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扫街人

棉花花花骨朵

我们村的地主，跟书本上的刘文彩以及电影里的周扒皮不一样。

他个子不高，五十多岁，谢顶，背已经明显驼了，走路的时候总喜欢靠着墙边走。看人的时候头微微低着，眼皮抬得很慢，抬到一半又落下去，尽量减少和别人目光接触的时间。他不怎么说话，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除了开批斗大会必须让他出来，以及出工干农活，你几乎感觉不到村里有这么一户人家。他老实到了极致，不跟人拌嘴，不争长短，遇事就退。

邻居老太太跟我说过，别学那些人去批斗他们家，闹得最凶的，全是村里的二流子、懒汉，自己懒，富不起来，就拿别人出气。

我小时候算调皮的，别的孩子往地主家门口扔砖头瓦块起哄，我站在原地看着，半步没动过。

我们上小学最初的学校，就是地主家的院子。

青灰色的砖瓦房，不知道哪个朝代建的，看着很古朴，房角飞翘起来。院子不小，东西各有偏房，坐北朝南一个正房，每座房子做一个教室，三个年级的学生在那儿上课。我老想，这家以前得多有钱啊。

他家有两个孩子。男孩比我大两岁，不跟我们一起玩。女孩比我小一岁，低一年级，也不合群。下课了，别的女生跳皮筋、扔沙包，她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偶尔人不够被叫去凑数，她也参与，但没表情，不笑不闹，生怕玩不好挨骂，所以就撑着皮筋让别人跳。她长得很白，文文静静的，走路从来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不跟谁打招呼。

我听大人们说，地主家原本还有两个孩子，养不活，送人了，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有人说是怕孩子将来懂事了，因为是地主身份抬不起头，送给了远房亲戚。

我想象不出来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家任何一个人笑，从来没有。也没有见过他们家任何两个人之间说话，哪怕是一句，哪怕是在自家门口。他们家好像没有声音，好像每个人都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门关着，窗户也关着。

听说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老得不能出门了。我从没见过她，也没进过他们家院子。

冬天，每天晚上，地主一家都会出来扫大街。他们家没有声音，但冬天的晚上，他们会从那个没有声音的院子里走出来，站在月光底下扫街。

一里多地的大街，从村这头到村那头。那时候没有空气污染，月亮亮得能照见清晰的人影；没有月亮的时候，地上也能看到星星微弱的光。我们一帮野孩子在月光底下疯跑，远远地看着他们一家人，两个大人，两个孩子，握着扫帚，一声不吭地扫。是先泼水再扫，还是扫完了再泼水防尘？这么多年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们把一瓢瓢水洒向空中，闪着月光的水花落到地上，归于沉寂；记得他们把垃圾聚拢，拿簸箕收了，从头到尾没有人说一句话。

有时候他们扫完东头再回头扫西头，有时候从他家门口分开，两个人向东两个人向西，同时往两边扫。扫累了，就把扫帚横放在地上，坐在扫帚把上歇一歇。夜深了，人静了，连狗都睡了，我们都回家了，他们还一家人在月光下扫街。那条街他们扫了一整个冬天，又扫了一整个冬天。

没有月亮的晚上，路灯亮着。那些路灯的灯泡多数被我们当靶子扔瓦片打碎了，剩几盏亮着的，灯光昏暗。他们一家人的影子拖在地上，在灯光加星光底下，更显得孤冷。四把扫帚在地上划出细细的弧线，像在微弱的光线底下一遍一遍地写着什么，写完了又被风刮走。

几十年后我自己扫院子，扫了不到十分钟腰就酸了，让我想起他们一家人，弯着腰，一弯就是一整条街，一晚又一晚，一年又一年。

那时候村里经常开大会。忆苦思甜，批斗，庆祝，不管什么会，地主家的人都要出来，戴着纸糊的高帽站台上，面向村民示众，或者九十度弯腰撅着屁股向人民谢罪。一站就是整个上午或整个下午，姿势不能变。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一个地方，不转动眼珠。旁边有时有富农陪着站，但对富农没那么严格，直立着或者稍微弯腰就够了。地主不行，尤其是忆苦思甜大会，必须九十度，有时候超过九十度，一个上午不许动。

扫街的时候腰是弯着的，干农活的时候腰是弯着的，开会的时候腰也是弯着的，好像他们家的腰，就没有直起来过。

我不知道地主是怎么撑下来的。我自己弯九十度，站不了几分钟。

有一次忆苦思甜大会，学校请来了地主家以前的丫鬟，让她讲旧社会受的苦。那丫鬟也已经是老太太了。她讲家里穷，吃不饱，常挨打，为一点小事，甚至没原因就挨打。后来父亲和哥哥把她卖了，六七岁到了地主家。

到了地主家，终于能吃饱了。她说，东家开始不让她干活，先让人带着学，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她特别感谢地主家对她的恩惠。

会开着开着就开不下去了。本来要她说地主有多坏，结果她说的全是好话。台下安安静静，有人低下头，有人转开脸。台上地主还弯着腰，弯了快一下午了。他盯着地面的那双眼睛，始终没有动过。主持大会的人站在旁边，干咳了两声，不知道该接什么话。老太太说完就自己走下台了，走到地主身边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又继续走了。

那天散会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从他身边跑过去，没敢看他。

听老人们讲，收获季节，地主家会全家出动，在地里拾麦穗，一粒粮食都不糟蹋。平时也过得紧，吃红薯面、玉米面、高粱面，偶尔掺点白面改善口感，哪舍得全吃白面，更别说杀鸡杀猪了。有时听老人们也讲，这家地主心善，逢年过节，谁家过不去了，他会悄悄送些米面过去。当然，村里人也说，他家有几亩好地，也雇过长工，更雇过很多短工，当年划成分的时候，这些账一笔一笔都算在里头了。

一次晚上，地主家的儿子跟同学打架。地主知道了，当众打自己儿子，下手特别狠，根本不问为什么打架。儿子想解释，没说出两句，挨打更重了。他爸不想听，一下接一下，像是要把他当众打死。

那天我在旁边看着。他打的是他儿子，但我总觉得他打的也是他自己。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骂声，只有落在身上的拳打脚踢声响。月光底下，他抡起拳头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次次落下去，又举起来。

后来不怎么开批斗会了。村里书记到街头闲聊的人群中问，给地主摘帽行不行。闲聊的人说，不懂政策，只要不再折腾他们家里人就行。

再后来我离开村子去住校读高中，把他们家的事慢慢搁下了。但有一件事我一直记着。

1979年，那年他家刚摘掉地主帽子，地主的儿子才被允许参加高考。我和他一起去体检报志愿时，他说他一定要离开这个村子，报什么学校都行，只要能走，去一个没有人知道他是地主家人的地方。

后来他被师范录取了，说好来信，再没音讯。我理解他。

我不知道那个低头走路的女孩，后来去了哪里，有没有抬起头来。

那家人弯了一辈子的腰，不知道后来直起来了没有。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么亮的月光。再也没有见过月光下那弯腰扫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