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潮音，两种童心

言和意顺

儿子八岁那年夏天，我们离开了那座四面环海的北方小岛。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海面上铺满碎银一般阳光。船启航了，他再次把脸转向岸边，沙滩上几个赤着脚的小黑影追着船拼命挥手。他先是无声地掉泪，后来索性放声大哭，那种哭声我至今记得——不是撒娇，不是抗议，是难以割舍的痛，像退潮时被卷走的那只最心爱的贝壳，再也捡不回来了。

在县城，我们换了几次新家，条件越来越好，房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装了空调，安了暖气，夏天不觉得热，冬天也不觉得冷。他却不习惯，晚上翻来覆去，说听不见潮声睡不着。我说“这里离海也不远”，他喃喃道：“比咱老家可差远了，老家出了门跑几步就是海，躺在炕上就知道浪有多高。”

后来我发现，每逢寒暑假，他就像候鸟一样必须归巢。回去后就彻底野了——赤脚在滚烫的卵石滩上跑，跟着一群发小下到水里抓小螃蟹，晚上就着腌鲅鱼喝两碗玉米粥，然后躺在院子里那扇门板上数星星——门板白天晒过太阳，贴上去还留着温热。回来时晒成一条黑泥鳅，指甲缝里是洗不净的细沙，书包里塞满了爷爷奶奶晒的咸鱼干。

有一回我回岛上去接他，远远看见他和几个孩子蹲在退潮的礁石上，用蛎钩掏石缝里的海蛎子，专注得像在开宝藏。看见我，他先是一愣，然后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沙。那一瞬间我发现他长高了不少，那种野性的、自由的光，正从他眼睛里一点点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克制，仿佛在说：好了，该回去了。

女儿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她出生在县城，第一次回岛刚满月，啥也不知道。等稍大些再回去，躺在老家的土炕上，忽然就哭闹起来。起先我们以为是认生，后来才发现——那炕上铺得薄，硌人，她习惯了城里软绵绵的婴儿床。再大一些，带她回去就更难了。有一回她竟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上厕所要去外面？”老家的旱厕，太阳一晒臭气熏天，对城里长大的孩子而言，那是无法逾越的雷池。她憋着不肯去，直到小脸通红，最后我们只好提前搭船返程。船驶出港湾时她从舷窗探出头，海风把她汗湿的头发贴在脸上，她如释重负地说：“爸爸，那个味道我再也不要闻了。”而她的哥哥，此刻正趴在另一侧舷窗上往后看，眼神里是下一次归来的期待。

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各自成家立业，不约而同都留在了大连。儿子在开发区的合资企业上班，女儿在一家医疗机构工作。每个周末我们一家聚在一起吃饭时，儿子总能找出各种由头提起岛上那些事——哪年夏天海蜇多得下不了水，哪年台风过境后滩涂上全是冲上来的海参。他讲得眉飞色舞，女儿在一旁笑道：“哥，你说的那些，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语气倒不是嫌他烦，就是单纯地接不上话。儿子愣了愣，放下筷子：“你当然没有印象，你那时候才多大。”

其实我都明白。女儿不是不爱那个岛，她只是对那里没有记忆。儿子八岁前的一切都长在了骨子里——阵阵海风里的咸腥气、午后清爽的海水澡、渡轮离岸时那一声悠长的汽笛……而那些年，女儿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等她降生时，我们已经在县城安了家，她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干净的世界——席梦思床、室内卫生间、二十四小时热水，每一样都是文明赐予的舒适，每一样都把她与那座岛隔得更远。

如今他们都生活在大连，几乎每周都能见面。儿子一有机会就争取回一次岛，女儿则很少回去，多数时候只是在家等我们带回一兜子海鲜和岛上的趣事。两个孩子都过得不错，婚姻安稳，事业顺遂。我常想，老天大概是公平的——一个心里装着一座岛的风声浪影，一个对海那边无所牵绊，各有各的圆满。

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儿子忽然打电话来，说想回老家住两天。我说大热天的跑回去做什么？他嘿嘿笑，说就想回去吹吹老家的海风，再和岛上的发小喝顿酒。后来他在自家群里发了张照片：傍晚的海面被夕阳烧成一片赤金，渔家小院的露天餐桌上，围坐几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一个个喝得面红耳赤。女儿便在群里回了一条：“在哪不能喝酒，非要跑回去？”

儿子回她：“你不懂。”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他说的对，她确实不懂。

海风从黄海深处的岛上吹来，到了大连已经淡了，只剩下一点点咸，混在这座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里。可只要那一点咸还在，我就知道，有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一双儿女，一个恋乡土烟火，一个爱城镇晨光。同一片潮音里，长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童年，也长出了两种同样丰盈的人生。这般模样，无关厚薄，无关对错，只是时光落笔时，一个刻在岁月，一个归于寻常。

（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