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春来江水

大姐

春来江水

编辑于14:43

大姐本姓赖，叫赖芳霞，到我们家后，母亲给她取了个新名字叫程长新，是按我们的字辈来取的，那也是几十年前还没解放的事。

那时侯父亲在川南大山里的古蔺县当旧社会国民党的邮政局长。父亲原本是国民党xx兵站的站长，参加武汉保卫战部队打散后父亲沿长江从长阳，宜昌，奉节跑到重庆，报考了带有军事性质的邮政培训班，分到了古蔺县。虽说是个局长，全局的人只有三个 ：一个邮差，一个柜台，一个局长。

我上面有个姐姐，或许是战乱母亲受了惊吓，姐生下来身体就有缺陷，母亲心痛自已的女儿同时母亲还要帮着邮局做事，就这样，大姐来到我们家照顾我姐。

记得我到过大姐在农村的家，在一座很大的山的泥土坡上，屋是用苞谷杆搭成的棚，棚里的两根长櫈上有一块竹凉板，旁边的地上有几个碗，好象就再没看到其他的东西了。

不知大姐的年龄，自然就不知道她比我大多少岁。记忆中大姐很喜欢我，我也很听大姐的话。那时我大约只有两岁多，整天跟在大姐身后转，“二毛，来！帮我把绳子拉到。”“二毛帮我把盆子端好！”大姐的招呼我总跑得飞快，没多久，父亲调到重庆，大姐也跟着到了重庆，我们到重庆时重庆已解放了。

我们家在石桥铺，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101钢铁厂的，那年轻人还买了好多东西来。大姐把我叫到一边：“二毛，你听不听大姐的话？“听！”我大声回答。“你看见屋里说话的那人没有？”“看见了。”“那人以后再来你就叫他走。”没多久那人果真又来了，在屋里和母亲说着话，大姐把我叫住：“二毛，快去，我是怎么教你的？”于是，我便跑到门外对着他们扯起声音大吼起来：“你是哪个哟！我认不到你，你各人走，我们大姐不得嫁给你。”

什么是嫁，什么是不嫁，我一个小小的娃怎会明白，那人后来成了我姐夫，他叫李华清。

大姐出嫁了，嫁到了101钢铁厂，就是以后的重庆钢铁公司。大姐也进厂当了工人，大姐走后没多久，父亲犯了事，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肩上。母亲没有工作，我们家穷得有上顿没下顿，三年灾荒更是如此 ，要把本已少得可怜的粮票卖了才有买米钱。大姐回来看到家里这情景就叫我到她那里去。大姐开行车吊钢水有点营养餐，当班那天能多吃些饭，她将米饭从伙食团打回来然后大锅熬成很清的粥，在大姐那里，我才有机会吃得饱一点。

正当我风华茂盛时却成了一名知青必须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虽然在城里落了户却没有工作，二十出头的我整天无所事是到处闲逛，心中异常苦闷。大姐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说钢铁厂要招工，只招户口在重钢的，于是她急急的跑来给母亲和我讲，我二话不说就去下户口，民警隔着有铁条的窗看着我：“你要想清楚，市中区的户口下出去就回不来了哟！你那边能不能上得起户自己要有把握不要把自己搞成没户口的黑人哈！“民警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跳，大姐也没了把握，于是拉着我赶紧往重钢跑，驻段的民警用眼斜斜地瞟着大姐：“他是你那个？”“是我兄弟！”“只有子女投靠父母的，那有兄弟来投靠姐姐的。”大姐讨好地对着民警笑了笑：“听说重钢要招工，我兄弟还没工作，想到这来找工作。”大姐很老实，直直的把话说出来了，民警一听哈哈大笑起来：“你想得真天真，重钢恁多人都进不了厂，他来了就能进？”民警这一说把大姐镇住了，她心中原本有着的美好愿想一下破灭，脸色也苍白起来半天回不过神，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正在办户口的人。我是第一次看到大姐这样落魂，这样魂不守舍，我安慰起大姐来：“大姐，不要紧，市中区还好找工作些。"

后来我到了一个合作性质的小厂作临时工，地段上有个姓郝的女青年对我有好感，我就带她到大姐那里去了几次，大姐对她可好了，常当着我的面对她说：“我这兄弟呀能干得很，脾气又好，谁找到他这辈子准会享福！”大姐这样夸我弄得我怪不好意思，大姐还常问郝：“你喜欢吃啥，我们弄起来吃。”可没过多久，我察觉郝对我虚情假意并冷淡我，原来她重新找了个男朋友，是国营单位的。原本我就有自知之明，也就不把这事放心上，大姐却为此伤感了很久。

大姐回来的次数少了，她把搞好自己的工作看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母亲病重，她匆匆的赶回来，母亲脸色腊黄躺在病床上，她二话不说放下了包袱：“长阳，去给我打盆热水来！”不知什么时候，大姐不再叫我二毛了，我急急的打来一盆热水，大姐挽起袖子就给母亲洗脸搽身体还问我：“妈妈最近用过别人的东西没有，特别是那些已经过世的人的东西？”我姐马上接嘴：“有，妈妈把四老子生前的一件旧衣服改来穿了。”大姐一听急了：“长阳，赶快去把那衣服甩了。甩得越远越好！”

天还没亮，路灯还亮着，我夹着那件大半新的衣服挤上公交车到医院去，车上的人很多很挤。多好的衣服啊！我真有点舍不得扔。在人墙中我用力将手臂抬起感觉衣服从腋下坠落离开了身体后便往车下挤。大姐没啥文化，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她相信菩萨，相信天主，看着母亲的病这么重，我心里想相信大姐的话吧！说也奇怪，没两天母亲的病竟慢慢地好了起来。

大姐和李三哥（就是我姐夫李华清）成婚后脸上时常扬溢着温暖的笑意，他们养育了五个孩子，每次回来都要给妈妈带些吃食， “到大姐那里去！”是我们兄弟姐妹最喜欢的事。

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听说大姐要入党了，我很高兴，可我一点没察觉出大姐有什么兴奋，她依旧还是原来那样，大大列列的笑着和别人打招呼，开会时找个不显眼的地方闷声的坐着，也不知道她在想些啥。是大姐的儿子李在兴告诉我他是在抽屜里看到了他妈妈填写的入党申请书的。车间和厂的领导知道大姐的身事，他们一至认为大姐根正苗红，苦大仇深，是培养的好对象。可什么是阶级，阶级斗争，什么是宗旨，目标，大姐搞不懂，给她讲她好象迷迷糊糊的。李在兴这样重复着领导的话：“这样吧，你回去写个材料，谈谈你对你那养父的认识，要划清界限，表明你很有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就行。”这话是领导对大姐的入党要求。

谁知那段时日里，大姐到显得心事重重，少了言语。大姐终于没有写材料，私下里她给人说：“我总不能乱说吧！”大姐终于没有入党。后来得知，车间和厂领导认为大姐的思想变了，她不再是受苦受难的丫头，她变得和我们一样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的子女。

几年后大姐走了，她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在教育几个姪儿女时，气急头昏终没抢救过来病逝于重钢总医院。

大姐走了，在我心里很是难过，大姐永远是那么慈善，那样的关心人。她是我的好姐姐，是我至亲的人， 她是一盏灯，是我心中一块受风沙侵袭也永不会褪色的美玉。

这多年了，大姐，不知您在天堂里可还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