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源木本泽被麟趾，寸草春晖镌识胸怀——追忆我的父亲、母亲（第一集）

南山

2026——

我的父亲离世一转眼已经50年了，我的母亲也离开我们47年了。有时想起他们，心里五味杂陈，好多事总感觉过意不去。

做点图文，以示缅怀！

我的父亲史风云，曾用名史喜贵。生于1923年农历5月12日。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9年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公安大队队长。1954年转业到阳泉市委组织部，后任阳泉教养院院长、军烈属缝纫厂厂长。1958年响应党的号召退职返乡，任村支书，59年10月受组织委派组建黄土兽医站任站长，直到1976年11月因病去世，享年53岁。

我的母亲贺银芳，隰县陡坡乡三交村人。生于1928年农历3月初2日，共产党员。随我父亲的转业，在阳泉市烈军属缝纫厂当缝纫工，返乡后在黄土村组织缝纫组，曾担任妇女队长、大队妇联主任等职，不幸于1979年农历3月29日脑溢血病逝，享年51岁。

上篇，我的父亲

一、入党参军

我爷爷史尚义，贫苦农民，给地主家当长工维生。黄土村46年冬解放后，47年春土地改革时才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土改时担任过村农会主席。

我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是长子，三个妹妹，两个弟弟（其中小弟因无力抚养而送人）。从小风里来，雨里去，干农活、放羊、打短工，扛长工。过着衣不遮体，食难果腹的穷日子，还经常受到财主家的欺负。他曾有一次好奇的去学堂想看看人家富家子弟读书的情景，被老师用板子揍了一顿。他说过："我没上过学，可挨过先生的板子。"阶级仇、民族恨从小就扎根在他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年底，日本鬼子打进太原，阎锡山退到晋南。日本人拉拢阎锡山提出：“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的口号，对八路军的抗日带来很大的压力。1938年11月，按照上级指示，陈士榘将洪洞、赵城、蒲县和孝义等县的游击队，在汾阳县宋家庄组建了八路军115师陈士榘支队（洪赵支队的前身），随后又将中阳、平遥、介休、汾西等六县的游击队骨干进行整编。为配合八路军抗日，加强抗日力量，各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物色、培养优秀革命青年的工作。

我的父亲从小在家帮父亲干农活，十四岁时给黄土村苏福全家当长工放羊，这期间接受地下党支部教育培养，由苏光寿、苏光文介绍，于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有15岁。父亲曾（档案中查到的）自述：他的入党动机就是要推翻地主老财，再不受地主土豪的压迫，穷人能翻身做主人。所以秘密为党工作，组织让干啥就努力干好，组织上动员参加八路军就一口答应。

黄土村有一批与我父亲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他们相约八人（其中七位是党员），于1938年冬，怀揣党支部的介绍信，毅然北上，投身于抗日的洪流中。

与我父亲北上的这八位老革命，我们应该永远的记住他们。

史风云（我父亲），

史双喜、史侯喜（这二位是我父亲的堂兄弟），

张廷柱、张廷珍、苏立祥 ，

还有苏光寿、苏光文（这两位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1938年寒冬腊月的一天，在苏光寿同志带领下，他们八人相约在黄土村东头的圪烂沟口的关帝庙内，烧香磕头，拜把发誓，义无反顾的避开父母兄妹和父老乡亲，悄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故乡。一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找到了115师独立支队，参加了八路军。这支队伍1940年初又改编为洪赵支队，我父亲当时在兴县晋西分局。当时是谢学恭的政委 ，隰县的老革命、老领导李洪祥同志当时也在洪赵支队。

入伍时，已经到了1939年的2月。后来我父亲的履历表上总是庄重的填写：1939年2月参加革命。

当时虽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但阎锡山老奸巨猾，耍着"三个鸡蛋上跳舞"的手腕，既不得罪蒋介石，又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日本人。随着日本人的攻克太原，阎锡山躲在吉县的克难坡，一躲就是七、八年。尽管如此，晋南各地尚属二战区的统治。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不敢辞别家人，悄然北上，在村里引发不小的轰动。八个年轻人，一夜之间蒸发，父母亲都不知他们去向。据我奶奶说，父亲走后，二战区的人，把他们集合到区公所里，威逼利诱，让他们交代儿子的下落。他们当然不敢说也不能说出实情。区公所的人讲："你就说你的儿子死了，就放你出去！"哪家父母愿意讲出这样的话来！？于是把他们集中关到驴圈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从此以后，我的父亲八、九年无音讯，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这八位战友后来的情况：

苏立祥（隰县法院苏勇的父亲）：解放后在部队医院，离休前是团级干部，于1983年离休回到隰县城内定居。

张廷柱（黄土村张文明父亲）：从115师到120师，后调到延安，为中央首长做警卫。解放后，转业到河南开封，后调回隰县黄土市管所，80年代离休。

史双喜，张廷珍，解放后复员回乡务农，晚年休养在隰县敬老院。

史侯喜，苏光寿，苏光文等三人，血洒抗日战场，死骨无还。解放后，他们的家属荣获"光荣烈属"匾。

二、在部队

从1939年2月，我的父亲由队员、通讯员、警卫员做起。

1940年8月，父亲调到晋西区党委警卫营（后改为晋西分局），给首长当警卫员。

43年还参加过晋绥三分区司令部特等射击手训练。

1943年初，父亲所在的连队整体调到120师特务团，他在二营五连当班长，第二年升任排长。

46年，调到绥军工作团、绥远省右玉五区，参加了大同战役。这年冬天，晋西南解放后，为补充晋西南干部，于47年初调回吕梁区九分区隰县六区任副大队长。

48年5月，参加吕梁党校离职培训，10月回到隰县，任午城派出所所长、一年后任临汾专区公安大队隰县队队长。

1953年9月调任山西省公安总队三团七连任连长。

1942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晋西北到晋中盆地至太行、大岳根据地，建立了北线、中线、南线3条主要红色交通线。北线由兴县，经过岚县、静乐、忻县、崞县到晋察冀边区的北岳二分区；中线亦称东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清源、太原、徐沟、太谷、祁县，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二分区；南线由兴县，经过临县、方山、交城、文水、汾阳、平遥，进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太岳一分区。

我的父亲所在部队，当时就承担着这几条线的安全和保证畅通的任务，为陕北的党中央对山西以及山西往东、往南等的往来保驾护航。

父亲参加过的主要战斗：（这些资料在档案中）

1939到40年在洪孝二县打游击战，除小的战斗外，参加过汾阳后庄大战。

43到46年参加过兴县、方山、桌子山、离石、关庄原等战斗。参加过汾阳西阳城、文水、绥远，新连城、包头、大同等战斗、战役。

父亲生前很少给我们讲他打仗的事，尤其是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故事。所以父亲打鬼子的故事，只能通过几个片段来追忆了，以一斑见全豹吧。

有一次，在我上中学时，学校邀请我父亲给同学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那次传统教育上说他曾参加过近百次的大小战斗。现在想起来完全可以称得上"身经百战"了。当时他讲到，每每战斗打响前，心里总像有只兔子在"砰砰"的跳着，但枪声一响，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尤其是亲眼看到战友"挂花"（受伤）或牺牲，每个战士都会不要命的往上冲。他说："干革命就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新中国的江山，就是靠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前赴后继打下来的；五星红旗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当时我在想，红旗是用鲜血染红的，那得多少鲜血来染呢？现在想起来好可笑，但当时就那么幼稚。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缠着堂伯父（史双喜）讲打仗的故事时，我父亲还专门提醒他，不要给孩子们讲那些血肉横飞，少胳膊断腿的事。

伯父说过一件事：和他们一块参军的苏光寿，一表人才，精明能干。他参加八路军不久，被团长看上，于是就当了团长的警卫员。由于团长脾气不好，经常雷鸣电闪地吵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员更是经常受委屈。一年多后，他强烈要求下连队，团长不同意。他便说："哪怕今天下连队，明天死在战场上也心甘情愿。"团长见他如此坚决，便同意他下去，并再三向连长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他的警卫员。但不久，在一次恶战中他血染沙场，至今尸骨未还。

我的伯父讲完这段故事，还要加上一句："记住，不吉利的话千万不能乱讲，讲了不好。"

伯父还讲过一个故事：有次战斗中，他们的部队被打散，日本鬼子人多势众，穷追不舍。他们几个人藏在庄稼地里的玉米杆堆里（农民收割后把玉米杆竖着堆在一起，以防腐烂），不敢出声，万一被日本鬼子发现，计划同归于尽。只听外边日本鬼子叽里呱啦的叫喊，子弹"嗖嗖"的穿玉米杆堆而过，幸运的是无一人挂花，大难不死，想想都后怕！

父亲有一位战友叫刘建平，隰县冯家人。在120师他们是战友，后转业到陕西又调回黄土供销社当主任，他家小儿子是我的发小，邻居住着。小时候我们一起缠着他讲打仗的故事。

刘伯伯说：他们在绥远的时候，居无定所，缺衣少被。打仗、训练的间隔，战友们自己学着缝补衣被。那个年代，国民党封锁的很严，毛主席在延安提倡"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父亲和战友虽然没时间去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但学会了捻毛线、织袜子、织毛衣，甚至还学会了熟兽皮，缝制皮袄，做毛坎肩。秋冬季节，战友们身上的虱子钻在毛制品里，抓也抓不出来，无法除虱子（恶）务尽，任凭虱子横行体肤。

一场战斗下来，经常没被子盖，两三个人挤在一个被窝中。遇到传染病：疙痨，黄水疮（圪泡子，皮肤病）等，经常互相埋怨，你说是他传染的，他说是你传染的。争吵一番后，继续钻一个被窝，抱团取暖，相濡以沫。

刘伯伯还讲过，他们经常夜间行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后面的战友用拳头朝前面的背上"咚"的一拳，悄声喊到：快走！然后继续行军，三天两头得不到休息，那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正准备开饭，而且吃的是难得的面条。突然传来枪声，有人喊：鬼子来了，准备战斗！手快的战士赶忙用勺子舀了一碗边跑边吃，手慢的就只好饿肚子了。

遇到大的战役，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往前冲锋，身边"轰"一声巨响，有的战友被炸的无影无踪……我们那时候还小，听着这些故事，一边毛骨悚然，一边肃然起敬。难怪我父亲不给我们讲这些，现在想来，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

有时候我们斗胆把这些故事说给父亲，他便会随口说一句："再别听他们讲打仗的故事，我打的仗比他们多得多！"于是我们再也不敢吭声。

我长大后，经常看一些抗战电影和电视剧，其中的好多故事，无论是小的战斗还是大场面的冲锋，经常看到八路军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场面，我想，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一定都经历过。因为他经常自豪的告诉别人，说他是贺龙120师特务团的兵。"特务团"的人肯定都很了不起，"特务团"的仗一定打的又多又精彩！

父亲还有一位老战友是黄土镇下无鲁村人，叫余青山（隰县中医院于芳珍的父亲）。经常去我家做客，他们常常谈笑风生，谈到在部队上死里逃生的事，说的很轻松的样子，充满了革命的 乐观主义精神。有时候我好奇的问我父亲："余伯伯讲话为什么老是撇着嘴？好像很威严的样子。"父亲会笑着告诉我："余伯伯是八路军的机枪手，打敌人的时候，需要咬着牙，撇着嘴，才会多打敌人，所以他养成了习惯，老撇嘴，改不了了。"于是两人哈哈大笑。

暗正村的柒国梁，总是拄着双拐。父亲告诉我说，他是战场上挂的彩，日本鬼子的子弹打伤的。

父亲的腿也被日本鬼子的炮弹打伤过。在任排长期间（45年底）有几次在战斗中跑的吐血，无法正常工作，被安排在绥远省右玉和平医院修养了三个月。

唉！我亲爱的父亲，生在那个年代，为了国家和民族，沐浴着血雨，饱经了腥风。

内容有点长，请待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