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 缘——一位北京人的嘉善情缘

边适

　　2000年9月的一天，一位居住在北京的六十多岁的老人，公务出差到浙江杭州参加一个会议。路经嘉善的时候，这位北京人特地在沪杭铁路中间的小站——嘉善站下了车。也许因为这位北京人对嘉善情有独钟，所以选择了多有“绿皮火车”停靠的嘉善站下车，步入魏塘东门外大街，寻访记忆中从前的家，寻访记忆中就读过的“魏塘镇国民中心小学”。

曾经的家没有找到，也许因为换了人家，老屋改容，已认不出模样。老人在谈公桥东边的一所小学校门口徘徊，这应该就是记忆中10岁的他就读过的“魏塘镇国民中心小学”。不过，眼前这所学校的名称是“嘉善县魏塘镇第一小学”。学校放学了，走出校门的孩子没有一个认识这位老人，也没有一位老师晓得他为什么在校门口踯躅。老人拍下了放学回家、戴着红领巾的孩子的照片——既然从前的家找不到，那么将这份影像珍藏，也可以聊补一些童年的记忆。

走出老街，行色匆匆，这位北京老人也许只在三小时内完成了一次嘉善之旅。他看了看生活过两年的东门大街，看了看曾经就读的小学校，便再次坐上绿皮火车，到上海拜访亲友后，北上返京了。

四年之后，2004年9月的一天，还是这位北京老人，他又来到了嘉善东门大街。这次，不只是他一个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位上海人，其中有他的姐姐、弟弟和外甥。可惜，老人曾经就读的学校已经迁址，他们一同在东门大街上寻找从前的家，最终仍无法确定具体位置。时间久了，印象虽有，但模糊不清，从前的家的地址仍旧在依稀与仿佛中摇摆，连四年前见到过的学校也没了影踪。走在悠长的老街，他们边走边看边问，在一家名叫“丑小鸭”的文具小铺前，向店主打听学校的去向。老人拿出四年前在学校门口拍的一张照片，不料，照片上第一个走出校门的红领巾小孩，正是这家文具店主人的孩子。小店的女主人见到四年前的照片上是自家孩子，十分高兴，北京、上海来客也为这场意外的相逢感到惊喜，觉得是天赐善缘，便邀请女店主一起在小店门口合影留念。

十多天后，嘉善中山东路305号，“丑小鸭”文具店的主人在家中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的寄信地址是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分司厅胡同17号院1号楼二单元402号。信中寄来了三人在嘉善的合影，写信人简述了自己两次到嘉善东门大街寻访从前的家，以及离家不远、就读过两年的“魏塘镇国民中心小学”的经过。信中有这样一段话：“1944到1946年间，我和姐姐、姐夫曾在嘉善东门外大街居住，当时我还只有10岁，在魏塘镇国民中心小学读书，1946年后迁至上海。全国解放后，我离沪到北方学习与工作，现住北京……”结尾落款为郑定铨，2004年10月8日晚。

2019年，我从宁波回到故乡嘉善的东门老屋，当时老屋正处于政府征收阶段。出于思乡怜旧的心思，我对弟弟、弟媳说，很想写一点老屋、老街的旧事，写一点我们小时候就读过的“神仙宫小学”的往事。弟弟、弟媳拿出一封藏了多年的北京来信，向我讲述了信背后的往事。于是，就有了我上面的叙述。

2026年4月，我在《嘉善发布》上看到征集“东门大街故事”的信息，再次想起了二十二年前的那封来信。那位郑定铨先生在哪里？他能不能也来讲述与东门大街相处的旧事？我想告诉他，他曾经就读的小学校，也是我的母校。这所学校始建于1910年，是当地乡贤利用“神仙宫”旧道观改建的新学堂，最早名为“私立启东初等小学堂”，后简称启东小学，当地人俗称“神仙宫小学”。新中国成立后，启东小学先后改称为魏塘镇中心小学、魏塘镇第三小学、代代红小学、魏塘镇第一小学，异地重建后、2010年5月，学校以嘉善县花“杜鹃”为名，更名为嘉善杜鹃小学。不止是暂居过东门老街的北京老人郑定铨老先生；东门外黄元昌茶叶店老板的儿子、后为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文化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理事的黄涌泉先生；在上海工作的嘉善人、医学上颇有成就、被称为“新喉再造专家”的黄鹤年先生；家住东门大街、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在上海工作、后调往北京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黄菊同志，他们都曾在这所启东小学读过书。可是，我该如何把这些告诉郑定铨先生呢？

2026年4月，我偶然在美篇平台上看到一个署名郑定铨的个人主页，IP地址显示为北京。我浏览了郑定铨的所有图文作品，仔细研读了他关于职业生涯的自述，猜想这位便是与东门大街有缘的郑定铨老先生。我在郑定铨的美篇文章后留言，询问当年的往事，却没有收到回复。于是，我转而给一位网名为“老牛9491”、称呼郑定铨为二舅的留言人发送私信，果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可遗憾的是，郑定铨老先生已于2024年12月在北京逝世。这位网名为“老牛9491”的美篇作者，在纪念二舅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二舅生于1934年，比我年长15岁。上世纪三十年代，二舅儿时成长的地方——袁家汇青云桥（湖州作者注）、嘉善魏塘镇、上海新闸路济康里等地，都和我们渐行渐远了……”他在美篇私信中告诉我：“抗战时期，因家中生活困难，二舅曾在嘉善东门生活过，当年我姐姐出生在嘉善，取名‘善善’。抗战胜利后，家便搬回了上海。”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郑定铨和许多从老街走出去的人一样，平凡却不平庸。他曾是纺织厂的普通工人，当过纺织工业部领导的秘书，在轻工业部机械局工作过；1976年“四人帮”粉碎后，郑定铨受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是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中由轻工业部抽调的14人之一，在200天的工作中历经艰难，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改革开放后，郑定铨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曾任综合司副司长，退休前为国家体改委正司级干部。他撰写的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的文章，曾在新华社、国家体改委内参及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他主编或参与编辑的书籍共计40多册，总字数达2000万字，退休后依旧笔耕不辍……

虽然只在东门生活了两年，但郑定铨从心底里认定他也是东门老街的孩子。他不止一次地回望这条悠长老街，试图寻找曾经居住过的老屋；他曾伫立在老街的墙角，凝视着童年就读过的校门——这便是善缘。时光流逝，往事可追。老街有知，无论是客居者、世居者，还是游子、故人，都对东门大街留有深深的记忆。和许多与东门大街结缘的人一样，当年远在北京的郑定铨，心中也一定珍藏着温暖的嘉善记忆。因为与嘉善有缘，所以郑定铨先生格外惜缘。

郑定铨、一个与东门大街、与东门大街上启东小学结下缘分的人走了。不能想象1944年的某一天，一个上海来嘉善讨生活的10 岁小孩子怎样在神仙宫小学读书习文，度过非常困难的两年，流逝的时间晓得，它会继续郑定铨与嘉善东门大街的故事。

2004年10月郑定铨的北京来信

2004年10月郑定铨的北京来信

2004年10月郑定铨的北京来信

本文作者边适在郑定铨先生美篇下的留言

本文作者边适与郑定铨先生的外甥联系确认先生当年寓居浙江嘉善东门大街一事。

本文作者边适与郑定铨先生的外甥联系确认先生当年寓居浙江嘉善东门大街一事。

2000年9月郑定铨寻访他少年时就读的小学拍下的一张放学照片，图片正中出校门的戴红领巾小学生现已是华为公司的一名髙级工程师。

2004年9月郑定铨先生偕同上海亲人，再访嘉善东门大街，寻访旧居，在打听老街居民时，适遇上面照片中小学生的父母，上海、北京、嘉善，三户不同历史时期与嘉善东门大街有缘的人家，一起合影留念。

这位嘉善东门大街读书的北京人，郑定铨1976年一一1977年曾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往上海的工作组成员之一。他的《奋战上海200天》刋《百年潮》2011年第04期。2011年4月14日新民晚报转载（资料取自郑先生相关文章）

本文作者拍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嘉善东门大街的一路段面貌。

感谢美篇，在这里我寻迹到郑定铨先生，并能与他的亲人联系沟通，感谢“老牛9491”，因为你的热情，让我能知道一位与东门老街有缘的长者以及他亲人与嘉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