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暗三书

大卫

手暗三书

文/李伟义

我至今仍记得那个暑气蒸腾的午后，湿热的空气像一团黏稠的棉絮堵在胸口。十三岁的我挽着裤腿，赤脚踩过遍地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赶。大水刚退，空气中还弥漫着腥湿的泥土味，路旁的庄稼东倒西歪，叶片上挂满泥浆，像是大哭过一场。我是家里第一个回来的孩子——大人们还在山腰的赵老党家照料奶奶，母亲嘱咐我先回家看看，把能捞的东西捞出来。

推开家门那一刻，我呆住了。四间平房如同被巨人的手掌狠狠揉搓过，中间那堵隔墙已然瘫倒，砖石散落一地，原本分隔的两个家此刻赤裸相对，一览无余。墙上一米多高的水痕像一道惨烈的伤口，再往下，墙皮尽数脱落，露出犬牙交错的毛石。屋里浮着淡淡的霉味，箱子柜子翻倒泥中，锅碗瓢盆散落各處，像被谁狠狠摔过又遗弃了。我在门槛上站了一会儿，脊背绷得笔直，眼眶酸涩，却没有掉泪。那时候的孩子，不兴哭。

我把东西一件件扶起、洗净、摆到窗台上晒。阳光透过湿漉漉的窗玻璃照进来，水汽在光柱里缓慢升腾，像无数细小的魂魄。收拾完自家，我推开对面屋叶叔的门。叶叔是上海人，果树技术员，常年一个人住在这里，家当简单得可怜：一套被褥、一只皮箱、一张双屉桌、两个方凳——连桌椅都像是从公家打条子借来的。被褥湿透了，我抱出去搭在窗台上；台灯倒了，我扶起来擦干；两本俄汉字典从泥水里捞出来，一页页摊开晾着。正在这时，炕上几本书闯入我的视线。其中最上面那本《红旗》杂志干干净净，竟未沾一滴水。我拿起来随手翻开，目光落在一篇叫《雪浪花》的散文上。

那文字像一道闪电，刹那间劈开了我混沌的少年心性。我至今还能背出开头：“浪花，是海上的精灵……”那种从容温润的叙述，那种贴着生活又高出生活的诗意，对一个除了课本几乎没读过什么课外书的乡下孩子来说，无异于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心跳骤然加速，咚咚咚敲着耳膜，我抬头四顾——空荡荡的屋子只有我一个人。一个念头像野草一样猛地蹿出来，攫住了我：留下它。这个声音急促而蛮横，瞬间压过了心底那个微弱的“不行”。

暑假里，我把《雪浪花》从头到尾抄在作文本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仿佛这样就能把那些美好的句子永远锁住。那天我正趴在炕桌上抄写，杂志就摊在旁边，叶叔忽然推门进来了——是母亲请他来的。原来我家修好后，对面屋腾给了同学徐锦来一家，徐家在鸡舍的老房子被大水冲得片瓦不留。场部跟叶叔商量，他二话没说夹起行李就搬去了单身宿舍。这次回来，是找一张他父亲戴着礼帽的老照片。

母亲说没看见，又转头问我：“那天不是你第一个回来的吗？”

我的脸“腾”地烧起来。那本《红旗》就摊在炕桌上，叶叔只要低头就能看见。那一刻我恨不得钻进炕洞里，恨不得那本杂志自己长出腿来跳窗逃跑。我支支吾吾说没看见照片，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叶叔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如今回想起来，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成年人看穿一切却不忍戳破的温和。他说“算了”，转身走了。门关上的瞬间，我瘫坐在炕上，浑身像被抽去了骨头。

后来我无数次想过：为什么不当时就坦白呢？哪怕说一句“叶叔，这本杂志我很喜欢，能不能给我”？他一定会答应的。再不然，跟当党委书记的父亲要一本，又有什么难？可是我都没有那样做，我选择了沉默。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我几乎躲着叶叔走。有一次远远看见他迎面过来，我扭头就跑，一路跑到果园深处才停下来，扶着树干大口喘气，脸烫得像发了高烧。

这件事像一根细刺，扎在心底最软的地方，一动就疼。多年后我才知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红旗》确实发过少量文艺作品，《雪浪花》就是其中之一。可这并不能减轻我的愧疚——那本杂志本不属于我，我用沉默“占有”了它，也从此背负了一个少年不该背负的秘密。

第二桩事发生在第二年，我考上了锦州六中，成了班级图书管理员。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抱着一摞图书走进教室的情景。那些书高高摞起，我用双手从下面托着，下巴从上面抵着，身子微微后仰，像捧着一座摇摇欲坠的宝塔。用脚拨开教室门的时候，全班同学的目光“唰”地聚过来，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浑身发光。每周有一节自习课专门用来借阅，我按照大家夹在借书证里的小纸条，在一排排书架间穿梭、挑选、抽出来、登记、分发。那些木制书桌很特别，桌面是斜坡的，前端有一条浅沟放笔，一个小圆坑放墨水瓶，上面有合页可以掀开。我把书摞在桌上，一手扶着防止倾倒，一手把书递出去。同学们总是先翻别人的书，最后才看自己的，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

那间图书室在我眼里简直就是一座神殿——一排排书架延伸到屋顶，书脊整齐排列如士兵列队，每本书里都藏着一个世界。我幻想过成为这里的主人，甚至幻想过有一天我写的书也摆上这些架子。

可就是在这座“神殿”里，我干了一件至今想起来都脸上发烧的事。

我发现了一本江峻凤的《小武工队员》，爱不释手。那时我正疯狂迷恋儿童文学，这本书在新华书店跑了两趟都没买到。每次去，柜台后的阿姨都摇头说“进不到货”。我盯着借书证上那行小字——“损坏、丢失图书要赔偿”——一个念头像水泡一样冒出来，咕嘟咕嘟往上翻。我攥着五角六分钱——刚好是书的定价——找到管理图书的李国璋老师，说我借的书丢了，拿钱赔偿。李老师推了推眼镜，看看钱，又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就开了收据。

我把那本“丢失”的书带回家，塞进枕头底下，晚上睡觉时把头埋进去，闻着新纸油墨的味道，心里又甜又苦。甜的是终于得到了它，苦的是我知道自己骗了人。当时竟还有几分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聪明”——现在想来，那点小聪明多么廉价，多么可耻。李老师未必看不出破绽，一个穷学生哪来的五角六分钱？他不过是选择给我留了面子罢了。这份善意我直到很多年后才真正读懂，越读懂就越羞愧。

第三桩事发生在1967年夏天，我十七岁。“文革”武斗正酣，学校早停了课，我整天拿着镰刀割兔子草，漫山遍野地晃荡。

那天下午，我和邻居丁平割完草回来，路过父亲单位的小白楼。那是一栋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楼顶有座方方正正的城堡式天文台。以前我无数次从下面仰望过它，想像那台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着星空的样子，就像《十万个为什么》里的插图——筒状的镜身，可以旋转，对着满天星斗。听说这个城堡顶层，借给了一高中学生董大为做天文观测用。董大为在我们小伙伴口中简直是传奇：聪明绝顶，航模在全国运动会上破过纪录。每次听到他的故事，我都羡慕得不行，幻想自己也能有一天趴在望远镜前看土星的光环。

丁平凑过来压低声音：“天文台被砸了。”

我俩对视一眼，心领神会地猫腰钻进小白楼。门厅里一片狼藉，楼梯上散落着碎玻璃和纸片。原来几天前的一个夜晚，附近一个高中的造反派，开着大卡车突袭了这里——小白楼是“对立派”的据点，高音喇叭和电子管扩大机全被拆走，剩下的砸了个稀巴烂。我们踩着满地的碎屑上到二楼，又爬上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梯，从一块一米见方的翻板木门钻出去。想象中的天文台像被洗劫过的仓库：桌子歪着，凳子缺腿，满地书籍纸张，那个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外筒倒在地上，“梗着脖子”歪向一边，镜片早不知去向。

我踢了一脚空筒子，弯腰捡起一本《天文学》杂志。封底用红蓝铅笔写着“于文”——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叫于文贵的老师，收发室师傅图省事写的简称。我对天文学本来没兴趣，但鬼使神差地，还是把两本杂志揣进了怀里。下楼梯时，丁平把他捡的《十万个为什么》递给我，说他家里有；我把手里的《天文学》塞给他。整个过程没有说话，只有翻书页的沙沙声和彼此粗重的呼吸。说趁火打劫太重了，但“顺手牵羊”是跑不掉的。虽然那时社会动荡，打砸抢成风，大人都乱了方寸，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心里该有的那根弦不该松。

我把《十万个为什么》带回家，塞进书箱最底层，再没翻过。那本书后来在几次搬家中不知所踪，可每次想起它，我都能闻到小白楼里那股灰土混合着旧纸的气味，听到木楼梯在脚下吱呀作响，看到那架倒地的望远镜梗着脖子像在质问我什么。后来我在散文集《阳光走在风雨后》里写过这件事，文字白纸黑字印在那里，算是一种交代，也算是一种赎罪。

三件事，三本书，横跨四年。一个少年在成长路上磕磕绊绊，跌进泥坑又爬出来，裤腿上沾着洗不掉的印子。如今我已年过古稀，白发爬上两鬓，可每次走进书店闻到油墨香，或是看见孩子抱着书爱不释手的样子，那三本书就会从记忆深处浮起来——我家炕桌上摊开的《红旗》，图书室办公桌后李老师欲言又止的眼神，小白楼满地狼藉中那两本《天文学》。它们像三面镜子，照见了一个少年在匮乏年代里对文字的饥渴，也照见了他面对诱惑时的软弱和贪婪。

我常想，如果当年我光明正大地找叶叔要那本《红旗》，如果我把《小武工队员》还给图书室而自己攒钱买一本，如果那天在小白楼我放下那两本《天文学》转身走掉——今天的我会不会轻松一些？可人生没有如果，做过的就是做过了。那些书早已不知流落何方，叶叔回了上海再未谋面，李老师怕也已作古。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段往事写下来，不美化，不辩解，让那些年的羞愧在阳光下晾一晾，像当年我晾晒叶叔湿透的被褥一样。

这份反思来得太迟，好在终究来了。

书是暗的，手是暗的，心却不该永远暗下去。我用这一生的惭愧为当年的三本书付了代价，如今写下来，算是付清了最后一笔利息。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稿纸上，暖融融的。我把笔放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像卸下了背了五十多年的三块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