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清○《邑侯姚（官澄）公德政碑记》汾陽縣誌[清] 方家駒 著卷之十事考

望星空（蓬安姚氏）

蓬安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闽南姚庆礼再校断句。

原页：《卷之四·名宦》——姚官澄传

一、《卷之十·事考》

邑侯姚（官澄）公德政碑记

（一）句读

自古稱「去後思」者，莫如周太保召公。而吾汾順治間太守則有周公召南，是蓋慕召公之為政，思有以利濟群生，而不徒襲其名也。

夫立威以治民，能使令行禁止，而不能使人去思；其能使人去思者，必如父母之於嬰兒，無所不用其誠心。是故清正廉明，以慈父之心行賢宰之政，周公召南後，則我父臺姚公其人也。

公名官澄，字練江，順天涿州人。少舉于鄉，以父蔭官山西嵐縣尹。丙寅，調任汾陽。甫下車，以清白自誓。三八日坐外衙，收閱案牘，無情者斥去之，准理者克期判結，民以不冤。而革弊政、絕干謁、養士、勸農、惠工、恤商、戢暴、輕徭，諸實政既詳載德政詩矣。

其最系人思者，尤在籌辦兵差。當西陲不靖，師旅往來，郡城設糧臺，車馬送迎皆里民供給。公設法婉籌，使其費出自糧臺，數年汾民約省供給幾萬金。前有陳軍官恣雎擾民，殺平人於北門外，官不敢問。公至，謁主帥請之，立置於法。以後兵勇來者，皆斂跡去，民得以安。非膽識俱全，清正足以服人，能如是乎？

先是，汾舊例，協濟靈石差務絡繹，而本邑站差、日行差，甚為民病。公為除站差及協濟差，其每月應本邑差，亦分東差二日、西差四日，騾馬之數張榜明示，吏胥不能舞弊。又每騾工錢六百，至鱗册過糧，每名下供給紙費一百，以外不許勒索。其仁心愛民類如此。

在任二年，陞朔州刺史。邑民合稟大憲乞留，雖格於例，而猶蒙藩憲批云：「仍許借寇一年。」去任日，行李蕭然。邑人敬獻傘衣，而紀以詩，自士紳以及婦孺歌頌成帙，豈阿好哉？甘棠之詠，安必今異于古所云也。

且夫私恩小惠，取悅一時，為有識所議。如公者，實德在民。至今民思之如公初去，而又慮詩本難以久傳，因議泐石以紀之，庶有以信今傳後，亦如周公、召公之永垂不朽云。

光緒元年（1875）闔邑子民公立

（二）译文

自古以来，说到离任后仍被人民思念的，没有谁比得上周朝的太保召公。而我们汾阳在顺治年间有位太守周公召南，他大概是仰慕召公的为政之道，想着要用来利济百姓，而不只是沿袭召公的名声罢了。

靠树立威势来治理百姓，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却不能使人民在他离开后思念他。而那些能使人民思念的人，必定像父母对待婴儿一样，无处不用其诚心。因此，为官清正廉洁，以慈父之心施行贤良宰辅的政绩，在周公召南之后，就是我们的父臺姚公这样的人了。

姚公名官澄，字练江，顺天涿州人。年轻时考中举人，因父亲的恩荫出任山西岚县知县。丙寅年（同治五年，1866年），调任汾阳知县。刚上任时，便以清正廉洁自我誓诫。每逢三、八日坐在外衙受理案件，没有实据的诉状就斥退不受；合乎情理、应当受理的，则限期判决结案，百姓因此没有冤屈。至于革除弊政、杜绝请托、培养士人、劝勉农事、惠及工匠、体恤商贾、平息暴乱、减轻徭役等各项惠民实政，都已详细记载在德政诗中了。

其中最让百姓思念的，尤其在于筹办兵差一事。当时西部边疆不平静，军队往来频繁，郡城设有粮台，车马的接送都由当地百姓供给。姚公设法婉转筹划，使这些费用出自粮台，几年间汾阳百姓大约节省了数万金的供给。先前有个姓陈的军官横行霸道、骚扰百姓，在北门外杀害了平民，地方官不敢过问。姚公到任后，拜谒主帅请求处置，立即将此人绳之以法。从此以后，前来此地的兵勇都收敛行迹，百姓得以安居。若不是胆识兼备、清正廉明足以服人，能做到这样吗？

在此之前，汾阳旧例要协济灵石县的差役，络绎不绝，而本县的站差、日行差，更是百姓的沉重负担。姚公废除了站差和协济差，对于每月本县的差役，也分为东差二日、西差四日，骡马的数量张榜明示，官吏衙役无法舞弊。又规定每匹骡子工钱六百文，到造册过粮时，每户名下收取纸费一百文，此外不准勒索。他的仁爱之心、爱民之情就是如此。

在任两年后，升任朔州知州。全县百姓联名向大宪禀报请求挽留，虽然受到惯例的限制，但还是得到藩宪的批示说：“仍准许借用（挽留）姚公一年。”离任那天，行李简朴。百姓敬献伞衣，并赋诗纪念，从士绅到妇孺，歌颂之诗编成了册子，难道是偏袒喜好他吗？《甘棠》那样的歌咏，怎么见得今天就一定不同于古人所说的呢？

至于那些私恩小惠，只能取悦一时，为有识者所讥议。像姚公这样，实德在民。至今百姓思念他如同他刚离去时一样，又担心诗集难以长久流传，因而商议刻石立碑来纪念他，希望可以取信于今人、流传于后世，也像周公、召公那样永垂不朽。

光绪元年（1875年）全县百姓公立

（三）解读透析



1. 写作背景与时间



此碑记刻立于光绪元年（1875年） ，由汾阳县全体百姓公立。碑记所记主人公姚官澄于同治五年（1866年，丙寅） 调任汾阳知县，在任约两年后升任朔州知州。碑记所述政绩均发生于此期间（1866—1868年前后）。百姓于他离任后思念不已，最终于光绪元年立碑以志不忘。



2. 姚官澄其人



姚官澄（1834—1895），字辔工，号练江，满族镶黄旗人。咸丰五年（1855年）中举，年仅21岁。他以父荫入仕，先后任岚县知县、汾阳知县、朔州知州、解州知州等职。碑记称其“清正廉明”“仁心爱民”，去任时“行李萧然”，可见其为官清廉。



3. 核心政绩



碑记重点记述了以下几项政绩：



司法清明：每逢三、八日坐堂受理案件，无情者斥退，有理者限期判决，百姓不冤。

革除积弊：革弊政、绝干谒、轻徭役，整顿吏治。

筹办兵差：当时正值西陲不靖（指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等战乱），军队往来频繁，姚官澄设法将兵差费用转由粮台支出，为百姓节省数万金。

惩治不法军官：将横行杀人的陈军官绳之以法，整肃军纪。

改革差役制度：废除站差、协济差，将差役明确分为东差二日、西差四日，骡马数量张榜公示，杜绝吏胥舞弊，并规定收费标准，严禁勒索。



4. 文化内涵



碑记以召公“甘棠遗爱”的典故贯穿始终，将姚官澄与周朝召公、清初汾阳太守周召南相提并论，体现了中国古代“循吏”传统中对“去后思”的最高评价。碑记强调“实德在民”而非“私恩小惠”，反映了百姓对官员政绩的真正评判标准——不在于一时的小恩小惠，而在于切实造福于民的长期德政。



5. 文献价值



此碑记不仅是研究姚官澄生平的重要史料，也为了解晚清时期地方差役制度、兵差负担、官民关系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碑记末“光緒元年闔邑子民公立”的落款，说明这是百姓自发立碑，而非官方指令，其真实性更值得重视。

二、《卷之四·名宦》——姚官澄传



（一）句读



姚官澄，字練江，順天涿州舉人，以父蔭知嵐縣。同治七年（1867），調任汾陽。甫下車即出示誓衆，矢清白。三八日，坐外衙受訟牘，不實即斥之，或細故則勸止之。弊政陋規，力為振刷，民德之。



先是，西陲不靖，汾境遂為大軍往來之衢。兵勇有肆擾、典質、殺人者，有司久不敢詰。官澄至，謁主帥，立置之法，由是稍稍斂跡。



在任二年，升朔州。去之日，行李蕭然，民為之立德政碑。



（二）译文



姚官澄，字练江，顺天涿州的举人，因父亲的恩荫出任岚县知县。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汾阳知县。刚上任就发布告示向众人誓诫，表明自己清正廉洁的决心。每逢三、八日坐在外衙受理诉讼文书，不属实的就予以斥退，如果是小事就劝止双方。对于弊端政令和不良惯例，努力加以整顿刷新，百姓都感激他。



在此之前，西部边疆不平静，汾阳境内于是成为大军往来的要道。兵勇中有肆意骚扰、典当财物、杀人的人，地方官员长久不敢查问。姚官澄到任后，拜谒主帅，立即将这些人绳之以法，从此兵勇们才稍稍收敛行迹。



在任两年后，升任朔州知州。离任那天，行李简朴，百姓为他立了德政碑。



（三）解读透析



1. 时间标注



本传明确记载姚官澄调任汾阳为同治七年（1868年） 。这与碑记所述“丙寅”（同治五年，1866年）略有出入，可能是碑记所记为他实际到任年份，而县志所记为正式调任公文时间，也可能是不同文献记载的差异。无论如何，其主政汾阳的时间应在同治五至七年之间（1866—1868年）。



2. 与碑记的互补关系



《卷之四·名宦》的记载更为简练，但可与碑记相互印证：



均记载其“三八日坐外衙受讼牍”的司法举措；

均强调其惩治不法兵勇的事迹；

均记载其在任二年后升朔州、去任时“行李萧然”、百姓立德政碑。



县志本传还补充了“弊政陋规，力为振刷”的总体评价，以及“民德之”的民心所向。



3. 历史评价



两篇文献共同塑造了姚官澄作为晚清地方循吏的形象：清正廉明、勇于任事、革除积弊、爱民如子。在晚清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官员尤为难得。百姓自发立德政碑，且碑记与县志均记载其事，说明其政绩确实深入人心。



4. 相关文献补充



关于姚官澄的更多记载，可参考：

《吉州乡土志》记载其在吉州“始在龙王辿筹款兴学”

光绪《汾阳县志》卷四名宦本传

姚官澄百度百科词条

原页：姚官澄家族简史.涿州姚氏宗谱分支_姚官澄家族简史

姚官澄家族简史（涿州姚氏宗谱分支）



一、家族源流与祖籍



姚官澄家族祖籍浙江湖州，后寄籍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州）。据家谱记载，涿州姚氏一支的早期先祖可追溯至姚应鹤（1681—？） ，清康熙二十年出生，四十七年（1708年）八旗科考举人，汉军镶黄旗人，发妻张氏，独子姚瑜。姚官澄属此支后裔，旗籍为满族镶黄旗。



二、父辈与出身



姚官澄为姚用书次子。其父姚用书生平不详，据“以父荫官山西岚县尹”及“难荫生”的记载推断，姚用书应曾拥有一定官阶或功名，使姚官澄得以享受“难荫”（因父辈殉职或功勋而获得的恩荫入仕资格）。



三、姚官澄本人



1. 基本信息



姓名：姚官澄

字：辔工

号：练江

行第：行二

生卒：道光十四年（1834年）三月十九日吉时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病故，享年61岁

旗籍：满族镶黄旗人

祖籍：浙江湖州

寄籍：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州）



2. 科第与仕途



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科）中举，时年21岁。以“难荫生”身份选授山西岚县知县。此后历任：



署理吉州（今吉县）州事

出任山西乡试同考官

调任永济县知县

调任汾阳县知县（同治五年至七年间，1866—1868年）

同治十年（1871年）升任朔州知州，连任两届至光绪十年（1884年）

兼任山西戒烟局局正

南下出任解州知州，连任两届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

后荐升候补知府，并掌教河东宏运书院



光绪七年（1881年），山西巡抚张之洞褒奖姚官澄，称其“操守廉洁，政事勤明”“不染卖票恶习”“兼以有才”。



3. 评价与声望



姚官澄亲民四十年，誓言立命清廉。在各州县方志中多留有宦绩专文颂词，被誉为“姚菩萨”，赞为“决讼如神”，在任“民无冤仰”，离任“行李萧然”，州民为之立“长生位”“德政碑”。



4. 文学成就



姚官澄平生善长文墨，被誉为“循吏诗人”。著有 《一枝山房诗集》 ，一函五册，汇集不同体裁诗词五百余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刻印出版。第五册 《吟香阁诗集》 百余首，为其夫人田莲瑞所作。



迈拉逊作《序》云：“其格局之超逸，风格之清峻，与夫笔力之爽宕，琢句之浑融，大抵沉酣初唐，以津逮于六朝汉魏之堂奥。”



《诗集》收入 《中国文学大辞典》 和 《中国近代文学辞典》 辞条。



5. 晚年与定居



姚官澄一生任职山西、融入三晋，卸任后携眷属老小就地落户定居运城。为官清廉，未给后人留下多少财产，连眷属居住的宅院一直都是租赁的。但其品德、声望影响深远，直到孙辈姚中三时，周围邻里仍以“三务”尊称相待，往来信函冠以“姚公馆”“姚府”字样。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病故，享年61岁。逝世后灵柩暂安放在运城盐池一庙宇丘厝，数月后运回河北安葬在家族陵园。



四、妻室与子女



1. 元配——田莲瑞（田俪江）



田夫人，名莲瑞，字俪江（亦作“仰江”），号“范阳女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知识女性，与夫君琴瑟和鸣、比翼齐飞。迁居山西后相夫教子，南北跋涉二十余载，著有 《吟香阁诗集》 。



田氏生有两男两女：

两子：光绪元年（1875年）两婴男出疹，五天之内先后夭折，夫妇悲痛万分。

两女：祥麟、兆麟，均成年婚嫁。



姚官澄逝世后，田氏痛不欲生，写下深情诗句：“宵来无寐数更筹，追忆前情痛不休。四十四年偕伉俪，恨君一别不回头。”后尾随夫君灵柩返回涿州故里安度晚年，过世后合葬在家族陵园。



2. 后续夫人——冯氏、昌氏



冯氏夫人：涿州人，生有福龙和福鹏，其他生平不详。

昌氏夫人：雁北人。姚官澄逝世后，由刘大奶（河南籍）服侍，晚年与幼孙姚中三夫妇生活在一起，享天伦之乐，由幼孙养老送终。逝世后根据遗愿就地安葬在运城姚孟村，墓地在村西（公路西）、引黄渠南一块田园里（原为家族墓地），墓冢已夷平。



五、后世传承



姚官澄之子姚福龙、姚福鹏（冯氏所出）及部分孙辈，先后迁居山西。



姚中三为姚官澄之孙，成年后与家人在运城生活。



1989年，姚氏后人为曾祖母吕夫人和母亲段夫人扫墓。



六、家谱文献



《姚官澄家族简史（涿州姚氏宗谱分支）》现存多个版本：

2009年修本：1册（140页），浙江湖州藏

2012年姚启明纂修本：1册，山西运城藏

谱载前言、祖籍与变迁、谱系、简介、往事情怀、溯源、影像、后记、附录等内容





七、补充说明



以上内容系根据《姚官澄家族简史（涿州姚氏宗谱分支）》摘录整理，结合百度百科、云家谱目录、家谱库等文献交叉印证。部分人物（如姚用书、冯氏、昌氏等）的生平细节记载有限，有待进一步查考《涿州姚氏宗谱》原件或相关方志补充。文中公元年份均为整理时标注，原文无纪年处依据《姚官澄家族简史》及百度百科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