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建国初期坎坷境遇与重返史学研究记述 收集整理 ∣ 茗香斋主 七碗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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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建国初期坎坷境遇与重返史学研究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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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墀（1913—2004，西夏史、宋史泰斗）师承蒙文通、刘咸炘、徐中舒，承袭蜀地考据史学正统，治学横跨西夏学、宋史、西北民族史、巴蜀地方史四大领域，既是新中国西夏学的主要奠基人，也是宋代社会史、区域史研究的重要先驱，同时在史学理论、学术人才培养上建树颇丰。

吴天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人生低谷，完全源于解放前的旧政权从政、党派履历被划定为历史问题，失去公职、沦为管制人员，靠体力劳作度日；后依靠恩师徐中舒举荐，以非正式岗位重回川大历史系资料部门，暗中深耕学术；改革开放后彻底平反、正式恢复教职，全面回归主流史学界。

一、1945年之前：川大历史系求学全过程
　　
1.入学背景：1934年从川大附中毕业，通过严格初试+叶秉诚教授主持的复试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历史系，师承蒙文通、徐中舒、何鲁之、朱光潜等民国西南史学一流学者，系统接受考据史学、宋史、巴蜀史、边疆史训练，读书期间便深度研读宋代史料与西北民族史料，埋下日后西夏史研究伏笔。

2.毕业与初次留校：1938年6月本科毕业，凭借学业成绩优异，经朱光潜举荐，成为川大历史系建系以来第一位专任助教，留在系内协助授课、整理系里古籍史料，是川大历史系本土培养的初代青年学术骨干。

3.被迫离校流转（1939—1945年）：1939年因参与川大抵制CC系程天放出任校长的学潮，被校方解除助教职务，自此离开川大校园，辗转任职：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秘书、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芦山县县长兼县中校长。公职之余持续搜集西南地方志、宋代川陕边防档案、西夏零散出土文献与地方志记载，利用图书馆馆藏持续积累史料，全程没有中断史学积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这段政务生涯。

二、1945年之前（求学+离校政务阶段）历史学研究核心贡献

吴天墀是民国时期国内最早一批深耕宋史考据、巴蜀宋代政治史的青年学者之一，也是抗战大后方西南史学共同体重要参与者。

（一）宋史考据经典论文（奠定民国青年宋史名家地位）

1.《张詠治蜀事辑》（大学毕业前后刊发）
系统排比《宋史》、宋代奏议、四川地方志、碑刻史料，完整梳理北宋名臣张咏两度治蜀史实，纠正历代史料零散、记载矛盾问题；反驳“蜀人好乱”的刻板偏见，从宋代治理政策角度解析四川社会治乱根源，开创宋代巴蜀地方政治史精细化考据范式，是近代蜀地宋史研究早期代表作。

2.《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
从思想史维度梳理两宋士大夫人格、学术理念演变，打通宋代理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行为的关联，跳出单纯哲学史框架，以历史社会学视角解读宋代儒学，在民国宋思想史研究中视角新颖。

3.巅峰代表作《烛影斧声传疑》（1941年，《史学季刊》）
民国学界第一篇系统全面考证宋太宗赵光义“烛影斧声”继位疑案的长篇考据论文，穷尽宋代官私史料、笔记、野史、后世考据文献，逐条辨析史料真伪、动机，拆解北宋初年皇权交接谜团；一经发表引发全国史学界热议，成为该千年史学公案的标杆性研究，至今仍被宋史学界引用，确立其全国性学术声誉。

（二）搭建抗战大后方史学阵地、史料搜集贡献

1.作为顾颉刚、蒙文通牵头创办的《史学季刊》74位发起人之一，依托川大史学圈层，联合西南各地流亡学者搭建战时专业史学刊物平台，保存抗战时期西南史学研究火种。

2.任职雅安图书馆、四川省教育科学馆期间，系统整理西康、川西各县地方志、宋元边疆文书、石刻拓片，汇编西南古代民族（党项、吐蕃、羌）零散史料，为晚年《西夏史稿》写作完成最基础的史料储备，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西夏遗存史料重要整理人。

3.公职期间编写历史通识读本、乡土历史讲义，在西康、川西基层普及中古史、边疆史知识，兼顾学术研究与历史知识传播。

三、是否在1949年之前回到川大历史系任教？

1947年正式重返川大历史系担任专任讲师，1947—1949年全程在岗，属于1949年前川大在编历史系教员，完整时间线：

1.1945年底：抗战胜利后辞去县长职务返回成都，先受聘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

2.1946年夏：赴上海，在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任专职研究员；

3.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回到成都，正式入职四川大学历史系专任讲师，主讲宋史、中国古代史课程；同时兼职成都理学院、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授课，1949年短期赴川北大学兼课半年，但川大历史系讲师本职始终保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境遇变动暂时离开教学一线 。

四、落难根源：解放前履历埋下历史包袱

吴天墀于川大历史系毕业之后，除短期任教外，抗战时期曾担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专职秘书、芦山县县长兼县立中学校长；同时加入中国青年党，出任青年党中央检察委员，还以该党代表身份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深度涉足民国后期地方政务与党派活动。
1949年后，这套履历被认定为复杂历史问题，需要强制登记自新，被划为基层管制改造对象，直接被四川大学解除专任讲师公职，彻底丢掉学术岗位，并非单纯失业，而是带有政治管控性质的身份限制，无法进入公办文教体系就业 。

五、低谷岁月：50年代初谋生绝境（1950—1954年）

1. 生计困顿，苦力维生：家中五口人无收入来源，高度近视的吴天墀被迫做起搬运苦力，先是与人合伙拉平板运货大车，后独自拉木质架子车在成都城内送货，年幼的儿子时常在后帮忙推车借力；昔日伏案治学的学者，终日负重劳作、衣衫黧黑，佛学学者王恩洋曾作诗慨叹其境遇：“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 。

2. 变卖藏书，割舍治学根基：为糊口，他忍痛变卖毕生搜集的宋元史籍、西北史地、西夏史料珍本，大量一手治学典籍散佚成都旧书店，甚至其恩师徐中舒偶然在旧书铺买到他忍痛出售的亲笔批注课堂笔记，倍感惋惜 。

3. 学术完全停滞：受管制身份约束，不得参与任何学术研讨、文稿编撰，不能公开发表文章，只能在劳作之余私下零星摘抄史料，不敢外露治学想法，生怕引来批判，长达四五年完全脱离史学行业 。

六、契机：恩师徐中舒力保，以编外身份重回史学阵地（1955年起）
　　
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内上古史宗师徐中舒深知其史学天赋，不忍人才埋没，联合蒙文通等蜀中史学名家多方奔走斡旋：
　　
1. 徐中舒当面劝说吴天墀：“你本是治学之人，不该荒废于苦力，家人生计我可接济，你务必重拾学问”，还联合友人每月固定补贴家用，解除其生存后顾之忧 ；

2. 依托川大校内灵活编制，为其争取到历史系资料室编外资料员的岗位，无正式教师编制、不登台授课、不参与行政，主要负责古籍整理、史料抄录、档案编目，这是特殊年代里能让他合法接触馆藏文献、重启研究的唯一途径，也是他重返史学圈的第一步。自此，吴天墀白天整理古籍资料，夜间利用馆藏资源秘密主攻冷门的西夏史（因西夏史属于偏门学术领域，政治敏感度低，不易招致批判），在资料室十余年间默默积累海量考据素材，完成《西夏史稿》绝大部分初稿撰写。

七、波折与彻底平反：逐步正规化、跻身主流史学界

1. 文革时期再受冲击

即便身处资料室，其历史旧账仍被翻出，再次遭受批斗，研究资料一度被查抄，只能碎片化坚持研究，始终未彻底放弃西夏史体系构建。

2. 改革开放后全面平反，正式回归学术体系

1. 身份平反（70年代末）：历史问题全面甄别平反，撤销管制定性，恢复合法公民身份，纳入四川大学正式教职工编制；

2. 职称晋升与履职：80年代初获评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后升任博士生导师，终于登上大学讲台授课；受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科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成为全国西夏学核心学术骨干；

3. 成果落地：1980年凝聚半生心血的《西夏史稿》正式出版，填补新中国西夏通史研究空白，奠定国内西夏学学科基础；后续陆续刊发大量宋史、西北民族史论文，整理出版《吴天墀文史存稿》，彻底完成从落魄车夫到史学大家的人生回归。

总结

1945年前他主攻宋史（北宋政治史、宋代思想史、巴蜀宋史），西夏史此时尚处于史料积累阶段，未发表西夏专题论文，但已经有意识搜集党项西夏在川西、川北的活动史料，完成学术方向布局。

早年毕业即留校当助教（1938），1939被迫离校从政，1947年正式回归川大历史系任教，一直做到1949年解放前。

吴天墀并非单纯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长期关押，核心是解放前从政、党派履历导致就业资格受限、纳入群众管制，被迫脱离学界；其重返史学并非政策大范围放宽的红利，核心依靠徐中舒等前辈惜才、私下安置的编外资料岗，在隐忍蛰伏中完成学术积淀；最终借时代平反大势，正式恢复学术身份，完成治学理想。

2026年07月09日整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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