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上篇写了河工上吃的事体，感觉胖叔很能吃苦，其实我干起活来也非常有劲。在农村长期劳作的社员，体重普遍偏轻，大多只有一百零几斤、一百十几斤，而我却有一百二十多斤。我想这和父母亲对我照顾得好息息相关。我在家只管吃现成饭，每顿荤素搭配，父母从不让我做一点家务，一只碗、一件衣服都没洗过，因此我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在我的发育期，母亲常用红枣、猪油、白糖上锅蒸熟，我每天早饭前吃一小碗。这是普通社员无法比拟的，因此我长得身强体壮、浑身有劲。</p><p class="ql-block"> 在工地上，带队干部总把我和几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我们志趣相投、有共同语言，干活时有说有笑，偶尔还会相互较劲。我记得总是挑担的与挖锹的较劲，嫌挖锹的慢，挖的泥块小，那挖锹的拼命挖，挑担的拼命跑，一有空担，挖锹的斥责挑担人慢，反过来一有积担，挑担人斥责挖锹人慢，这是经常的。但是总归挖锹人先败下阵来，因为挑担人有办法的（只有我），挑担人只要离开河床，离开挖锹人视线，就近一倒，再脚步加快，挖锹人总是来不及的。这种竞争气氛也会感染其他人，其他人也不敢偷懒，不然那些年长的一些的烟民，时不时停下来磕磕烟袋子。</p><p class="ql-block"> 以前我们队里河工总是落后的，自从我们加入后，面貌改观，反而年年先进，当年就夺得全大队先进的流动红旗，上上下下都光彩，特别是带队副队长，扬眉吐气，确实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所以在一九七四年年底我被他提名为“五好社员”。</p> <p class="ql-block"> 工地上也有温馨的时光，那就是吃了晚饭钻在被窝的时候。此时只有两个活动，一是打牌，二是听故事，这两件事我都有份。年轻人都喜欢打牌的，只要凑够四个人就成局。那时流行牌种叫扛红旗，打法和现在的八十分差不多，也抢分升级，但只用一副牌。四十分为界，超四十分上台，超不过人家升级，和普通牌类不同，这套玩法多了三张特殊牌，方块A，叫红旗最大，王5（叫中心5）次大，红心A叫参谋长第三，再下来轮大小王。打牌是有饺头的，二斤肉钱，大概也就一元五角（二个人），牌开始打了，做饭人负责做夜宵。夜宵是肉菜饭。把肉切成小片，肥瘦不限，放锅一炒，放米放菜放盐一起，煮熟。味道特别香，是实打实的美味。关键是找卖肉的，烧饭人要打听哪里杀猪卖肉人（村里面有的，卖肉人总是半夜杀猪），半夜去买，顺便带点菜回来（社员菜地里），或者自己有白菜也行。夜宵每人有份，吃得开开心心，嘴一抹，睡觉。输的不服，明天再来。你别小看一斤肉钱，肉痛的，常输也输不起，换人再打，再者也不天天来。打牌吃夜宵的事我最开心的，因为我晚饭没吃饱，否则要饿一夜。</p><p class="ql-block"> 除了打牌外就是听故事，我们队里河工中有个最年长的人，也只有四十多岁，原生产队会计，读过书的，听说年轻时在上海拉过黄包车，叫卢祥林，只要没有其它活动，就听他说故事。《杨家将》、《薛仁贵东征》等等，他是讲得有头有尾，高兴起来抑扬顿挫，眉飞色舞。他说故事有一套的，当你听得专心致志时，突然来个请听下回分解，你心里痒痒，他效果达到了。再要他继续，办法有的，发支香烟，说说好话，他会再绕上一小段。他是主唱，我是副唱。照理说我是没有故事的，但在西顾上高中时有个同学，是南京下放的，在西顾大队，就是高一时上课的地方，叫顾荣，是他讲给我听三个故事，他是听知青组的知青讲的，其中一个非常精彩，据说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带来内部电影，名《盗》，我也学老卢的请听下回分解，决不一次讲完。过后的河工总是老三篇，因为挑河人不是同一批人，听过的也愿意听二遍三遍。河工生活，就是这样，苦的时候苦，开心时候开心。</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是啊，一个团队，只要有年轻人加入，就会有朝气，有活力，现实生活亦是如此。</p><p class="ql-block">2017.6.15 胖叔 记于家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