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笼，白灯笼

Mingjing fu

去年年底，我带着十八岁的大儿子返回故乡福州。几位中学老同学带着我们母子去津泰路上最有名的一家小店吃地道的福州捞化。老板娘取出细白如丝的兴化米粉一团，放沸水冲泡后捞出，用猪牛骨熬制的高汤淋上，然后配上猪血、大肠、牛肚、百叶、鱿鱼、肉片、花蛤、鲜虾、葱花等几十种小菜或调料中的几款，吃起来满腔温润，每一种食材都保持着恰到好处的鲜脆，却又在醇厚的高汤晕染下，滋味妙不可言。

享受完美食，我们一行人顺便走到两三百米外的三坊七巷。如今这一带是外地游客了解闽都文化的必访首站，这片古建筑群以南北走向的南后街为轴，向东西两侧辐射出十条坊巷。游客们穿梭于保留着明清古风的马鞍墙与幽深庭院间，除了探访福州近代历史的名人（包括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觉民等）故居，还能在街巷中品尝各种福州地道小吃。

我们踏着青石板路在窄窄的坊巷里走着，两侧高挂的红灯笼与修缮成千人一面的木门、木窗、马鞍墙交相辉映，随手一拍，就是一副暖色光影交织的夜景。

儿时的记忆里，夜幕降临后的三坊七巷并没有悬挂着节日的红灯笼，却弥漫着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外公外婆住在黄巷，小院里大约有十七八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没有抽水马桶，外公家甚至连厨房都没有，就在家门口的过道上生火做饭。空气里弥漫着油烟香和邻里间的方言对话，偶尔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勾勒出一副踏实的市井画卷。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南后街的一排店铺里才挂满了数不清的传统花灯。最多的是莲花灯和绵羊灯，以竹篾为骨架，外面糊着半透明的薄纸。莲花灯的花瓣上晕染着粉嫩的色彩，比水面上漂浮的真花还美丽。绵羊灯憨态可掬，小男童提着它走路，就仿佛用细绳拉着一只小宠物在散步。偶尔我还看见雕花描金的宫灯，流苏随风摆动，散发出浓浓的年味。可能是因为年纪小的缘故，我只对这几种类型的灯特别感兴趣，反而对最普通的大红灯笼没什么印象。

我到温哥华定居后，迷上了户外的花草，十几年间认识了上千种植物。通过观察，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古代匠人们从大自然中汲取了神奇的灵感，才创造出铃铛、杯子、器皿、灯笼等物件，葫芦、树叶和花朵等便是他们最早的模版。这一点在西方标志性的钟形杯文化（Bell Beaker culture，约公元前2800-1800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个时期的人们将陶制饮用器塑造成倒扣的花朵形状。还有考古证据表明，人类早期文明中的盘子和碗，常以宽大的叶子或盛开的花朵自然分瓣的花瓣为原型。

据传，中国古早时期的灯笼造型源于一种叫酸浆（英文名Chinese Lantern, 学名Physalis alkekengi）的植物，其种子荚的天然形状是膨胀的、纸质的橙红色外壳，保护着里面的小浆果。古人为了防止油灯被风吹灭，发明了最早的便携式灯笼。到了佛教盛行的东汉时期，在祭祀佛陀的仪式中，工匠们制作出形似莲花绽放的灯笼，来彰显莲花在佛教教义中的核心地位，象征着纯洁和觉悟。随着灯笼制作工艺在亚洲的传播，工匠们开始设计精美、风格化的灯笼，自然万物始终是主要的灵感来源，灯笼造型包括牡丹等其他花卉，以及昆虫、鸟类和水果。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红灯笼代表喜庆、团圆（如元宵节）；而白灯笼则相反，是白事、哀悼的象征。在古代，家中若有长辈去世，常会在门前悬挂白纸糊的灯笼，向邻里报丧，或在灵堂、出殡时使用。如果在喜庆的场合出现了白灯笼，会引起民众的反感和忌讳。

顺着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给了几种花朵形态酷似小灯笼的外来花卉冠名“灯笼花”，有金铃花（flowering maple, 学名Abutilon striatum）、宫灯长寿花（Beach Bells，学名Kalanchoe manginii ）、粉苞酸脚杆（Medinilla magnifica）等。这些花色彩艳丽，十分喜庆。

中国人不会给纯白的花朵取名“灯笼花”。

所以，当我在温哥华植物园的樱花步道里见到两株开白花的大提灯樱（Ojochin，学名Cerasus serrulata），刹那间有一种颠覆认知的感觉。大提灯，在日语里即“大纸灯笼”的意思。这种樱花源自十七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古老里樱品种，老树的树冠呈伞形，每年四月中旬开花，每朵花的直径可达六厘米，在樱花中算是“巨人”了。每朵花含六到十二 枚淡粉至浅白的花瓣，因其花梗较长且下垂，绽放时宛如悬挂的日式纸灯笼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这种樱花以饱满的灯笼状花蕾而著称，故而得名。花蕾缓缓绽放，最终形成褶皱的大朵白色花，与花瓣较为扁平的樱花品种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人竟然给这种白色的花赋予了灯笼的名字，这是什么文化现象呢？

我赶紧恶补了一下，发现中国灯笼与日本灯笼还是有一些显著区别的。中国灯笼多为纵骨”或纵横交错结构，无法折叠。日本灯笼主要采用“横骨”结构（即横向平行骨架），可像手风琴般折叠收纳。中式灯笼以大红、明黄色为主，多采用绸缎、绢布等材质，追求华丽喜庆的视觉效果。而日式灯笼一般是纸糊的，多为白色、米色或淡黄色，外表常印有家徽、文字（如店铺名、地名）或简洁的浮世绘图案，质朴素雅。每逢日本的各种“祭”，日本的神社以及附近的商业街会挂出白色的灯笼，日本人认为白色是圣洁的象征，只有神才配使用这种色彩。中国人初到日本时，会很不习惯，时间久了，才渐渐体会到过节的气氛。

据传，1925年神户和横滨的市长最早送给了温哥华五百株大提灯樱，以纪念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裔加拿大老兵。如今，温哥华地区仅存少数几棵古老的、花苞硕大的大提灯樱。一株在斯坦利公园的日裔加拿大战争纪念碑正北方向，另外两株在UBC大学的日式花园里。

身为连轴转的业务经理，我几乎每天都在高压与奔波中度过，将时间精确切割给家庭和事业。大温地区有五十多种樱花，到了赏樱的季节，我只能对自己说，美景不一定非要在遥远的远方，也不必追求几小时的深度游。我只把家附近和经常奔波的路段上的各种樱花点标记下来，利用送孩子上学后或见客户前后的半小时，顺路将沿途的特色樱花走马观花赏一遍。这十几年的光阴教会了我如何拼搏，也让我学会了在每一个樱花盛开的季节，偶尔停下脚步去收获身边的风景。

斯坦利公园和UBC大学都离我太远，我没有特地去寻找大提灯樱。好在儿子所在的私校离温哥华植物园只是两三百米的步行距离，我买了植物园的年票，在那里的樱花步道，突然发现了两株新近栽植的大提灯樱幼树。我特别喜欢这种大朵的白色樱花，不像寻常碎花那样娇小隐忍，而是挂上枝头，舒展着饱满的花瓣，诉说着一种丰盛而从容的美。对着它，我可以想象几盏白灯笼在日式和风中摇曳并散发着柔和的微光的景象，而在记忆深处，那抹属于故土的中国红，一次次地将幸福的记忆温暖地燃烧。如果说人生是一场跨越文化的旅途，我总会在色彩的差异里感到一丝迷惑与恍惚。

然而当思绪真正沉静下来来，我的内心便豁然开朗了。无论是白灯笼，还是红灯笼，从本质上都是一种美好情感的载体。神明的光辉，从不曾被世俗赋予的颜色所局限。神明的慈悲与眷顾，与颜色的外衣也无特别的关系。它只关乎于一颗心在历经千帆后，是否依然善良与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