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娘们

周明乾

　　外爷家富足殷实，娶了两房外奶，大外奶生了两男四女，过世后，外爷续弦二外奶，又生了两男两女。由于血缘关系，我家与大房女儿来往多一些，她们各自的情况也了解得稍微清楚。

　　大姨娘嫁给地主家，大姨父是只读圣贤书的人，过着少爷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下不了大苦，就学了木工手艺，到处给人建房屋吃百家饭，家里的大小事务任由大姨娘安排。

大姨娘有一双裹脚不彻底而形成的不大不小的脚，裤脚口扎着小脚女人必扎的脚把带。本来女人的脚几百年来一直裹得好好的，但到了民国时期，突然提出新生活运动，倡导放脚，大姨娘可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放开了。古代女人脚比脸要紧，小脚代表了高贵，大脚显示着低贱，相亲先看脚大小。我看电视剧《红楼梦》，觉得最不真实的就是那双大脚了。小时候看到有些精于打扮风韵犹存的小脚老太太，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脑后一个圆圆的发髻，罩着丝线网子，上身穿半长的大兜襟黑色或蓝色褂子，下身穿黑色宽裤腿裤子，裤脚扎约三四公分宽的黑色丝带，下面蹬着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俨然一朵随风摇曳黑玫瑰，那气韵，那风度，尽显高贵典雅不可名状之容态。你设想一下，如果像现在灯笼裤下一双40码的大脚，那是啥样子。以后如果AI技术进步了，把《红楼梦》剧中女人的脚都做成三寸金莲，并把裤脚扎起来，那种观赏性增加十倍不止，一定会把外国人看得神魂颠倒。

大姨娘是心地宽厚，不爱计较，不说闲话，不喜操心的那种人，最适宜做少奶奶了。她不识字，也不串门，很少走亲戚，有年我家过事情，不知是谁用架子车拉来的。她搞家务之余，有时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看看人，与过路的人聊上几句。她一生没和钱打过交道，从来不去供销社，购买日用品都是大姨父的事。家里缺什么，你买来我用，不买来拉倒。

大姨娘对我很好，她家有一棵很有年代的水梨树，收获后就藏于院中的地窖里，如果是冬天，我去时准会取出几个让我吃。有次果子较大，找不到水果刀，大姨父心血来潮，随即找出5吋铁钉打一把水果刀，状如《水浒传》中赤发鬼刘唐使用的那种叫朴刀的武器，五分之二为刀柄，五分之三为刀口。 我很喜欢，用过后倒着插入粗布褂子口袋，出门时大姨娘给我拍土，不小心拍到刀尖上，手划破了。

大姨娘家的生产队人多地少， 加之经营不善，她们经常会青黄不接，夏收之前找我们借粮，母亲按需求会装三升（一升约十三斤）玉米给她们。等到玉米收获了，会准时还我们。有年听说许多人到宁夏银川背大米，父亲约了大姨父也背一趟。听了父亲叙述背米的艰辛，母亲再没让父亲去过 。我们家从前几辈开始一直有存粮。除三年困难时期受点罪外，从1963年开始又吃饱了。

　　二姨娘没见过面，据说生头胎时难产亡故了。女孩安然无恙，送给当地一对结婚多年没生育的夫妇，认为他们会当亲生骨肉一样对待。可自从女孩去后，他们接连生了几胎。依当时的条件，自己亲生的都顾不过来，咋能顾得抱养的？凄惨状况不言而喻。好不容易熬到出嫁，婆家却异常穷困。

她出嫁之前，与几个姨娘没有来往，也没人说起此事。突然有一年正月，母亲说要带我去看两姨姐，找人要了住址，提着馍馍，一路打听，来到她家。她家住在一个十家院里，是旧社会某个财主的大四合院，土改时被政府没收，然后无偿分配给那些赤贫无房的农民，一个院子住十家八家，所以称之为“十家院”。她家在上一代可能就是所谓“上无片瓦”吧。

后来读初中，有天公社通知要我们学校宣传队在某天早上七点上公社播音室现场直播。那时没有录音设备，冬天七点天还没亮，我校的队员普遍距离公社10里之外，当天早上赶不及，所以学校通知所有队员头天晚上想办法住到公社附近。我回家给母亲说了，她说就住到两姨姐家里。队里还有个同学实在没办法，央求我带上他。头天晚上，我们各自在家吃了晚饭，出发时母亲嘱咐我不要在两姨姐家吃饭。

两姨姐家住房换了位置，上回在东厢房，这回在西厢房，大炕，我们和两姨姐夫三人睡在一起。由于不熟悉，无话可说，加之姐夫说明早六点要去工地，只寒暄几句就都不吱声了，房间死寂死寂的，不一会都进入梦乡。

那时没有电，家家煤油灯。大约凌晨五点，煤油灯亮了，两姨姐开始生火做饭，火炉子就在我们睡觉的炕沿边上。我虽然闭着眼睛，但听响动，知道在做糊肚子（方言搅团）。我想一会可能喊我起床吃饭，我就以太早为由婉言谢绝。后来直到洗锅了也没有说吃饭的话，甚至连个佯意（方言假意）都没有。两姨姐灭灯出去后，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叫了伙伴，点亮煤油灯，起床洗脸。看到灯亮，两姨姐过来相送。来到公社播音室，已经有好几个人了。

广播直播就是大家围在一起大合唱。

回到家后，给母亲说了两姨姐家的见闻，沉默一会，母亲感叹道：“你两姨姐命不好，一出生就没了妈妈，送人又得不到爱护，成家了还缺吃少穿。唉，真是！”

小时候，听东滩人嘲笑条城街人：皮薄（方言小气），柜子装羊粪。后来才知道，当地古代繁荣靠水烟，种黄烟，制水烟，开铺子，全靠做生意过日子。后来水烟生意逐渐式微，人多地少的恶果就特别明显了，据说有的生产队每人才三分多水浇地，这点土地，除了种金子，种其他什么都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不是皮薄，是生活所迫。至于柜里装羊粪，是说缺少柴火，地少粮少，秸秆就少。

后来有天母亲转娘家回来，说是两姨姐家里盖了新房，娶了儿媳妇，婆媳关系水火不容，她的日子越发艰难。

再后来，四姨娘说，两姨姐去她家了，说是已经开始相信迷信了。四姨娘读书少，分不清各种教派，她把所有的宗教统统称之为“迷信”。我印象中条城街好像有基督堂，可能就信这个吧，一伙老太太整天在一起逃避家里烦心事。

再说二姨娘死后，姨父去了省城，他读过书，在某公司当了科长。我在省城读书时，拿了地址找到他家里，他很亲热，还留我吃了饭。他瘦而高，身板直直的，说话和蔼可亲，问了我许多老家亲戚的事。

　　三姨娘即我母亲，解放那年嫁到我家，政治面貌是一贯道。1964年社教运动，有天晚饭后来两个拿表格的人，问我母亲：你加入过一贯道吗？ 母亲说：是的。又问：说说当时的情况。母亲说：“记得也是个晚上，来两个人，说是要我填个什么表，那时我还小，不懂事，家里人替我签了个名字，后来听说叫一贯道。从没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按来人说的，我代替母亲在表上填了“曾参加一贯道组织，为一般道徒”几个字。后来得知，一贯道最早创立于河北省，以孔子“吾道一以贯之”说法创建的，听着高大上，说是比其他任何宗教都厉害，加入能躲避所有灾难，甚至包括地球毁灭。抗日战争期间传入甘肃武威，后来蔓延至其他地区。我外家族里有人为了升任更高坛主位置，大力推广，弄虚作假，不惜填上小孩充人数，整个庄子成了重灾区，被称作“一贯道窝”。而我们庄子五杂六姓，没有凝聚力，没有“德高望重”者号召，因而没受到波及。由于外家一贯道组织的花名册被乡政府拿到了，所以打那以后，历次运动，我都会帮母亲填写“曾参加一贯道组织，为一般道徒”几个字。

母亲有主见，非要我读书不可，小学有个阶段我厌学，她提着擀面杖撵我去学校；母亲爱干净，两次社教运动工作队队员都住我家；母亲好客，大集体时细粮少，但每逢来亲戚就做白面面条；母亲针线茶饭好，庄上联合擀长面，她都是切面的；母亲勤快，大集体时大姨娘四姨娘和我们三家联合养猪做醋，都由母亲具体操办，她们的麦麸糜糠谷糠都拿来我家，年底杀猪，我家留半扇，另半扇一分为二给她们两家。一般杀100斤左右，最多一年杀了115斤。她们吃醋到我家灌。

能则多劳，劳则多病，过度操心，慧而不寿，母亲还没有享受到儿孙的孝心，耆寿不到就早早离开了我们。

　　四姨娘解放后结婚的，赶上了好时代。她性格开朗，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识字班学了文化，水利技术员培训班学会了开抽水机， 还参与妇女工作，俨然成了新时代女性。后随姨父来到城里，在供销社门市部卖食品，那时点心都是酥皮的，篮底的碎屑她就吃了。还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周末集体舞会。

四姨父在解放运动中表现突出入了党，后安排工作到城里上班。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执着得近乎刻板，作为独子的他在父亲过世时也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家，丧事任由姨娘全权办理。出差给单位采购啃自带的干馍馍，舍不得花钱住店，到处凑合。“文革”中维护国家利益，不给做伪证得罪了人，被关了牛棚。退休后还无偿给单位种草种树。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号召家在农村的人为党和国家排忧解难，他带头响应，把全家发回农村。来得匆忙家里无房住，姨娘和孩子们住我家，一个月后搬走。

她要强，糜子拔回来一夜不睡也要完成脱粒；她爱夸耀晚辈的孝心，我儿子给她送去八宝粥，她放在显眼处逢人就说是外孙提来的，放坏了也不吃；她善于表达，讲一个钟头也不会有重话；她接受新事物快，对电视里新名词特别能活学活用；她对晚辈很有爱心，总是掏心掏肺招待你；她爱干净，家里永远一尘不染；平时不出门，但只要出门都会捯饬得一丝不苟；她办事有毅力，姨父关牛棚时她带着娃娃像秦香莲告状似的到处上访，最终平反昭雪放出来。四姨娘一生都在怀念自己曾经几年惬意的城市生活，那是她人生的幸福时刻。

　　现在，我的姨娘们姐妹四人都已作古，成了过去的故事，时常被儿女们回忆。憨厚心宽的大姨娘嫁给豪门地主，本来是要做少奶奶使丫鬟的，但由于社会变迁，自己却终其一生都在做丫鬟伺候人；二姨娘嫁给读书人本来要跟随丈夫进城做官太太的，却只活17岁就死于非命，让亲生骨肉接替自己在世间艰难度日；三姨娘我妈嫁给踏实肯干的庄稼人父亲，就是奔着过一辈子衣食无忧平淡生活去的，确实平平淡淡了其一生；性格开朗的四姨娘更适合过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命运却无情地把她抛回农村。

她们四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也深深带着时代的烙印。人是时代的产物，外爷当初嫁她们时都是踩着时代的脉搏，并根据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选择合适的家庭奔着让她们享福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