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尊严

山柏

一路车行，三师引路

　　1972年初春，我被调到车队跟车学艺，第一位师傅名叫王富云，三十出头，是宁武西马坊公社伙火沟村人。他早年在林业局做通讯员，1960年入行学开车，在盘山公路上跑了多年，是个老练的老司机。

我们本就是乡里熟人，不必行正式拜师礼，我专程上门拜访认师。师傅身形高挑，约莫一米七六，身形清瘦，面皮白净温润，和常年风吹日晒的卡车司机很不一样。他生性爱整洁，小院日日打扫得干干净净，每次登门，总能看见他一遍遍细细擦拭桌椅。师娘性情爽朗热忱，忙前忙后端水沏茶，待人淳朴厚道。

拜师次日，天刚蒙蒙亮，山间仍浸着早春的寒意，我便早早到岗。每日开工第一件事，便是给卡车加水、加油、仔细擦洗车身，整套工序总要忙活一个多钟头。等师傅到岗，我们便驱车驶入深山林场。

那是物资匮乏、行路艰难的年代，手握方向盘的司机，在乡下格外受看重。不少乡亲想搭顺风车、捎带货物，免不了递烟客套。久而久之，有些司机变得傲气张扬，说话粗鲁，仗着便利占乡亲便宜，作风散漫。可王富云师傅始终守着本心，温文沉静，言语不多，从不攀附应酬，也不借机索取分毫。

他安守本分，不贪额外好处，一心一意陪伴家人，对待师娘始终体贴专一。他严于律己，也反复叮嘱我守住底线，切勿沾染陋习，一言一行，都像一把端正的尺子，悄悄校正我的品行。

我敬佩师傅的品行，心里却藏着委屈：他太过谨慎保守，不肯轻易传授驾驶技术。跟着他三个多月，我每日只做擦车、烤车、加水这些杂活，始终摸不到方向盘。日子久了，心里满是焦灼与不甘。

有一回，我趁四下无人，偷偷把卡车开出车库，在院子里慢慢转了一圈，再悄悄开回原处，不料还是被师傅发现。他没有厉声责骂，只是脸色沉了下来，整日沉默不语，我心里又愧疚又难受。

三个月后，我总算有了一点上手的机会：提前预热车子，开到师傅家门口等候。就这样日复一日过了半年，我依旧只是随车往返，驾驶技术进步寥寥。

当时不少司机跑运输能捞额外补贴，我们这辆车却一如既往。我原本在林场每月挣四十五元，做学徒后只剩三十四元，日子反倒愈发拮据。 后来领导安排我去太原陪护重病亲友，一去便是三个多月。

　　重返车队时，我的师傅换成了王成贵。村里人都说他脾气暴躁、动辄骂人，远不如王富云稳重。真正相处后我才知晓，他对外拦车扒车的路人十分严厉，对待徒弟却格外真心，教学毫不藏私。路况安稳时，他总会让我多上手练习，一边观察路况，一边细致讲解山路行车技巧、换挡控速要领。跟着他，我的驾驶技术进步飞快。

可我始终无法认同他的做法：他总吩咐我强行驱赶扒车赶路的乡亲。都是乡里乡亲，很多都是熟识邻里，我实在于心不忍。软言劝阻根本无效，若遵照指令，便要厉声呵斥、拉扯驱赶，这让我十分煎熬，我们师徒二人也因此渐渐生出隔阂，相处不再融洽。

　　车队领导知情后，为我调换了第三位师傅——马喜旺。

马师傅和前两位截然不同，原籍山西应县，早年在部队学会开车。他性格粗放爽朗，说话直来直去，和沿线乡亲相处得格外热络。车子一进村口，常有村民簇拥过来搭车，马师傅嘴上嚷嚷几句，最后大多都默许大家同行，乡亲们亲昵地叫他“瞎马子”，他听了也乐呵呵的，从不计较。

他深谙乡土人情，为人仗义热心。帮村民捎运煤炭，便收下一顿家常饭；帮村里运送粮食，收下几斤山药蛋；帮生产队拉建材，偶尔收下木料，都是淳朴的人情往来。我跟着马师傅共事一年有余，配合默契：他进山拉货，驶出东寨后由我转运货物至宁武转运站，工作节奏从容许多。

马师傅嘴硬心软，只要乡亲开口求助，哪怕深夜长途拉煤、紧急运送病人乃至送逝者返乡，他都愿意奔波相助，往往只求一顿便饭，不求厚报。

那年寒冬，我们远赴大同拉水泥，顺路帮林场职工宋瑞的外甥拉了一车煤炭，抵达村子已是深夜十点。家里只有一间小屋，男主人特意外出借宿，屋内只剩年轻女主人和年幼的孩子，马师傅与宋瑞挤在一处休息。

我不愿打扰人家，抱起大衣钻进卡车驾驶室过夜。雁北冬夜寒风如刀，铁皮车厢寒气彻骨，整夜冻得我浑身发抖，辗转难眠，险些熬不过漫长寒夜。那一刻我才明白，一味固执清高，终究是为难自己；马师傅随和通透，自有一套扎根乡土的处世智慧。

跟着马师傅跑车之后，家里收入渐渐好转，日子安稳踏实。我慢慢懂得，人情贵在互相体谅、彼此帮扶，我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这便是行走世间最朴素的道理。

三位师傅，三种性情，三种人生教诲。一段跟车岁月，半生铭记于心。何为师道？有方正守礼，有严厉督学，亦有通达处世，都藏着那个年代最真实的人情与风骨。

作者 周三白

山柏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