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器遂公盨的价值

信天翁

西周器遂公盨的价值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上有一篇长长的铭文。该铭文镌刻在器内底部，共98字。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其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铭文识文

学术界对铭文的释读存在细微差异，但核心内容基本一致。以下为较为公认的识文：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

生我王作臣，厥沬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

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

孝友，吁明经齐，好祀无废。

心好德，婚媾亦唯协。

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

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铭文大意：铭文开篇记述了大禹受天命治理水土，他削平山岗、疏导河流，并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贡赋。洪水退去后，民众得以在平原重新定居，大禹因其功绩被民众拥戴为君王和父母。随后，铭文以大量篇幅阐述“德”的重要性，强调君主、官吏和民众都应注重德行，通过修身、孝友、敬神、和谐婚姻等行为来践行德治，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铭文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提早了六七百年，为这一古老传说提供了最早的实物佐证，表明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事迹就已广泛流传。

铭文中“德”字出现六次，系统阐述了“为政以德”的理念，比儒家思想早数百年，是研究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起源的重要资料。

作为西周时期的文献，铭文记载了大禹及其治水事绩，为探讨夏朝的存在提供了关键线索。

大禹“敷土”一词的训释

“敷土”一词出自《尚书·禹贡》及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在历代经学与训诂学中，对“敷”字的解释是理解大禹治水功绩的核心。以下是关于“敷土”一词的训诂资料梳理：

1. 传统经学注疏（《尚书·禹贡》）。

孔安国传（西汉/伪孔传）：“敷，布也。”孔传将“敷”直接解释为“分布、散布”。所谓“敷土”，即指大禹治理洪水后，将九州之土重新分布、规划，确立疆界。

孔颖达《尚书正义》（唐）：“敷训为布，是广及之义，故云‘布其土’。”孔颖达进一步阐发，认为“敷”不仅有分布之意，还有“广及”（广泛到达）的含义。大禹不仅划分了土地，还广泛地勘察和治理了各地的土地。

蔡沈《书集传》（宋）：“敷，布也。敷土者，布土以定九州也。”宋代主流经学沿袭了“布”的解释，但更强调其政治地理意义，即通过“布土”这一行为来确立九州的行政疆域。

2. 字书与词源训诂。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敷，施也。从支，尃声。”许慎从字形和字源出发，将“敷”的本义解释为“施”（施行、给予、散布）。从“支”部，暗示了这是一种人为的、带有动作性的行为。

《尔雅·释诂》：“敷，布也。”《尔雅》作为中国最早的词典，它直接将“敷”与“布”互训，奠定了后世将“敷土”理解为“布土”的基调。

《广雅·释诂》（三国魏·张揖）：“敷，布也，陈也。”

解读：增加了“陈”（陈列、铺陈）的含义，强调将土地铺展开来进行治理和规划。

3. 近现代学者的考释与争议。

随着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近现代学者对“敷土”提出了超越传统“布土”说的新见解：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的观点：他们结合历史地理学，认为“敷土”不仅是简单的“分布土地”，更包含了“划分疆界、辨别土质”的实地考察与行政规划行为。

裘锡圭等古文字学家（结合遂公盨铭文）的观点：在遂公盨出土后，学者们重新审视“敷”字。有学者认为，“敷”在金文语境中可能更接近“平治”或“填塞”之意。因为在大禹治水的语境下，“敷土”与“随山浚川”（顺着山势疏通河流）是并列的治水手段。如果“浚川”是疏通，那么“敷土”很可能是指用土填塞洪水、平治水土。

通假字说（“敷”通“傅”或“附”）：部分训诂学者提出，“敷”在古代可能与“傅”（附着）或“附”通假。“敷土”即“附土”，意为让泥土重新附着在原本被洪水冲刷殆尽的地表上，使大地恢复可耕种的状态。

总结

关于“敷土”的训诂，传统主流观点（孔传、说文）将其解释为“分布、铺陈土地”，侧重于大禹划定九州疆域的政治功绩；而结合治水背景与现代出土文献（如遂公盨）的解读，则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平治水土、填塞洪水”，侧重于大禹治理自然灾害的具体工程手段。这两种解释在学术界并行，共同丰富了我们对大禹治水传说的理解。

补充：

遂公盨的来历

遂公盨（又称“豳公盨”）的出土情况在西周青铜器中非常特殊，它并非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出土，而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流失与回归历程。具体情况如下：

1. 出土时间与地点。

遂公盨大约于2002年前后出土于中国北京地区（具体出土地点不详）。

2. 非考古发掘出土。

该器物属于盗掘出土的文物。盗墓者将其从地下盗掘出来后，遂公盨随即流入了民间文物市场，因此它缺乏正规的考古发掘记录（如明确的墓葬背景、共存器物等）。

3. 流失海外与学者发现。

流出市场后，遂公盨被文物贩子带至海外。2002年，这件青铜器出现在海外的拍卖预展或私人收藏圈中。当时，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偶然见到了这件器物的照片或实物。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李学勤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其铭文的极高价值，并初步认定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西周中期青铜器。

4. 爱国人士购回与捐赠。

在李学勤等学者的极力呼吁和鉴定下，国内一位爱国人士（企业家）得知此事后，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斥巨资将其从海外购回。随后，这位人士将遂公盨无偿捐赠给了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5. 学术与历史意义。

尽管遂公盨没有正规的考古“出身”，但其器身内铸有的98字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铭文中明确记载了“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等内容，将中国历史上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文字记载提前了约六七百年，为研究夏代历史和早期中华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证据。

目前，遂公盨作为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向公众展出，是流失文物回归祖国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