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情缘

大卫

书法情缘

文/李伟义

人的癖好，细想起来，像是前世埋下的种子，到了今生，遇着合适的雨露风霜，便悄悄生出芽来。说是与生俱来，倒也未必全是玄虚——嗓子清亮的人，多半爱哼几句戏文；腿脚麻利的，见了操场便心痒难耐。可这粒种子究竟能长成怎样的树，又得看落在哪片土里，受着什么样的风吹。环境与家世，无声无息地浸润着，如同江南的梅雨，不知不觉间便湿透了衣裳，渗进了骨子里。我曾笑言，自己这辈子养了八样喜好：码字、翻书、摆弄相机、四处游荡、写字画画、收藏些瓶瓶罐罐、集几枚邮票，老来又添了太极拳。样样都沾些边，样样都浅尝辄止，活脱脱一个“样样通，样样松”的标本。可若真要在这杂乱的园子里寻一棵根基最深的树，大约还是那管毛笔下的墨痕——我与书法的那段缘，倒有几分曲折可说的。

头一回撞见书法这物事，怕才四五六岁光景。我家世代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爷爷扛了一辈子锄头，手掌上的老茧比识字还厚。父亲虽后来当了村干部，又读了三年工农干校，算是有了“速成”的文化，可那点墨水离什么丹青雅趣还隔着几重山。偏是那样的农家屋里，后墙上却端端正正贴着一幅墨字——没裱，就那么赤裸裸地拿浆糊粘在土墙上，笔画间却自有一股精神。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是一位风水先生留下的。那人本是伯母的三舅，有个极不雅的诨号叫“三狗蹦子”。彼时解放已有些年头，风水算命早归入“封建迷信”一类，行业被禁，人也受了管制。那老先生大约是为糊口，暗地里替人瞧风水，偷偷摸到伯母家来。母亲见他衣衫褴褛，面色青黄，实在不忍，便将父亲一件半旧衣裳给了他。老先生接了衣裳，枯瘦的手竟微微发颤，沉吟半晌，说老朽无以为报，留几个字罢，将来或能换几斗高粱米呢。

六十年后，当母亲一字不落地背出那幅字的内容时，我着实吃了一惊。那写的是乾隆爷的一首诗：

登古道，过黄庄，见一美女撵黄梁。

玉腕杆头抱，金莲裙下忙。

轻轻扫慢颠扬，几番停顿整容装。

汗流满面花寒露，糠出娥眉柳带霜。

勤而俭，贤而良，可惜佳人配农郎。

母亲没读过书，只粗识眼前几个字，后来经过扫盲，竟能磕磕绊绊读完《红楼梦》。那幅字如今想来未必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断非名家手笔，甚至算不得正经营生。是楷是行，我也无从推断了——乡下地方，草书再金贵，又有几人识得呢？一个五六岁的孩童，连记忆都是影影绰绰的，大半靠母亲后来的讲述才勉强连缀起来。那幅贴在土墙上的墨迹，于我不过是个模糊的影子，谈不上什么启蒙，更遑论影响了。

真正让那些黑色的笔画在我心里活过来的，是一九六三年的事。报上登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几个字在我眼里格外精神。那时雷锋是全国少年仰慕的榜样，领袖的字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气派。我用复写纸把题词描在图画本上，描成空心字的模样。后来在学校出黑板报，还把那幅字放大画在黑板上，粉笔灰簌簌落在袖口，心里却满是得意。至于什么间架结构、笔墨意趣，全然不懂，也从未想过要去懂。

一九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在北海公园见一个同学正用蜡笔拓亭柱上的乾隆诗。那是个极谨慎的举动，在彼时简直是犯忌。红卫兵们标榜自己是世上最革命的人，书法之类早被归入“四旧”，是“大破”之列。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几乎空无一物。可那同学低头拓印的模样实在专注，叫我心里一动，便也买了纸和蜡笔来效仿。将白纸裁成长条贴在石柱上，拿蜡笔轻轻涂抹，阴刻的诗句便从青石上缓缓浮现出来，像沉睡的东西被唤醒了一般。我当时想，回去后定要照着好好练练。可那一卷拓片带回家后，竟一次也没打开过，卷成一个寂寞的筒子，在墙角不知躺了多少年。多年后想起这事，心里总泛起一阵钝钝的悔意——文革期间，学上不得，书读不得，大把光阴白白抛掷了，若那时便握起笔来，如今该是何等光景？可惜人生这趟车，从没有回头路可走。

一九六七年，新华书店卖《毛主席诗词·长征手记》的印刷品，八分钱一张。我被那诗词的气魄和字迹的风骨所吸引，买回来放大描在一张大白纸上，还学着小画书里的样子，用秫秸秆做了两个画轴挂在屋里。那纸不是宣纸，也没托裱，墨迹干后皱得像老人脸上的纹路。可那时的我，不过是出于对领袖的崇敬和对诗词的感动，哪里懂得什么书法的好坏。

一九七四年出差到北京，想去鲁迅博物馆看看，却见大门紧闭，一块牌子横着：“内部修理，谢绝参观。”这种幌子在文革期间司空见惯，“内部修理”不过是停业整顿的漂亮说法罢了。我踱到售票处窗口，见一个小伙子从桌后抬起头，耐心地向我解释。目光掠过他桌面时，我怔住了——那空档里，他正端端正正地临帖，楷书一笔一画落在米字格上，工整得几乎虔诚。那时已是文革后期，许多单位半瘫不瘫，人人心浮气躁，这个年轻人却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用毛笔一笔一划地填补着时光。那一刻，我心里像是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既感动又惭愧。可感动归感动，后来我终究还是没有拿起笔来。

之后做了十几年电视文艺编辑，接触过不少书画家。每一次采访，都像是往心里添了一捆柴，让那团对书画的火焰烧得更旺些。那时我还写过一个百字小说登在报上，讲的是书法家的故事：

儿子从展览会回来，不解地问父亲，书法家写四个字不过三分钟，凭什么卖两千块钱？父亲答他，书法家的三分钟，是写了五十年后的三分钟，不是普通人的三分钟。儿子怔住了。

写那小说时，我大约已在心里隐隐明白，任何一门技艺的份量，都不在表面那三分钟里。

真正让我的手握住笔杆，已是退休后到上海的事了。闲下来了，时光忽然变得宽裕而柔软，便正正经经地开始习字，参加了谈绪荣先生的书法班，也凑过几回不大不小的展览。可我心里清楚，自己终究只是个爱好者，没想过要成什么家。书法的世界太深了，像一口古井，我不过是在井口探了探头，看见底下波光粼粼，便已觉得快慰。

如今每日晨起铺纸研墨，看墨在砚里一圈圈漾开，像日子慢慢化在水里。笔落下去，有时称心，有时懊恼，可那份静下来的欢喜是实在的。书法于我，不是什么经国大业，也不求什么不朽名声，只是一片可以随时走进去的天地——那里有少年时土墙上褪色的字迹，有北海公园石柱上冰凉的刻痕，有那个在混乱年月里低头临帖的年轻人。他们都在这管笔底下活过来了，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书法是我心中最安稳的挚爱。

书法是我心中一个永远美丽而辽阔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