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班忆事

浅笑安然

　　这一阵看电视连续剧《主角》，一下使我想起了在县文艺班学习的那段时光。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十岁出头。县里公开招考文艺班学员，为县剧团培养后备力量。经过层层选拔，我和其它105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入选。我们被集中送到县南郊中学学演戏。

学戏要练两项起码的功夫，一项是练声，一项是练基本功。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教室，跟着教乐理的张坤谋老师那架露风的风琴吊嗓子。别看风琴老的掉牙，那可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的西洋乐器，也是刚刚建立的文艺班为数不多的“大型”资产，为我们初识音乐立下了汗马功劳。别班同学的早自习，是朗朗的读书声，我们却是“咪—咪—咪—妈—妈—妈”的吼。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倒是互不影响，反而有一种撞色般的和声效应。

吊过嗓子，就是上课的时间。对于将来要唱戏的我们来说，语文课很重要。阅读剧本，理解人物，表达情感，必须打好文学基础。给我们教语文课的乔德中老师，课讲得很是生动。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了语文，以致后来有点空闲，就爱写点东西。

学校还给我们开了数学课，教过提取公因式和一元一次方程。但毕竟是文艺班嘛，文化课不是重点，学的那点一知半解的东西，很快就还给老师了。记得两年后排戏的时候，一个同学，把“恕不远送”这句台词，说成了“怒不远送”，搞得我心里别扭了很长时间。

　　早上一节课后，是练功时间。练功是个重体力活。演艺界有个“饱打饿唱”的说法。负责文艺班的领导贾康通老师心疼我们这些娃娃，协调学校食堂照顾我们，练功前专门给我们开一个小窗口，供我们买个馍馍垫垫饥。这也算是吃上了早点，从此，我们加入了城里人一天吃三顿饭的行列。

戏曲的基本功内容很多，天天练起来一身汗水一层皮。印象最深的是起初练架子功。所有人伸展开手臂，拉开距离，排成一个大大的方阵，按照老师的动作要求站好。功夫老师杨三瑜，手里捏着一根教鞭，在队伍里来回穿梭。谁的腰塌下去、屁股撅起来、胳膊角度不对，腿打晃子，教鞭便会落在谁的身上。那时候的孩子都很皮实，被老师抽了鞭子，也不会跟家长报告，只把自己做得更好。鞭子抽多了，有些调皮的男生，看着老师的鞭子快落下了，便先抱着胳膊夸张地喊疼，把老师给逗笑了，鞭子就在空中打个旋收回了。其实那鞭子经常是舞的高高的，落下轻轻的。不过这番“乌龙”还是蛮管用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种体会是真真切切的。

文艺班经费紧张，学员家里也不宽裕。我们没有练功服，老师也不问家长要服装钱。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堆尿素袋子，染成黑色，给我们裁制成练功服。料子是薄薄软软的化纤料，摸着还柔柔的，穿到身上，走起来呼呼噜噜的，有一种绸子的感觉，还特别结实、耐造。穿上宽宽松松的“套装”，腰间再紧紧勒上一条约十公分宽的护腰板带，显得格外的英姿飒爽。我们穿着它，心里头美滋滋的。

日日高强度练功，我们的饭量比其他班的同学大出不少。大家共用一个食堂，一个四俩的大馍，炊事员对半切开售卖。高中女生大多只买半个，男生也只一个，我们文艺班的小女孩，人人都能吃下一整个，再配上二两汤面片，或是一碗稀粥，就点小菜。后来，学校看我们正长身体，消耗大，就特殊照顾我们，安排我们在教工灶上吃饭，改善了我们的伙食，我们都高兴地不要不要的。

一天练功下来，全身酸痛，回到宿舍，大家凑在一起，互相说着身上的难受，免不了就会想家。只要有一个人先抹起眼泪，一屋子人就都哭了。忙活一天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冯莉，还要哄完这个哄那个。其实她比我们也大不了10几岁。

我们这些人来自全县各地，有平原村镇的，也有原上的。自行车在那时是稀罕物件，寻常人家很少有。往返路途太远，多数孩子很难中途回家，眼巴巴的等家人来看。来文艺班前，都是成天黏在爸妈身边撒娇的小孩，生活还要人照料。在文艺班就要自己管理自己。七个人一个宿舍，住通铺，铺盖一个挨着一个，“狗皮袜子没反正”，大家就格外的亲。谁家的爸爸妈妈来了，就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来了，带的各种好吃的，自然是大家的好吃的。那几天，满宿舍的人都很开心。

我的父母都是教书先生，还要照料一家老小。周末单日休息，家事多的有时就顾不上我。有一段时间同宿舍住得近的几个家长都来过了，还盼不来我的父母，我就伤心的哭。消息传到王文超老师那里，他撂下手头的事情就来看我。事后还特意捎话给我父亲，让他来看看我。

王老师是教工食堂的管理员，对我们这群娃娃特别好。他的房间离饭堂很近，我们去打饭都要经过。他有一个炉子，冬天很暖和。那时候的学校只有做饭的厨房，没有吃饭的餐厅。打好饭只能找个台阶蹲下来吃。冬天北风一吹，饭就凉了。一打上饭，我们就抢着往王老师那里跑。我们在炉子周围围成一个圆圈，以炉火为中心，把各自的玉米面馍馍拿出来，在炉子台面上也围成一个圆。馍馍烤出一层焦黄干脆的外皮，就掰下来吃掉，剩下的接着烤，直至一层一层的吃光。粗糙难咽的玉米面馍馍，烤好后焦香扑鼻，成了那段清贫岁月里最暖心的滋味。

　　练了两年多基本功，我们终于能排戏了。头一回排的是折子戏，《血泪仇》里的《龙王庙》。这段戏讲的是，王仁厚带着老小逃难夜宿龙王庙，儿媳被兵痞逼死、老伴悲愤离世，两座坟就安在庙外。小孙子狗娃看见母亲坟头，扑上去徒手刨土，一遍遍哭喊“我要我妈哩”，王仁厚含泪拉住孩子，唱出那段“我叫叫一声狗娃狗娃，不明白的狗娃，糊涂的小孙孙，你就是把你妈刨了出来，她再也不得活了”的大段哭音时，台上台下哭作一团。我们乐队这些孩子，哭得握不住乐器，琴拉得全都跑了调，老师只能暂停排练，让大家缓一缓，平复一下情绪。唉，我们这些不知演戏为何物的娃娃，就这样演起了戏。

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南郊中学的氛围一夜之间变了样。往日喧闹的校园，转眼安静下来，教室里夜夜灯火通明。和我们宿舍在同一排的一个高中姐姐叫王艳，在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中，考上了大学。这件事强烈触动了我们。当初来上文艺班，有的同学是因为那时候“读书无用论”盛行，要“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思想也起了波澜。

感觉到自己在戏曲表演上没什么前途，我便产生了离开文艺班、回家读书考大学的念头。心里打定主意，却不知道怎么跟老师开口，索性直接跑回了家。有了这个开头，几个和我一样想法的同学也陆续离开，回到了课堂上。大部分留在文艺班的同学，经过老师的精心培养，各有成就。有的成了舞蹈家，有的被选拔到省戏曲研究院做台柱子，有的是省秦的乐队首席，有的成了文化界的名人，他们活跃在省、市、县的文艺舞台上，共同撑起了县域文化的繁荣兴旺。

八、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十分稀缺，当年退出文艺班去上学的几位同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考上中专，有的读了大学。勤恳耕耘半生，有人成为大型企业的总工，有的做了国家干部，还有人在科研院所成绩突出。总之，都成了各自行业的佼佼者。

　　如今，忆起尿素袋子做的呼呼啦啦的练功服，热热闹闹的排练场，教鞭下一个个挺直的身影，炉火上烤得喷香的玉米馍，宿舍里一起想家抹泪的少年，全都成了心底温润清晰的记忆，每每想起，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股暖流。

陕西作家、《创业史》的作者柳青说过，人的一生很漫长，但关键的就那几步。 那个特殊的年代造就的我们这个特殊的人群，在那么小的年纪，正是看世界、学本领、养性格的关键期，遇到了好的学校、好的领导和一群好老师，为我们从小打下了吃苦耐劳、积极向上、淳朴坚韧的人生观底色。我们终归没有韶华错付，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