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伙伴”

大卫

神秘伙伴

文/李伟义

那是一趟从锦州驶向葫芦岛的绿皮列车，车窗外的辽西大地，在深秋的薄雾中缓缓铺展，像一帧褪了色的旧照片。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身着工装的青年，面容清瘦，目光沉静。他膝上搁着一只帆布旅行袋，袋子不大，也不见沉重，他却像守护什么珍宝似的，双臂轻轻环着它，指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

他叫李双禹。

窗外的田野、村舍、电线杆一帧帧向后倒去，可他的视线并没有真正落在哪一处风景上。他的心，早被一桩刻骨铭心的往事攫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越挣越紧。那只帆布袋里装着的，不是什么值钱的家当，而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木盒——但于他而言，那是他此生最沉的行囊。

回到工厂后，双禹将小木盒从帆布袋中取出，仔仔细细地放进自己的工具箱里。那个工具箱是厂里发给每个工人的木质卧柜，漆色斑驳，开门低矮，靠在墙角，灰扑扑的，毫不起眼。平日里，工具箱里塞着扳手、螺丝刀、旧手套，或是换下来待洗的工作服，锁上一把小小的铁锁，便算是私人的一方天地。

双禹的工具箱也不例外——只是多了一样东西。

那时班组人多，长条凳不够坐，总有人顺手往他的工具箱上一坐，翘着腿，嗑着瓜子，聊着车间的琐事。双禹从不阻止，也不吭声，只是偶尔瞥一眼那把铁锁，确认它还牢牢扣着，便安心地垂下眼去。谁也不会想到，那个被大家当作板凳的木箱深处，竟藏着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双禹进厂之前，就读于锦州一高中——那是辽西赫赫有名的学府，白色高耸的大楼走出过多少才俊。当年与他一同进厂的，有整整九十九名同学。工余时分，常有旧友来串门，大家熟门熟路地往他的工具箱上一坐，天南海北地聊，从唐诗宋词谈到车间车床，从国际风云扯到食堂馒头。笑声、争论声、烟味儿、茶气儿，混在一处，热热闹闹。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笑声，正覆盖着一个沉默的灵魂。

后来的几十年里，双禹的工作几经变动，工具箱也随之从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从厂区东头挪到西头。每一次搬迁，他都先把工具箱里的杂物清空，唯独那个小木盒，必定亲手取出，用布裹好，抱在怀里，等新位置安顿妥当了，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去。他走到哪里，小木盒便跟到哪里，如影随形，不离不弃。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一晃，竟是三十多个春秋。

这个神秘的伙伴，被层层油纸包裹着，又被一块褪了色的蓝布覆住，看不出形貌，猜不透来历。它不言不语，却占据着双禹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世界上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里面装着什么——就连他的同胞哥哥、同校同学、同厂工友，也全然不知。有人偶尔问起：“双禹，你那工具箱里锁着啥宝贝呀？”他便淡淡一笑，说：“没啥，几件旧物。”然后便低下头，继续拧他的螺丝，锉他的铁件。

可他的内心，从未平静过。

那里面装着的，是一捧骨灰。

那是一个人的全部残骸——一个曾在他青春岁月里鲜活奔跑过的生命，一个再也不会开口说话的同窗。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锦州的街头寒风凛冽。王春庚——双禹的同校好友——正蹲在大马路上，用排笔蘸着墨汁写标语。他背朝西，弓着腰，一笔一画写得极其专注，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团团雾花。突然，一辆满载着对立派学生的卡车呼啸而至，车上的人手持长柄大刀，寒光闪闪。他们跳下车，嘶喊着扑向正在宣传的同学。王春庚毫无察觉，依旧埋着头写字。一刀劈下，他猛地站起，向前踉跄了两步，便轰然倒地。随后又有几把刀落下来，砍在他的脚踝上……那一幕，被同组的高玉林和于忠信亲眼目睹。高玉林后来在《春华追梦》中写道：“我抱着王春庚向中心医院狂奔，他的血染透了我的棉袄。急救室里，大夫摇摇头说，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王春庚死在高玉林的怀里，死时年仅二十出头。

一九六八年，锦州市革命委员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那年夏天，我曾坐邻居房春政老师的大解放车去过一高中，见操场南端立着一座荒塚，据说那里长眠着另一位在武斗中丧生的学生周谦。后来革命大联合，周谦的棺材被一辆马车拉走了，从此无人再提。可见在那场浩劫中，死亡并非都能换来一枚勋章。

随着“文革”被全面否定，“革命烈士”的称号也渐渐失去了它的分量。没有人再为王春庚扫墓，没有人再提起他的名字。他像一粒被风吹散的沙，消失在历史的尘烟里。

只有李双禹记得。

他把王春庚的骨灰带到了葫芦岛，一守就是三十多年。工具换了一茬又一茬，工友换了一拨又一拨，唯有那个小木盒，始终锁在他的工具箱里，像一簇不肯熄灭的微火。

直到二〇〇四年，双禹找到同校同学赵凤成。赵凤成二话不说，自掏腰包三万元，在葫芦岛的英山公墓买下一块向阳的坡地，将王春庚的骨灰郑重安葬。下葬那天，秋风瑟瑟，山上的松柏哗哗作响。双禹蹲下身，亲手将那方小木盒放入墓穴，又捧起一抔黄土，撒在上面。

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胸口那块压了三十多年的石头，终于松动了些许。

这让我想起一个人——潘达微。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后，七十二位烈士暴尸街头，无人敢收。潘达微挺身而出，以《平民报》记者的身份，奔走斡旋，最终将烈士们合葬于黄花岗。李双禹和赵凤成，自然不能与潘达微相提并论。但他们心头的道义，却是一样的炽热；他们肩上的担当，却是一样的沉甸。

关于五十年前的那场运动，关于王春庚之死——究竟是革命的无奈，还是历史的悲剧——我们已无力评说。但我们应当记住，在喧嚣散去之后，还有人默默守护着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在血色褪尽之后，还有人用一生的沉默，为一段冰冷的历史添上一丝体温。

我们不希望那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但我们希望，李双禹、赵凤成这样的人，常在。

他们如同暗夜里的烛火，微弱，却不肯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