌充分发挥了莫高窟千佛洞和鸣沙山月牙泉两大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阳关和玉门关两大古代丝路重要边关的区位优势，打造出旅游名城，每天平均接待游客近3万人。最兴盛的是餐饮夜市，街道有正规亮丽的门楼，门楼里是红火的街区门店和卡座，拥满了兴高采烈的食客，边品边聊、边喝边乐，真是令人神往。 　　当年，中队部设在敦煌西头的武装部或者党校（至今未搞清楚）的一所院子了，多数作业组住在县中队（83年后改为武警中队）的院子里，我们七组和八组随中队部，在面对大门的大会议室打地铺住下，估计是为了方便夜里给中队部站岗放哨。突起风波 小组刚到敦煌就出了问题，虽是小事，却闹出了轩然风波，事情的起因在于校验仪器。 按照大队的规定，地形队使用的经纬仪，必须由负责控制测量的正副组长操作和保管，仪器出了问题要追究责任。 于是，负责控制测量的齐立新副组长，理所当然的背上仪器外出校验。 然而，组里一名李姓学兵却拦住不让走。其人曾在七组工作过一年，没有当上副组长非常气恼，心里在想，当年的副组长现在是组长，一定会偏向他，便理直气壮地要求由他来背仪器和校验。 在规定面前，副组长齐立新断然拒绝，我也本能的加以制止，这下可驳了面子。李姓学兵气急败坏吼道，“就这么个便宜组谁还爱干，老子到那里，那里都会香”！ 于是，他扔下手上的工作，跑去找中队干部告阴状。 在一名和事佬般副中队长的主持下，李并没有受到应有批评，仅被调到别的小组。中队没有再给七组调入业务人员，除了代理正副组长，仅党小组长完生贵会记簿，这种不公正，看似把小组当作了后娘养的。 而那位李姓学兵十分得意，见人就说，“还敢跟我斗”，“离了我，看你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便宜小组的正副组长算是代理到头了”。挺直腰杆 七组陷入了困境，但七组的人员却个个挺直了腰杆。 当年七组的人员组成是：代理组长王农（70年西安兵）、代理副组长齐立新（71年济南兵）、党小组长完生贵（70年泾川兵）、老兵王东长（70年西安兵）、新兵王瑞章（73年永登兵）、新兵刘根学（73年雄县兵）。另外，还有上半年从测绘学校返回临时来小组的王春修（71年莱芜兵）、下半年来小组的学兵高世民（70年泾川兵）、上半年临时协助工作的中队通讯员王丰绪（73年永登兵）。 　　小组人员一边擦拭着器械和灶具，一边悄无声息的瞄着正副组长，生怕他们泄气弯腰。 齐立新气定神闲地对我说，“组长，业务人员少了没什么，多受点累就挺过去了”。 我说，“我并不担心能不能挺过去，走了搅屎棍，剩下的都是好样的”，“我在想，怎么才能干得更好”！ 齐立新说，“那就向大家讲清楚”，“拧成一股绳，向前冲”。 随即，我与党小组长交流后，召开了组务会，说明了面临的困难，表明了对未来的设想，征询大家的意见。 小组同志陆续表明态度，随即纷纷怒吼，“拼了，死也要挺直腰杆，绝不趴下”，“让全中队都看看，七组没有孬种”！ 吼声惊到了邻组的同事，只觉得七组的人在发神经。任务艰巨 当年小组第一个野外住地，设在七里镇以西公路旁名为102公里的废弃道班房。 道班房东西走向，在公路以北50余米处。公路以南百米处，是一道东西向的漫长崖壁，下边流淌着名为党河的浑水，我们的生活用水，就是靠骆驼从这里驮取。北侧的崖壁，就是闻名遐迩的西千佛洞，当时还没有采取保护措施，小组同志闲暇时，就会到崖壁下的洞窟观看佛龛和壁画。 上半年要完成两幅1:5万地形图，任务量并不大。但这里属于软戈壁，地势平坦高差不明显，给航测内业作业带来很多困难，需要外业加以补救：坡度在2—5度时，需要加密布测高程点，内业以此参考绘图；坡度在2度左右时，只能靠白纸测图弥补。 仅仅2幅1:5万的地形图，在整体按照六点法布测控制点的基础上，就出现了3种作业方式：三分之一多的区域需要白纸测图，三分之一多的区域需要加密布测高程点，剩下不足三分之一的区域需要野外调绘。 这三种混合作业，主要靠对控制测量的把控，把控到位，兼顾全局，将事半功倍。 好在齐立新的控制测量技艺精湛，且头脑灵活，做出了周密的谋划，实施后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没有孬种 在混合作业中，常规作业只忙了正副组长，白天外出测点、核查，晚上秉烛计算、着墨。 加密布测高程点作业，要在选好点位的基础上，统筹选择简捷的路线，采用推导线的方式测算点位高程。这就苦了跑标尺的同志，跟着齐立新这个疯子，每天推导线超过40公里，大热天边走边测、跑跑停停，不仅腿软，气都喘不匀。 然而，这些苦都超不过白纸测图中标尺员的辛劳。 六月的敦煌，白昼室外气温在80摄氏度以上，解放鞋的胶底被烫的与帆布鞋帮脱离，只好用细铁丝捆扎在脚上。人体出汗不见水，脸上、帽圈和衣服上，却泛出朵朵盐碱云。小组雇佣的骆驼，都被赶进山里去避暑，我们却顶着烈日大干快上。 新兵刘根学是个小胖子，身高不足一米七，体重却是157斤。在七里镇西北区域的白纸测图中，时常看到他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当同事把他搀扶回测站后，中暑的他喝点水，将头伸进测伞的阴影里躺一会儿，便爬起来扛着标尺走了。不论谁劝说，甚至连我的“命令”也不听。 仅仅10天，他体重减了30斤，人都脱了形。但他坚定的说，“死也要挺直腰杆”，“七组没有孬种”！历经磨难 自然界给我们制造的磨难，除了炎热还有黄毛风，比如今的沙尘暴还要狂暴。 一次，齐立新带人推导线途中，正好遇上了黄毛风。眼见滚滚推来如高墙般的黄风浪，他们只好迎风爬出一条长串，后边人将头钻进前边人的衣摆里喘气。约半小时黄毛风过去，大家站起身来，急忙抠耳清鼻咳嗽，排除细沙后，又继续工作。这只是遇到短时间的小黄毛风。 一天中午在道班房住地，突然西北方向推来灰黄风浪，好在道班房的门窗都在南边，且都钉有破席烂布，虽然黄毛风进不来，但即使点燃了多根蜡烛，依然看不清物件。这黄毛风鬼哭狼嚎的肆虐大半天，直到后半夜才停了下来。这要是在野外遇上，那可要遭大罪了。 更遭罪的是在野外吃饭。 那年，我们打游击住在玉门关正南约15公里的小拐枣塘。 　　吃晚饭成了难事。不能炒菜焖米饭，只能吃清水泡面条，就是把煮熟的面条捞进盛着清水的大碗里，用筷子夹住面条摇来涮去再吃。吃完面条倒掉清水，碗底是厚厚一层细沙。我们就这样撑了下来。再苦也甜 为了完成这两幅1:5万地形图的野外测绘，我们在混合作业中付出了很多很多。王东长为大家做饭，每天凌晨4点起床，煮一锅稀饭，蒸两锅馒头。大家就着咸菜吃一锅馒头，喝一锅稀饭，再带一锅馒头当午饭。为了让大家多吃有力气，他想方设法变换花样。在高家庄住地，他用班用高压锅煮好一锅大包谷糁，拧紧排气阀螺栓，再把高压锅挂上井绳沉到井水里浸泡。大家收测回来后，喝一碗冰爽清凉的包谷糁，浑身满是舒坦。 　　白纸测图的前期工序是布测控制点，将平面坐标缩放在图板上，才能去实地交会测图。 为了赶时间，在施测高程导线接近白纸测图区域的时候，齐立新就安排人员，在区域里择地插上了测旗，顺带进行远程观测计算。在完成导线测量的同时，他也拿出了白纸测图区域里五六个控制点的坐标，使小组快速投入到白纸测图中。 在白纸测图期间，他负责测站到标尺点距离和高差的观测，在我绘制略图期间，他会插空观测控制点，傍晚返回住地，大家饭后即睡，以此养精储锐。他却秉烛夜战，翻查函数表，手摇计算机，按后方交会的要求，计算出5个控制点的坐标，当他脱衣睡觉的时候，已是后半夜了。 凌晨4点，随着王东长起床做饭，我也同时起床，要把齐立新计算出的坐标，缩放在图板中，以便白天测图。 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压榨自己的体能，用精力换时间、靠辛劳赶速度。 两个多月的野外作业和艰苦生活，使小组每个人黑瘦似鬼，但又个个眼睛明亮，因为我们的辛勤付出获得了巨大回报，两幅混合作业的1:5万地形图，全被评为了优秀。 所有付出都值了，我们能不惊喜，能不激动！惊喜不断 下半年，我们转战来到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东南20余公里的马场村，住在这里的一所庭院里，仍将施测两幅1:5万地形图。 　　与敦煌测区地势平坦不同的是，这里山大沟深，一条党河贯穿东西，众多支流汇入其中，水流浑浊湍急，沿岸坡陡坎高，在这个多雨的季节，凶险暗藏其中。 这里山路崎岖难行，好在有马匹代步，加上气温凉爽，省去了不少麻烦。 我们住在马场村没有挪窝，采取“打游击”的方式，携带简易行装和干粮，每次外出一周左右才返回。连续突击了几次，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两幅图。 经过中队、队、大队三级验收，两幅图仍然被评定为优秀。全年完成4幅全优图，破了中队的记录，这可是喜上喜。遭受重创 9月上旬，中队各组先后完成任务，陆续返回敦煌住地。我们组和八组仍然被安排在中队部，还是在面对院门的大会议室打地铺住着。 9月19日黄昏，敦煌县城东南的县化肥仓库着火，我们小组就在中队部，紧随徐士洪副中队长奔向火场。九中队是第一个赶到火场的单位。 现场南北一道棚库，其中垛满了化肥袋，灰黄浓烟蔓延涌出。 　　见到国家物资受损，王瑞章、王东长等人奋不顾身，冲刺攀上化肥垛，却被浓烟呛的翻滚下来，个个胸闷气短，嗓子火烧火燎。就这么一下，已经是氮氧化合物中毒，导致我们小组中毒的人最多。 当王其明中队长带九中队主体队伍赶来后，与3000军民有效扑救，最终扑灭烟火保住了化肥。返回住地已是夜里11点多，大家立即睡觉。 　　夜半三更，街道上开始吵闹，人们吆喝着向东奔走。 中队文书杨炳成出门打听，发现都是抬着人去县医院，说是中毒发作了。 杨炳成感到事态严重，赶忙安排对全中队人员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送医。 　　中队首先出现问题的是通讯员王丰续，接着就是王瑞章、王东长，随后不断有人出现状况，我们抓紧时间用行军床抬人送往医院。 医院从未遇到这种情况，病房中、楼道旁、院子里挤满了人，吵吵嚷嚷，呼天喊地，急的医护人员前跑后赶、满地打转，真是乱成了一锅粥。 我也忙着往返转送伤员，直到中午回到住地，已经浑身乏力，不思茶饭，倒头就睡。待我醒来时，已经躺在了酒泉25医院设置在七里镇的一个卫生所。回归本源 我醒来的时候是半夜，发现是在一栋环形房屋的门厅中，睡在东墙边的行军床上。在微光中看到床头上挂了个标签，醒目红字标注着“特护”。事后方知，这相当现在的重症监护，但四周没有一人。 我也不知睡了多久，只感到浑身乏力、饥饿难忍，便挪到门厅外的院子里，见到一个自来水龙头，先灌了个水饱，再坐在石墩上思考，思来想去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倒是想起许多与家庭有关的事情。我16岁离家已4年，多次历险从未胆怯，但这次的感觉非常怪异，总觉得阴森森地，心里不断念叨，如果能坚持下来，一定要请假回趟家，看看家中为我操碎心的妈妈。 事后才知道，这里是酒泉25医院设在七里镇的卫生所，主要为驻地两个汽车团提供保障服务。由于敦煌医院的伤员人满为患，在县领导协调下，后续伤员被安置在这里。 那个年头，卫生所的人们忙着开会读报表红心，哪有心思开展医疗服务。中队来人看到我躺着门厅没人管，就去找医护人员询问，回答是“忙不过来，你们自己安排人陪护”。 就这样，完生贵过来陪我，医护只给安排活儿，不管吃住，给个小板凳算是有个坐的地方。 仅过两天，中央慰问团赶来，代表毛主席慰问伤员，还带了专家小组研制治疗方案。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于广哲主任也率军区慰问团陪同慰问。 在七里镇卫生所里，慰问团看望伤员后，卫生所负责人殷勤地邀请慰问团领导去招待所休息，领导们眼神疑惑的望着这个负责人。 慰问团机敏的随员赶忙在领导耳旁说，“我查看过了，病区西侧那栋三层办公楼，仅一层就有十几间床铺整洁的空房子”。 领导听后严肃地说，“有这么多条件好的房子，还让伤员在过厅睡行军床”？“你们是怎么想的”？“怎么能这样干工作”！ 军区于主任当即责令卫生所整改，并告诉军区后勤部随行人员，要求后勤部带领酒泉25医院来人核查，不适合的人员调离岗位。 就这样，我被安排到招待所整洁的房间里，陪同于主任前来的王其明中队长也留下住进了招待所。生贵严谨 完生贵是我们组的党小组长，个子不高，身材硬朗，较大家年长六七岁，满脸严谨，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他的主要业务工作是记簿，就是把观测者读出的数据记录下来，并进行核算。 每当他记簿的时候，总要带上自己购买的白纱手套，使用手簿不仅包好外皮，而且从不折压。他练就了一手绝活，能够在快速记录的同时，进行快速计算，且记录和计算数据从不涂改。他用完的手簿拆去外皮，仍然与新的没有区别，就像从来没有用过。 他平时衣着整洁，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与庄重。 在他被派来陪护我后，为了解决吃住难题，没有乞求卫生所，而是抽空跑回中队，带回一挎包馒头和一件棉衣，饿了就啃冷馒头充饥，夜里披棉衣坐小板凳趴在床边打盹。 为了照顾好我，他既要盯着输液管，催促医护人员加换药液，还要为我打饭喂饭、端倒屎尿盆。这段时间真的难为了他。 看似丢弃了庄重的形象，实则展现了战友情谊，兄长情深似海。瑞章幽默 王瑞章是当年入伍的新兵，来自甘肃永登那个盛产玫瑰的苦水乡，他是一个反应机敏、工作勤奋的人。 　　当年，他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标尺员跑标尺。看似简单只需卖力的工作，想要干好干精却不容易。他在接受任务后，便向老兵问详情，琢磨其中的要领，做到心中有数。 推导线时，他从后站向前行进中，用脚步丈量着到测站的距离，到达前站竖起标尺的时候，竟然是最佳距离。白纸测图时，他的标尺点位被观测后，不等测站人员用旗语指挥去向，他已经去了下一个点位，而且是测站希望去的地点，全然像个经验丰富的老手。 更让全组同志喜爱的是，他还是个冷幽默的高手，在大家劳累疲乏的时候，他会时不时来段冷段子，什么夜间如何上土坯房顶偷西瓜、怎样不用买票也能坐火车等等，往往逗得大家笑喷。 有天夜里在帐篷中睡觉，刚从测绘学校回来的王春修突然惊叫，惊地大家点亮蜡烛查看，原来只在骆驼身上才有的大蜱子，却吸附在他的大腿根部。在当地民工的指导下，王瑞章点燃一支香烟，用烟头不断接近蜱子，蜱子承受不住反复的热烤，最终松开吸附的口器脱落下来。 大家见此感到不安，总怕也被蜱子吸附，情不自禁的在自己身上摸索。 见状，王瑞章又开口了，“都别怕，蜱子吸女不吸男”。众人蒙了，王春修不是男的吗？ 王瑞章却说，“大家知道他是男的，可他平时说话细声碎语，走路扭来拐去，干活慢条斯理，蜱子可不就把他当作女人了”。 逗地大家哈哈大笑，神经还真的放松了。喜事连连 那年敦煌灭火，小组4人住院治疗，2人担任陪护，只剩下副组长齐立新一人在坚守，虽然中毒不轻，却因医院没有床位，只能自行服药抵抗病毒，一个人承担了应对检查验收的全部工作，既要整饰小组全年的测绘成果资料，还要随时向验收组说明情况，修改提出的意见。他拖着中毒后虚弱的病体，干起了本属于4个人的工作，只能咬牙硬挺，一直坚持到我们出院回来。 　　内业队验收结束后，在向中队反馈意见时，赞扬了我组在应对复杂地貌测图时，采取的灵活方式，给内业队的后续作业提供了方便。同时，高度评价了齐立新对各个作业环节的把控能力，表示他介绍情况有理有据、修改所提意见环环相扣、尽善尽美。听了反馈意见后，不仅我们高兴，中队领导更高兴。 9月底，参加灭火住院的伤员陆续返回，中队开展了总结评比，我组获评集体三等功，组里4人获评个人三等功，虽然还需要大队审查决定，但被评上就是一种肯定，还真是喜事接连不断，能不高兴吗？一路向东 国庆节后，正当全中队整理行装准备收测的时候，大队却发电报下达了临时任务，要求派出一个作业组，去陕西华阴的军区五七干校，实施白纸测图，具体任务去兰州军区作战部受领。 于是，我组承担了这项任务，留下完生贵照看帐篷、整饰厨具箱等器材，便与中队顾问邓锡东先行离开了敦煌。 我们在柳园乘坐绿皮特快列车，2人随行李和仪器器材上了行李车，4人上了客车。 　　由于中途上车没有座位，车厢挤满旅客，我们只能站在车厢连接处，人挤人、人挨人，想蹲下身都办不到，一天一夜到达兰州，4人的腿都肿了。 邓锡东顾问率人继续乘坐火车东进。我和王东长去八里窑受领任务。 得知要测绘1:2000的地形图，还需要补充仪器。我和王东长又返回临夏营房，抄录了测区的大地坐标，领取了10块铅锌图板，领取和校正了1台水准仪，而后乘长途汽车转火车东进，在西安停留了一天，两人各自回家看望。随后又乘坐火车在华阴的莲花寺小站下车，打问找到了军区五七干校。攀登西岳 到达军区五七干校后，见到了军区作战部测绘科的一位参谋，得知测绘的地图将作为上报材料的附件，是要申请将干校改建成陆军学院，要求我们抓紧展开工作。 为此，我们加班加点精心工作。 由于没有携带厨具，不能自行做饭，加之我们野外工作的餐费，超出了部队每人每天五毛一的标准，达到每人每天九毛钱，干校就把我们安排在小灶吃饭，早晚在食堂吃饭，午餐由炊事员送到工作地点。 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完成了驻地及附近的6幅1:2000比例尺地形图。期间，十一中队张金顺中队长带领梁海宗小组前来支援，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 完成任务后，干校领导十分满意，安排我们去游历华山。 一天凌晨，我们吃完饭，带上食堂准备的面包、鸡蛋、榨菜等，背上军用水壶，早晨五点乘车出发驰向华山。 在玉泉院下车后，司机同志告知说，“领导让你们慢慢玩儿，玩儿几天都没关系”，“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们啥时候下来，咱们啥时间返回”。 离开热心司机同志后，我们迈开步子向南冲去。 走路爬山是测绘兵的强项。我们过山门，跨石门，绕过毛女洞，穿过回心石，攀上千尺幢和百尺崖，越过苍龙岭，天还没亮就到达了金锁关，也有人把这里叫中峰。 在这里，遇到了正在休息的一众男女兵，他们是军区司令部直属队宣传队的，前几天还在干校看过他们演出。他们昨天上山，夜宿山间宾馆。现在个个愁眉苦脸，没有了登山的兴趣，多了下山的惆怅。 很快，我们去北峰观看了日出，又依次游历了西、南、东三个山峰，观看了沉香劈山救母石、鹞子翻身处等著名景点。还在西峰气象站前留了影。 　　天近傍晚才开始下山。我们趁黑一路小跑赶路，快到毛女洞时，远远看到了宣传队那群男女。听到身后的跑步声，他们赶忙坐在地上回头观望，生怕在这狭窄路上被谁撞倒。 当我们跑过去后，只听到后面议论纷纷，“这不是早晨遇到的那群兵吗”，“怎么又下来了，转完了没”？“这些人真有劲，像群牲口”…… 因为急着下山，没有去感受“一览众山小”，也就没有产生唯我独尊的傲慢。 这应该是好事，不觉他人渺小，也不会感到自己高大。 平等交往，不卑不亢，不骄不躁，互帮互助，你尊我敬，当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定稿于2026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