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山父爱，耕尽半生烟火

钧铭建金

　　文/图：钧铭建金

音乐：念念不忘

　　父亲一米七八的个头，身材魁梧，长脸，大鼻，厚唇--下唇尤其厚实，老人们常说那唇能挂住油瓶。一双眼睛不大，却亮而有神。他说话声不高，一开口头便微微晃动，面上总带着笑意，让人觉着亲近。

　　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幼年与少年时逢乱世，日子过得清苦。我家原在满盾主村下塅溪仔厝有两间住房，后家运不济，病灾接踵，只得典屋救命，终因无钱赎回，房子归了旁人。祖父遂携家迁至离主村五里山路的管尾自然村，筑山楼暂居，与肇明叔公为邻，两楼合共五口人。长年靠山讨食，挑柴担草赴宁德换油盐酱醋，垦几亩薄地种粮，可庄稼常遭兽害，青黄不接是常景，一年中有半载难饱肚腹。彼时匪患频仍，祖父病弱，父亲才八岁便顶了半个劳力，为一口粗粮去放牛；十岁起，自己动手扎扫把换些日用。成年后，他外出做小本生意，省吃俭用，竟将祖辈旧债一一还清，又盖起了自家的住房。即便年近古稀，仍下地种菜，一辈子未曾卸下勤苦二字。

　　父亲一生热心助人。邻里谁有难处，他总要伸手拉一把，哪怕自家手头拮据，也愿拿出东西替人救急。住在管尾时，缺医少药，他学会了不少中草药方，能治伤寒、蛇毒、跌打损伤，以及当地俗称“六时被抓”的内伤，一概单方草药，分文不取。单是伤寒和跌打，便救过几条性命。一九四八年秋收后，国民党败退，一夜落雨，主村不少人逃入管尾，挤在父亲的山楼里，他烧热汤为众人驱寒。一九六二年九月，双目失明的五保户黄灼金断了炊，父亲二话不说，提着一个南瓜、一捆枝桠柴送到她家中。他还是个好女婿。母亲去得早，外公外婆成了五保户，那时没电话，老人一病，乡镇便在广播里喊名字，父亲听后立刻撂下农活，走十里路赶去照看，一连数年，全镇上下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

父亲待人向来大方。解放前夕，他生意做得顺，从宁德、罗源批发货品挣了些钱，回来便邀朋友们聚餐。杀鸡宰鸭，乃至宰羊待客，人越聚越多，他始终笑脸相迎。

　　父亲还略懂些地理风水。当年为祖父寻墓地，他跟我讲过，一日与时孙叔、本周哥三人上山打柴，顺道看地。行至尾岗回头狮处，见一穴可做墓，却只容一家，遂抓阄定夺。父亲抓了正阄，得了一处山形如小狮子的墓穴。他自己的后事也想得通透，早年在宁德天王寺寻了一个塔位，那时村里人都畏火葬，他却执意身后火化。

他也很机灵。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兵败过白鹤岭，父亲做生意归来恰好撞上，被抓去挑担。前后两个箩筐里各坐一个小孩，像是官宦人家的。他故意放慢步子，瞅准前头队伍远了，便寻个时机，放空一边箩筐，跟当兵的说要解手，让他们帮忙看孩子，自己趁机抽身溜走，躲过一劫。

　　父亲硬气，也扛得住绝境。一九六〇年大饥荒，家中断粮数日，父亲奄奄一息。那时生产队犁田，既要技术又是重活，补贴也高。他横竖觉得不过一死，便先预支了三天补助粮，强撑着下地犁田，硬是将一家人从鬼门关拽了回来。母亲去世次年，我十岁，父亲因误食狗肉，连日大小便不通，请了通叔公开两剂中药，毫无起色。那晚，父亲叫我喊来生产队长和几个好友，在我家交代了后事：拜托他们如果我不行了，麻烦他们照顾好我，并交代了欠人债务明细。次日通叔公又开一方，说若再无效便无能为力，但药引需到宁德湾亭村或城关去抓。我一溜小跑赶往湾亭，一问尚缺三味，又急奔宁德，三十里山路，大人尚需三个时辰，我一个半钟头便跑到了城关，抓齐了药。这服药下去，父亲竟好了，从此再不敢碰狗肉。

干农活他是一把好手，稻谷、地瓜都比别人收得多。他性子急，劳作一天回家累了，要喝杯酒解乏，等不及温酒，直接拿开水冲进去。旁人问起，他笑笑说：“反正酒还是那么多，这样方便点。”

父亲对子女管教甚严。他四十五岁才得我这个儿子，母亲早逝，他既当爹又为娘。我上学时他已年近半百，为供我读书，农忙下地，农闲便找零活。常与肇炮叔公去寨头村挑木炭，路上他常感慨：“我们这辈人一辈子扛锄头挑担子，苦日子到头了，一定要让后辈读书上进，走出大山。”他节衣缩食，一门心思供我念完书。他教我的，不只是干农活，更是怎么做人，如何在难处里不低头。

父亲晚年到宁德住在我家，是1989年我结婚之后的事。他在宁德日子不算长，却结交了几位知心好友，尤其老刘叔，几乎天天来家里坐，陪父亲说话、搭把手照料，从不嫌麻烦。后来父亲做了一次疝气手术，术后身体便每况愈下，卧床近三年。他大多数时候安安静静的，偶尔精神好些，还会念叨老家的事。

　　那几年我在单位事情多，邱金兰主任体恤我，尽量少派我出差。可有些事终究躲不过。出差前几日，父亲的身体已不大好，我跟邱主任说了情况，但那次事情实在紧急，她还是派了我去，叮嘱我早去早回。父亲走的那天中午，我在福安上白石乡正吃午饭，忽然有酱油沾到手上。我擦了擦，继续吃，不一会儿又有红红的东西沾上来，心里正觉蹊跷，手机便响了——父亲走了。

其实我心底一直藏着一件事，怕他走时我不在身边，更怕的是要给故去的亲人穿衣裳。闲谈时我无意中跟父亲提过，他大约记在心里了。我爱人打电话告诉邱主任消息，她当即叫上单位几位同事，第一时间赶到我家帮忙料理后事。等我赶回家，父亲已经安详地躺在床上，身上还是温热的，脸还是红润的，一点也不像离去的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他是在等我回来，又不忍让我做那件我怕做的事，便自己先安顿好了。

　　后来开追悼会，单位同事几乎都去了，送葬的亲友足足有一百多人，很是隆重。只是有一件事，至今想起仍觉难过——老刘叔在父亲走后不到两个月也离开了人世，我是后来才得知的，没能送他最后一程。他们生前相交一场，连离别都挨得这样近。

一九九八年十月九日，父亲在家中安详离世，享年八十岁。他这一生，平平淡淡，守着山野田地养家糊口，却又格外厚重。半生历尽贫寒，一心帮扶乡邻，拼尽全力将后辈托举出寒门。时至今日，我仍常想起他含笑说话、轻晃脑袋的样子，那宽厚挺拔的肩头，扛过了风雨岁月，也撑起了我们整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