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三记》第一百二十六回 ‍董公先破两分界 陈老长明一盏灯

风雅一笑

        在那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讨班”上，诸位名家轮番登场，各有胜场；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董辅礽、陈岱孙两位先生。一个锋芒在前，谈改革运行机制，言之有物，且不乏石破天惊之论；一个年高德劭，讲中西经济思想的取舍与分寸，不疾不徐，却字字有千斤分量。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董辅礽，主讲“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机制问题”。董先生早在1978年7月，就率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并且是提出“政企分开”“政社分开”观点的第一人。要知道，那一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这“两个分开”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
  听董辅礽、陈岱孙报告的笔记         董辅礽讲课时，并非一味发议论，而是层层推进：改革首先要知道改什么，主要改什么；如何使市场机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改革与所有制改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还透露，6月份北戴河开会讨论的主要是价格、税收、财政联动改革的问题，以及中央确定为1987年改革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内容，对基层听众来说，无异于把正在酝酿的风向，提前吹到耳边。我们平日在县里学习文件，多半是“成文之后再领会”；到这里，却能听见理论与政策尚在形成中的脉动，那感觉大不相同。

     至于陈岱孙先生，我在南师读书时，早就听老师讲过“清华三孙”——陈岱孙、叶企孙、金岳霖（字龙荪）——终身未娶的故事。传说金岳霖默默守候林徽因一辈子；又说陈岱孙与周培源同时爱上一位王女士，二人盟约谁先得博士谁娶她为妻。陈岱孙1926年在哈佛苦读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去欧洲考察；周培源192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与王女士成婚，于是陈岱孙终身未婚。这些当然未必都可当史实看，但民间之所以乐于传说这些，并不全是猎奇，更多是世人以浪漫想象，致敬一代学人纯粹的风骨与品格。 左起：陈岱孙、周培源

        那一天，八十六岁高龄的陈岱孙先生精神矍铄、气宇轩昂地走上讲台，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人年过八旬，还能那样从容、挺拔、清明，已经是一种无声的说服力。他讲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他特别强调，不能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途径，不能成为我国发展的模式；西方经济思想作为一个体系，也不能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

        可是，他又并不因此拒斥西方经济学，而是明确指出：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借鉴的原则是“有所取舍，以我为主”。这八个字，如今看似平常，实则极难做到。许多人一谈“开放”，便容易失去主心骨；一谈“坚持”，又容易回到关门自守。陈先生的高明，正是在这两端之间，给出了一种既清醒又不僵硬的立场。

陈岱孙先生

报告最后，他从理论、历史、现状三大方面，提出了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使我受启发的一句，是他谈到“如何广泛利用数学方法，从定性分析发展为定量分析”。

这话在当时听来，仿佛只是方法论上的提醒；后来我在工作中却越来越体会到其中的分量。过去做调查，常靠经验判断，靠印象归纳，靠几句典型材料来“说明问题”。这样并非完全不对，但容易受情绪、样本和先入之见影响。若能在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再去做定性判断，便更能揭示事物的普遍趋势、关联关系与统计规律，也更能深入解释这些趋势背后的原因、意义及社会背景。于是，“在定量的基础上定性”，慢慢成为我后来工作实践中的一种重要方法。

回望这场跨越四十载的研讨班，更觉其可贵。十余天的课程紧凑务实，无冗长致辞、无虚浮客套、无形式主义铺垫，全程聚焦学术、扎根问题、服务基层，干货满满、诚意十足。一众经济学泰斗俯身授课，倾囊相授前沿认知与实践经验，开阔通透、直击要害，让人醍醐灌顶。

反观当下诸多学术会议，多是场面热闹、内容空洞，大咖沦为站台嘉宾，讲座流于浮光掠影、老调重弹，甚至有人一套课件走遍各类会场，重复敷衍、毫无新意。世间诸事，最忌徒有其表、虚有其名。当年前辈们肯讲真问题、肯传真学识、肯待基层听众以真诚的务实学风，如今愈发稀缺。那场旧研讨班的风骨与温度，至今想来，仍值得当下学界深思与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