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宁海州四位极具个性的文人

曲享绪

作者： 曲延科

　　在清代宁海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曾涌现出一批极具个性的文化名人，他们虽身处不同的时代境遇，却各自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面介绍的这四位文人，或守正、或执着、或洒脱、或孤高，他们以各自的人生轨迹，共同铸就了宁海州深厚而多元的文化底蕴。

　　

孔尚先：恪守礼教，笃行儒风的圣裔。

孔尚先，字绳武，号念蒂，清代宁海州东门里人。

他的一生，无论身处贫贱还是显达，始终将儒家的道德规范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儒家风范的杰出践行者。孔尚先自幼聪慧过人，但真正奠定他人生底色的，是对儒家礼教近乎虔诚的坚守。早年家境贫寒，常面临“粗茶淡饭难以下咽、衣衫褴褛难以蔽体”的窘境，但物质的匮乏从未消磨他的精神意志。最令人动容的是，他每天前往私塾读书，路经文庙棂星门时，无论寒暑风雨，必定停下脚步，整理衣冠，恭敬地行端拜大礼后才肯离去，一日三次，风雨无阻。当时有人嘲笑他过于迂腐，他却置若罔闻。这种对至圣先师的无限敬畏与数十年如一日的虔诚，正是他学问与品德日益精进的源泉。

在科举路上，孔尚先可谓顺风顺水。应童子试时成绩斐然，知州杨引祚对其大加赞赏，许其必为国之大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他在顺天乡试中取得礼经第一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高中进士，随后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后改任检讨，并兼任方略馆、典训馆纂修官。

　　在翰林院期间，他勤勉敬业，诗歌深得李杜神韵，书法宗法颜柳，尤其在国书翻译方面造诣极深，每次御前考试皆名列前茅。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夏，康熙帝在畅春园召试群，拟题“皇太后万寿无疆赋”。孔尚先见解独到，不仅获赐坐、赐食的殊荣，更得康熙帝亲笔临摹董其昌的“桃花每间杨花落”诗句，以及松花石砚和御书“远上寒山”绝句的赏赐，一时轰动朝野。孔尚先不仅学识渊博，更以德行著称。

在家庭伦理中，他将“孝”与“悌”演绎得淋漓尽致：对待继母如亲生母亲般敬爱侍奉；对待嫂嫂极为恭敬，遵循“长嫂如母”的古训，在家族内部营造了雍睦和谐的氛围。这种私德上的无可挑剔，正是他日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坚实根基。

步入仕途后，孔尚先将个人修养延伸至公务之中。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他受命赴广西主持乡试，面对官场陋习，他作诗自警，时刻提醒自己保持清廉正直，其凛然正气令同僚动容。当时的广西巡抚萧公（后官至相国）向来不轻易赞誉他人，唯独对孔尚先礼遇有加，感叹道：“此至圣裔，其行事自与人不同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孔尚先赴山西担任学政。公务之余，他深入考察三晋大地的忠臣、孝子与义士，大力表彰道德楷模；培训士子始终坚持“德行为先”，极力阐扬忠孝节义的传统美德。孔尚先的德行与教育理念也深深影响了后代。其子孔衍似曾任四川保宁知府，在任期间创立义学，培植人文，公余出城与村民话孝友农桑，和蔼如家人父子，离任之日士民送至百里外。

孔衍似性甘淡泊，即便出仕依然保持素士风骨，凡遇命案必反复寻其生路，昭雪重辟甚多，完美继承了父亲清廉爱民、崇德尚教的儒家风范。从少年求学时的虔诚端拜，到立朝为官后的勤勉尽职，再到视学典试时的崇本敦教，孔尚先始终恪守儒家的精神坐标。正如黄昆圃在其墓志铭中所评价，孔尚先年轻时便摒弃了浮靡文风，独尊经史，博采秦汉诸家之长。

他用一生向世人证明：真正的儒家风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日复一日的循规蹈矩与知行合一。

　　宫卜万：视名如尘，毕生守护桑梓文脉。

宫卜万（1777—1847），字寿卿，号香海，出生于宁海州照格庄村。

他自幼聪慧过人，诗赋、书画、碑帖拓制无一不精，尤喜诗古文辞。然而，自考取秀才后却屡试不第。面对科考的失意，他并未沉沦，而是将目光从庙堂之高投向了江湖之远。他意识到，宁海古州是一片人文底蕴深厚的沃土，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许多珍贵的文化记忆正面临散佚与湮灭的危机。若能挖掘、整理并传承这些桑梓文化，远比苦苦追求虚名更有意义。

　　于是，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视一切富贵功名如野马尘埃”，以整理桑梓文献为己任。

宫卜万文化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壮举，便是历时三十年辑成的《牟平遗香集》。在走访中，他敏锐地发现民间散落着大量历代未曾刊印的诗词。

他深知，这些先哲的著述、乡贤的文献，是宁海州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通过一首诗不仅能了解作者，更能窥见彼时宁海州的山川风土、人情习俗乃至时事变迁。

为了将这些瑰宝汇编面世，他穿梭于街村里巷、市井书肆，遍访豪门大户与文人墨客，千方百计收集名卿大夫乃至乡儒村樵、闺秀节妇的诗作。从嘉庆十年（1805）初稿完成，到道光元年（1821）最终定稿，宫卜万五易其稿，耗尽心血。这部共16卷的诗集，收录了从五代至清代118位作者的1352首诗词，取“遗香剩草”之意，名为《牟平遗香集》。

这是牟平历史上收录人数最多、诗词数量最丰的合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每首诗前都附上了作者小传，坚持“不敢凭臆，亦不敢溢美”的严谨态度，使全书达到了人文互证、文史交融的高度。该书一经面世便广受好评，清代翰林院编修王懿荣盛赞其为“一人之诗，一身之史，亦一朝一时之史也”；清宣统《山东通志》亦评价其“持择颇精，足备文献”。

　　《牟平遗香集》成为一幅幅历史文化画卷，保留了众多历史文化人物的重要信息，《牟平遗香集》保留了众多历史人物的重要信息，成为研究胶东东部地方史的重要文献，堪称牟平的文化经典。如果说《牟平遗香集》是宫卜万对乡土文学的深情回眸，那么编撰《宁海志书证证录》则是他对家乡历史的责任担当。

他认为方志最能体现区域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历史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而宁海州自明代以来三次修志，或因战火焚毁，或因修撰仓促而谬误甚多，且自康熙十一年后长达150年未再续修。

宫卜万对此耿耿于怀，在与挚友西门里举人赵子辕修志的约定因友人早逝而落空后，他毅然决定独自承担这一重任。

面对亲属的反对和社会上“一介寒酸岂能修志”的质疑，宫卜万毫不动摇。他避开官方修志的名义，转而编撰《宁海志书证证录》。在随后的三十年里，他冒着酷暑严冬，踏遍牟平的山水村落，考查残碑断简，查阅诸子百家。最终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完成了这部40卷的巨著，并附带4卷《修志杂记》，对修志体例与史料取舍做了精辟论述。这部心血之作在后来的同治十七年知州舒孔安重修《宁海州志》时，成为了最核心的蓝本，其价值可见一斑。

除了文字著述，宫卜万对金石艺术同样有着独到贡献。昆嵛山作为海上仙山之祖，历代碑刻林立。他深入山中，跋山涉险，遴选出数十通极具代表性的碑刻，拓制成帖，编成《昆嵛贴》。这部涵盖唐末至清代千余年碑石文化资料的文卷，不仅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更展现了极高的书法艺术价值。此外，他留下的《四香馆文集》《西园诗稿》《莱阳县志拾遗》以及《登州府志补遗考证》等多部著作，在胶东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宫卜万“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牟平的文化事业，用一部部沉甸甸的文献守护了桑梓文脉，为后世留下了真实而鲜活的历史记忆。其精神与成就，至今仍为人们所缅怀和景仰。

　　木棠：旷达不羁，素心幽兰绘洒脱襟怀

木棠（字伯泉，号芾村），宁海州西油坊村人，是晚清胶东文坛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木棠先祖于清道光年间从云南丽江木府迁来，原为宁海望族，但到了咸丰年间木棠成年时，家道已然中落。

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未磨灭他的才情与志向。据民国版《牟平县志》记载，木棠天性旷达不羁，自幼对诗古文辞有着极高悟性，尤其在书画领域造诣颇深。

他一生偏爱兰花，不仅是因为其“幽兰异众芳，任是无人也自香”的高洁品性，更是因为那素心皎皎、清幽袅袅的姿态，与他内心的精神追求产生了深深共鸣。凭借这份热爱与天赋，木棠笔下的兰花栩栩如生、气韵生动，他将内心那份旷达不羁、襟怀洒落的情感完美注入每一株幽兰之中，成为咸丰年间画兰名家。当时的文人雅士无不以能收藏一幅他的兰花图为荣，尤其是得到山东巡抚崇礼的高度赏识后，更是一画难求，世人视若拱璧。

但他从未将绘画作为谋生手段，而是将其视为抒发胸臆和交友的载体，正如他在题画诗中所写：“生平殊少立锥地，信手兰花到处栽。”这种襟怀洒落的人生态度，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木棠一生画过和送人的兰花遍及全国，据其后人回忆，他画兰花时用过的印章就有一箩筐之多。

　　木棠的人生轨迹并未局限于书斋。考取贡生后，他被养马岛的一位黄姓道台聘为幕宾。借着外出公干的机会，他的足迹遍布南北各省。长期驻留广州期间，他结交了众多当代名士，其绘制的兰花也在岭南风行一时。

这段壮游，栖霞名士林梦铎在《海邦志劫》中有所记载：“木伯泉，宁邑诸生，山左（山东在太行山之左，旧称山左——编者）名士也，少负义气，与京师燕赵间豪杰交游，南至金陵，周览大江上下诸名胜；年逾花甲，泛舟粤海之南，洪涛中挂帆弥月，有‘放怀古今失英雄’之句……”

游历倦极归乡后，山东巡抚崇礼特令宁海州聘请他为牟平书院主讲。在执教期间，木棠力主摒弃陈腐古制，大力变革学风，并倡导设立了“宾兴捐”，专门解决贫寒学子赴考缺乏资金的困难，这一义举深受当地士林的爱戴与推崇。木棠一生著作多不留稿，仅存《师竹山房诗草》一卷待梓。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艺术血脉得到了完美传承。长子鸿春（字少泉）书法超俊遒劲，孙儿嘉麟（字仁生）临摹《颜家庙碑》形神毕肖，且画兰深得乃祖真传。世人皆感叹木氏“三世无拙笔”。

　　杨玉相：一身傲骨，辞官归隐守耕读清贫。

在宁海州东凤凰崖村（现属乳山市），曾走出过一位极具风骨的文人——杨玉相（字子瑜）。

他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在诗文书法上皆有极高造诣，青年时期便已文名大噪。清咸丰八年（1858年），年仅18岁的杨玉相便考中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又高中进士，随后被任命为礼部主事，正式踏入仕途。

然而，杨玉相的官场生涯并没有持续太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却在短短一百零三天后惨遭失败。光绪帝被幽禁，维新志士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慈禧太后再次独揽大权。目睹了这场政治风暴的全过程，杨玉相内心对慈禧太后的专权跋扈感到极度愤懑与不平。

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下，他毅然选择辞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回到乡里后，杨玉相自号“半瓠散人”，过起了类似陶渊明般的田园生活。他变卖了家私和土地，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兴办教育。他设帐授课，广收门徒，凭借着深厚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吸引了无数求学者。

　　当时不仅本地学子慕名而来，就连百里之外的书生也纷纷背着行李、提着书箱前来求学。

民国版《牟平县志》载：杨玉相“在本县中，最为老师宿儒，至今士林犹推重之”。民国初年，杨玉相的得意门生吴佩孚已成气候，他仰慕老师的才识，多次恳请杨玉相出山任职。然而，早已看淡功名利禄的杨玉相，一次次坚决拒绝了学生的邀请。他不仅自己坚守清贫，还时常告诫子孙后代：“一不当官，二不经商，只做耕读之家。”晚年的杨玉相专工书法与诗文，尤以草书见长，著有《观我堂诗文集》传世。

他以92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用一生践行了自己淡泊名利、耕读传家的高洁志向，成为当地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本文刊登在2026年7月10日《烟台晚报》。图片采自网络，与内容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