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八十年代涨价潮

安平

（2026年7月10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市场商品供不应求，物价不断上涨（下图，源自网络）。我作为亲历者，印象很深。 原先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价格严重扭曲，不能反映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受到很大制约。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逐步改革，有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带来市场物价上涨过快的问题。
　　副食品价格是最先放开的。原来生猪实行派购，对城镇居民实行平价凭票供应。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向农民派购困难，商业经营亏损，只好放开。福建于1984年7月、1985年5月先后放开了水产品和猪禽蛋市场价格，相应给职工增加了地方补贴。记得我原来每月工资55.5元，这两次地方补贴增加了9.5元，在当时算不少了。下图是1985年5月放开后剩下作废的福州市肉食品票（源自网络）。 副食品价格放开，促进了生产，头两年市场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到了1987年夏天，全国出现猪肉市场紧张局面，物价指数上涨超过10%。8月中旬国家商业部决定，猪肉调出地区（如四川）只能调给京津沪三大市，对其他省停止调运。福建猪肉市场原来不能自给，要靠省外调入一部分补充，这时就出现猪肉上市大幅度减少，副食品价格上涨的状况。当年头八个月，福建零售市场肉禽蛋价格上涨16.7%，水产品价格上涨21.7%，蔬菜价格上涨29.3%，居民反映很大。
　　“菜篮子”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重点。8月下旬福建省政府游德馨副省长专门听取了商业厅汇报，研究当前生猪市场紧缺问题，决定要在南平召开全省城市肉食品工作会议，加快发展省内基地生产，改善供应。不久省委也通知要专门听商业厅汇报，研究城市肉食品基地生产供应政策。当时我在省商业厅任办公室副主任，会前加班起草了商业厅向省委的副食品工作汇报材料和猪、禽、蛋、菜、工业品市场情况五个附件。
　　1987年9月25日至26日，陈光毅书记主持了两个半天的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副食品市场问题，我随商业厅领导列席。省委常委会听取了省政府、省商业厅、福州市政府、省物委的汇报，讨论了对策措施。最后决定以“立足自己，争取外援，发展生产，受益群众”为指导思想，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我省城市肉食品基地建设，增加市场供应。其中包括增加省财政拨款和饲料粮，建立省级副食品基金，扶持城市基地生产，拿出一批福日牌彩电和进口食糖到省外协作换猪肉。
　　下图是1986年10月陈光毅书记陪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乔石委员长视察福州农贸市场的情景（源自《福建菜篮子工程》）。 此后，游德馨副省长又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省政府关于城市肉食品产销政策文件稿，我作为文件起草者列席。10月中旬，省政府在南平召开城市肉食品生产基地工作会议（商业厅同时在南平穿插召开地市商业局长会议），并在11月中旬出台了《关于发展城市肉食品生产基地的若干意见》（下图，2002年废止），部署在全省10个城市和两个地区所在地的县大力发展肉食品生产基地，要求到1990年实现城市基地年提供猪65万头、蛋35万担、禽100万只的目标；并提出了扶持肉食品生产、收购、税收、价格、供应、基金、饲料、畜牧兽医、流通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基地建设以发展专业场（户）和联合体为主，依靠群众集资，国家适当扶持；省每年拨出2亿斤原粮，实行国营商业合同定购，料肉挂钩，按照斤猪斤粮换购100万头生猪（其中在十二市县基地换购65万头）；对基地公母猪每头每年按合同订购价供应原粮300公斤或相应配合饲料；对猪苗实行保护价，按略低于斤猪斤肉肉价格掌握；在省和12市县建立副食品生产基金以扶持基地生产，省级副食品基金在三年内筹集5000万元。 我省商业部门立即采取灵活办法，大力争取省外猪源，补充省内市场供应，当年9至12月调进20万头，比上年同期增加三成；国有商业猪、蛋、菜销售量增长，在主要城市工矿区保持了40%至60%的市场占有率，促进本省市场稳定。同时大力发展城市肉食品生产基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88年底，12个市县生猪基地场已发展到347个，其生猪存栏增长60%，全年销售商品猪比上年增长52%，城市生猪自给率由1985年37.5%上升到60.9%。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后来又经过十年的努力，才实现了我省城市副食品产销总量自给有余。
　　下图是当年王兆国省长到三明市食品公司生猪基地场新猪栏工地视察的情景（源自《福建省商业志》）。 但是，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实行价格双轨制，问题较多。一是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价格补贴，二是工资过低，购买力不强，企业生产没有积极性，三是一部分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官倒”投机。因此国家、企业和人民三方面都不满意。
　　1988年春，为了理顺价格体制，中央政府提出进行价格闯关，准备以物价上涨一定水平为代价，有计划地全面调整价格。我省按照国务院部署，4月间放开彩电和名优烟酒价格，5月间调高食糖价格，6月间提高定量粮油和食盐价格，改暗补为明补，7月间针棉织品浮动价扩大20%至40%。当年省管的日用工业品价格大部分提高，洗衣皂提高52%，机制纸提高20%至40%，奶粉提高30%，元钉铁丝提高20%，普通灯泡提高26%，搪瓷面盆口杯提高一倍，铝锅和进口彩电上浮20%，摩托车上浮15%，原先价格已放开的商品也自发大幅度涨价。
　　在这些价格出台前后，省里已预先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对策。例如1988年第一季度，我参加的王兆国省长办公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专题会议、省副食品价格改革小组会议、全省地市商业局长会议以及省经委、省经济研究中心、商业厅的专题会议等，议题都是我省价格改革对策措施。4月中旬，省委陈光毅书记也亲自到福州调研，在东街口百货大楼召开市场物价座谈会。
　　但是随着价格改革密集出台，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国家最初没有出台储蓄保值措施，群众购物保值心理强烈，出现银行挤兑和市场抢购风潮。我省先后发生了三次较大的市场抢购风潮，波及面较广，抢购期间零售商店销售额普遍比平时增加一两倍，有些商品出现脱销，市场波动很大。
　　第一次抢购风潮是在1988年3月中下旬，消费者抢购肥皂、针棉织品、搪铝制品等，主要因上海等产地提价连锁反应引起。我连续几天搜集各地市场抢购情况，编写了26期简报，报送省委省政府决策参考。下图是我1988年3月21日起草的《近期市场情况与对策》部分底稿，从中可以看到当时抢购的一些动态。例如省内各个城市集中抢购肥皂、洗衣粉、火柴、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棉毛衫裤、床单、毛线、毛毯等价值不算太大、容易储藏的商品，有的地方还抢购白布、衬衣、大号电池。

　　第二次抢购风潮，是在4月中下旬抢购粮油，主要因传说粮油要提价而引起。

第三次抢购风潮规模最大，是在8月中下旬发生，主要因保值心理引起。群众挤兑银行存款，抢购洗衣机、冰箱、彩电等高值耐用消费品和针织商品、日用百货、文化商品等敏感日用工业品，许多商品被抢购一空。东街口百货大楼剩下一台断了一只脚的洗衣机，也被人买走了。彩电非常紧俏，20吋彩电零售价格从1850元上涨到2800元，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三年的工资，还要凭票购买。当时我正在为孩子下个月上小学奔波，想进一所较好的学校，有位老师答应把她的名额给我，但希望我帮她搞一张20吋彩电票，我好不容易才要到一张给她。

为了平息抢购挤兑，王兆国省长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各地和省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各地商业部门积极组织抢运货源，清理库存家底，扩大市场投放，并举办了大规模的降价销售活动，加大物价检查力度，努力稳定市场。例如福州市商业部门在8月份抢购风潮中组织了9000万元的商品投放市场，每天组织260多人下店检查物价。省商业厅直属公司也组织500万元紧俏商品入市。

当时这种抢购是全国性的，各个城市都发生了。上两图就是1988年9月10日大批顾客在武汉青山友谊商店隔着铁栅栏抢购黄金首饰的情景。
　　为了解决物价上涨过大和通货膨胀的问题，9月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银行从1988年9月10日开始，对城乡居民个人3年以上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缓解居民的挤兑心理。我所在的福建省商业厅也组织开展商业系统财务、物价、税收、在建项目、整顿公司等五大检查，到各地市检查市场情况。下图是1988年10月11日我（右一）随王渠厅长（中）到漳州商业部门调研检查时的合影。 实施治理整顿，采用行政手段控制价格和基本建设，使通货膨胀受到了遏制，但也有副作用，经济增长一度趋缓疲软。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我国又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那是后话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我国市场商品丰富，物价稳定，十分繁荣。与四十年前比较，平均工资提高了几十倍，许多日用工业品价格反而下降了，75吋彩电价格最低只要一千多元。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深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