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埠的墨香

鲁风

世间有些地方，是注定要留下来的。不是因为风景，不是因为财富，是因为有一些手艺，需要一代一代的人，用一生的时间，去传承，去守护。

有一门手艺，藏着一代代人的心血，一群人的生计，一个村庄的记忆，六百年的风霜。杨家埠便是这个地方。

我来的时候，是个冬日的午后。天是灰蒙蒙的，有些薄薄的云，太阳在云后面，透出淡淡的光，像一块旧旧的玉。

从潍坊市区往东北走，路渐渐窄了，两旁是些老旧的房子，灰瓦青砖，不高，也不张扬，却有一种沉沉的、稳稳的气派。走了约莫半个时辰，便看见一片仿古的建筑，在冬日的阳光下，静静地卧着。这便是杨家埠了。

走进村口，首先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的牌坊，上面写着四个字：杨家埠村。字是金色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有些耀眼。牌坊后面，是一条长长的古街，两旁是些老式的店铺，门板是木头的，漆着暗红的颜色，有些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的木纹。店铺的门前，挂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有蝴蝶，有蜻蜓，有老鹰，有蜈蚣，五颜六色的，在风里轻轻地摇着，像是要飞起来似的。

街上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说话的声音也低低的，像是怕惊动了什么。有几家店门开着，可以看见里面的人在忙着什么。有的是在扎风筝，竹子削得细细的，一根一根地扎成骨架；有的是在印年画，木版上涂着颜料，覆上纸，用棕刷轻轻一刷，一幅年画便印好了。那墨香混着纸香，从门里飘出来，淡淡的，悠悠的，像是六百年的光阴，都在那香气里了。

我顺着古街慢慢地走，走到一处开阔的地方，便看见了那三棵老槐树。它们站在那里，像三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守望着这个村庄。树干粗得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树皮裂成一片一片的，像老人的手，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可它们还是活着，还是长着叶子，春天发新芽，秋天落黄叶。风过时，那叶子便哗哗地响，像是在低低地说着什么。

听村里的人说，这三棵老槐树，是杨家埠的始祖杨伯达亲手种下的。那是明朝洪武二年的事，距今已经六百五十多年了。六百五十多年。那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时光啊。足够一个朝代兴起又灭亡，足够一座城池建起又倾颓，足够一个人出生又死去，死去又被遗忘。可这三棵槐树，却一直在这里，一年一年地，长着叶子，落着叶子，等着下一个来的人。

我站在槐树下，仰着头，看着那交错的枝桠，心里忽然有些说不清的感动。六百多年前，有一个人也曾站在这里，看着这些刚刚种下的小树苗，心里想着什么呢？他想的是，这些树能活多久？他想的是，他的子孙能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多久？还是他什么都没想，只是安安静静地种下了它们，然后继续去做他的年画？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些树活下来了，这个村庄活下来了，那些年画也活下来了。

说起杨伯达，那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他是四川梓潼县人。梓潼那个地方，自古便是经济文化的通衢之地，雕版印刷的中心。杨伯达从小就有一身雕版绘画的好手艺，刻起版来，刀法精准，线条流畅，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可他没有在那个地方待一辈子。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兵荒马乱的年月，哪里都待不住人。杨伯达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踏上了漫漫的东迁之路。

他们走啊走，走了不知道多少天，终于走到了山东，走到了潍州，走到了浞水西岸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村庄，叫下店村。杨家埠的杨氏后人，管那里叫“老庄子”。

那时候的下店村，只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几间茅草屋，几户穷苦人家。杨伯达一家初来乍到，什么也没有，只能重操旧业，以刻印年画为生。他用木头刻了版，用手工调了颜料，一张一张地印，一张一张地卖。

起初，他印的是《三代宗亲》，那是祭祖用的年画，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后来又印门神，印灶王，印财神。那些画虽然简单，却画得用心，刻得精细，慢慢地，便有人买了，有人传了，有人夸了。最让他出名的，是一张叫《民子山》的年画，和一张叫《二月二》的年画。《二月二》画的是皇帝扶犁耕田的场景，画上配着一首诗：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帝使金牛。正宫娘娘来送饭，保佑黎民天下收。那画里有一种深沉的祈愿：愿天下太平，愿风调雨顺，愿百姓都能吃饱饭。那是一个从战乱中走过来的人，对和平最深切的渴望。

杨伯达在下店村住了很多年。他和他的子孙们，三代同堂，一起刻版，一起印画，一起卖画。明洪武三十年，他们创办了杨家埠第一个年画作坊，取名叫“同顺堂”。

那一年，距离他们离开四川，已经三十一年了。三十一年。当年那个背井离乡的中年人，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看着那些成家立业的子孙，看着那些摆满屋子的画版，看着那些从各地赶来买画的人，心里应该是欣慰的罢。他没有白来，没有白活，没有白做。他的手艺传下去了，他的血脉传下去了，他的这个小小的家业，也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我不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六百年后，会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他亲手种下的槐树下，想着他的故事。但我想，他应该是在乎的。不然，他为什么要种那些槐树呢？槐树长得慢，活得很，要很多很多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他种下它们，就是在等。等后来的人，看见它们，想起他，想起那些远道而来的日子，想起那些刻版印画的日夜。

这就是传承了罢。

一个人走了，可他的手艺留下了，他的故事留下了，他种的树留下了。后来的人，看着那些树，摸着那些版，印着那些画，就仿佛还能看见他，听见他，感觉到他。

杨家埠的年画，是从明朝开始的。明初的时候，只有一家作坊，就是杨伯达创办的同顺堂。到了明隆庆二年，已经发展到了几十家。再到清乾隆六十年，便有了一百五十多家。那是最繁华的时候，人称“画版千种，作坊百家”。

到了清末，更是鼎盛，号称“画种上千，画版上万”，一年能卖出一亿三千五百万张年画。一亿三千五百万张。那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家家户户的门上，贴的都是杨家埠的年画；是千里之外的边疆，贴的也是杨家埠的年画；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杨家埠的年画。那些年画里，有门神，有灶王，有财神，有观音。有秦琼敬德，有神荼郁垒，有张仙射狗，有刘海戏蟾。有《年年有鱼》，有《五福捧寿》，有《榴开百子》，有《鹿鹤同春》。有《三国故事》，有《水浒人物》，有《西游记》，有《封神榜》。有山水花鸟，有时事新闻，有男十忙，女十忙。什么都有，什么都画，什么都印。只要老百姓喜欢的，只要老百姓需要的，他们都刻，都印，都卖。

我在年画博物馆里，看见那些几百年前的老版。它们被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有的已经裂了，有的已经缺了角，可那上面的线条，依然清晰可辨。那些线条，有的粗犷，有的细腻，有的刚劲，有的柔美。它们是几百年前的某一个人，一刀一刀刻出来的。那个人，也许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也许是一个正当壮年的汉子，也许是一个刚刚学艺的少年。他不知道他的版会被保存多久，会被多少人看见，会被印成多少张画。他只是低着头，一刀一刀地刻着，刻着他的日子，刻着他的心事，刻着他那个时代的风霜雨雪。

我伸出手，隔着玻璃，轻轻地抚摸着那些版。当然摸不到，可我觉得我摸到了。摸到了那些木头温温的、沉沉的质地，摸到了那些刻痕深深浅浅的纹理，摸到了那些几百年前的人，留在上面的手温。博物馆里有一块版，刻的是《民子山》。那是杨伯达的作品，是杨家埠最早的年画之一。版上的线条，简简单单的，朴朴素素的，没有一丝多余的东西。那是一种刚刚起步时的朴素，一种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要试一试的朴素。

我看着那块版，忽然想起那些从四川一路走来的先人。他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双手，一身手艺，一颗不肯认输的心。他们用这双手，刻出了一块又一块的版，印出了一张又一张的画，养活了一家又一家的老小，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这就是杨家埠的年画了。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不是文人雅士的把玩，不是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的陈列。它是老百姓的年画，是贴在门上的，贴在墙上的，贴在灶台上的。它陪着老百姓过年，陪着老百姓过日子，陪着老百姓走过那些平平淡淡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每一天。

从博物馆出来，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可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一个小小的店面，离大观园不远，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挂满了风筝，堆满了年画，浓郁的民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店门口挂着一块匾，写着五个字：杨付涛年画。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工作台前伏着，手里拿着一把刻刀，在一块梨木版上刻着什么。他没有抬头，只是专心致志地刻着。刻刀的刀尖，在木版上游走，时而直行，时而转弯，时而停顿。木屑如雪花般纷纷飘落，落在他的手上，落在他的衣服上，落在工作台上。

他叫杨付涛，是杨家埠“同顺德画店”的第二十代传人。我在旁边站了很久，不敢出声。等他刻完一刀，抬起头来，我才轻轻地叫了一声：“杨老师。”他笑了，那笑容憨憨的，暖暖的，像是这冬日里的一缕阳光。

他放下刻刀，站起身来，拍拍手上的木屑，说：“来，看看。”他给我看他的版。那些版，是他四十年来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有《秦琼敬德》，有《神荼郁垒》，有《呼家将条屏》，有《三国故事》。他告诉我，他一共刻了八百多套，三千多块版。三千多块版。那是多少刀？那是多少天？那是多少年？他给我看他用过的那把刻刀。那把刀，是他父亲传给他的。刀柄已经被磨得光光滑滑的，泛着温润的光。刀刃只有不到两厘米宽，却锋利无比。他握着那把刀，就像是握着他父亲的温度，握着他父亲的心血，握着他父亲一辈子的坚守。

他父亲叫杨洛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老爷子生前，也是一辈子刻版印画，直到八九十岁了，还每天伏在工作台前，一刻就是大半天。他去世的时候，留给杨付涛的，就是这把刻刀，和那一屋子的版。我问杨付涛：“您父亲有没有对您说过什么，让您特别难忘的话？”他想了想，说：“他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他说：‘总得有人接着做下去。’”总得有人接着做下去。这句话，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轻得像是风一吹就散了，重得像是压在心里一辈子。是啊，总得有人接着做下去。不做，这手艺就断了；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那些几百年的版，那些几百年的技艺，那些几百年的记忆，就会像一根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要接着做。他的儿子也要接着做。他的儿媳也要接着做。

那个在旁边的桌子上，正拿着棕刷刷颜料的年轻女子，就是他的儿媳。她已经学会了全部的技艺，从刻版到印刷，样样都会。她刻的版，她印的画，和那些几百年前的老版，放在一起，几乎分不出来。我看着这一家人，心里忽然有些酸酸的，又有些暖暖的。这是一条多么长的路啊，从明朝的杨伯达，到清朝的同顺德，到民国的杨洛书，到今天杨付涛和他的儿子儿媳。二十代人了，六百多年了，这条路还在走，这手艺还在传，这盏灯还在亮着。在杨家埠，和年画一起传下来的，还有风筝。杨家埠的风筝，和年画是“姊妹艺术”。它们同时兴起，互为补充，共同发展。明初的时候，人们用印年画的纸和颜料，扎成风筝，在春天的田野上放。

起初只是自娱自乐，后来便成了买卖。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风筝已经成了当地重要的手工业。

杨家埠的风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和年画长在一起的。那些风筝上的图案，就是年画上的图案；那些风筝上的色彩，就是年画上的色彩；那些风筝上的故事，就是年画上的故事。所以人们说，杨家埠的风筝，“挂在墙上是年画，放到天上是风筝”。

我在风筝博物馆里，看见了各式各样的风筝。有硬翅的，有软翅的，有串式的，有板式的，有立体的，有动态的。最大的是龙头蜈蚣，三百多米长，飞在天上，像一条真正的龙。最小的是掌中燕，只有巴掌大，却五脏俱全，什么都有。那些风筝上画着的，都是些吉祥的东西。有蝙蝠，象征着福；有鹿，象征着禄；有寿桃，象征着寿；有喜鹊，象征着喜。有鱼，象征着年年有余；有牡丹，象征着花开富贵；有石榴，象征着多子多孙；有葫芦，象征着福禄双全。那些画，用色大胆，对比强烈，红是红，绿是绿，黄是黄，紫是紫，鲜艳得像是刚从染缸里捞出来似的。

讲解员告诉我，杨家埠风筝的扎制方法，有一套完整的技艺，叫做“扎、糊、绘、放”四艺。扎，是用竹子扎成骨架，讲究的是左右对称，误差不过毫米。糊，是把纸或绢糊在骨架上，讲究的是平整紧实，没有一丝褶皱。绘，是画上图案，讲究的是线条流畅，色彩鲜艳。放，是试飞调试，讲究的是起飞平稳，姿态优美。四艺之中，最难的是绘。因为绘的图案，要符合年画的标准，又要适应风筝的形状，还要在天空中看得清楚。

杨家埠的艺人，想了许多办法。他们把人物画得头大身子小，这样在远处也能看清眉眼。他们把色彩画得鲜艳浓烈，这样在天上也不会褪色。他们把线条画得粗犷有力，这样在风里也不会模糊。

讲解员说，杨家埠的风筝，有一句口诀，叫“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画才新”。紫是骨头，是支撑；绿是筋，是连接；红和黄，是血肉，是灵魂。有了这些，风筝才是活的，才是杨家埠的。我站在那些风筝下面，仰着头，看着它们。它们静静地挂在那里，没有风，不能飞。可我能想象，当春天来临，当风吹起，当它们飞上天空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幅景象。那满天的风筝，五颜六色的，大大小小的，远远近近的，像一群彩色的鸟，在天上自由地飞。而那些在地上放风筝的人，仰着头，牵着线，笑着，喊着，跑着，像是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那三棵老槐树下。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地上印出细细碎碎的光斑。有鸟在枝头叫着，声音脆脆的，像是无数个小铃铛在响。树下有几个老人，坐在石凳上，晒着太阳，聊着天。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土话，我听不太懂，可那说话的语调，是悠悠的，慢慢的，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河水。

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听他们聊。一个老人说，今年春天来得早，槐树发了许多新芽。另一个老人说，他小时候，这些树就这么粗，现在他都八十多了，这些树还是这么粗。又一个老人说，他爷爷的爷爷，小时候也在这树下玩过。那些话，平平淡淡的，可听在耳朵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六百年了。多少人在这树下走过，多少人在这树下歇过，多少人在这树下说过话，多少人在这树下许过愿。那些人都走了，不在了，可这些树还在。它们看着他们走，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老去，看着他们死去。它们什么都不说，可它们什么都知道。

我走到最近的那棵槐树下，伸出手，摸着它的树干。那树干是粗糙的，裂成一片一片的，像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可那粗糙里，有一种温温的、沉沉的温度，像是积攒了六百年的阳光。我想起那个传说。说是当年杨伯达兄弟三人，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出发，迁往山东。临走的时候，一位老人送给他们三包东西，用黄绢包着，里面掺着家槐的种子。老人说，槐树是怀家的意思，种下它，就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杨伯达来到潍州，在下店村落了脚。后来迁到杨家埠，便在村庄的四周，种下了九棵槐树。那些槐树，是建村的见证，是扎根的象征，是对故乡的怀念，是对后代的期许。如今，九棵槐树，只剩这三棵了。可这三棵，还在活着，还在长着，还在看着。

我站在树下，忽然想起杨付涛说过的那句话：“总得有人接着做下去。”是啊，总得有人接着做下去。就像这些槐树，总得有人接着种下去；就像这些手艺，总得有人接着传下去；就像这个村庄，总得有人接着住下去。不做，就断了；断了，就再也接不上了。这也许就是杨家埠的魂罢。不在那些古老的画版里，不在那些精美的风筝里，不在那些热闹的庙会里。

在这三棵老槐树里。在它们默默的守望里。在它们六百年的等待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夕阳斜斜地照下来，把那片仿古的建筑染成了金红色。那金红色是温温的、柔柔的，像是有人用最软的笔，蘸了最淡的颜料，一笔一笔地涂上去的。店铺门前的风筝，还在风里轻轻地摇着，像是在和这一天告别。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三棵老槐树，在夕阳里，成了三个黑黑的剪影，高高的，大大的，像是三个守护神，守着这个村庄，守着这些手艺，守着那些几百年的故事。有风吹过来，带着墨香，带着纸香，带着那些古老的、朴素的气息。那气息，从明朝吹过来，从清朝吹过来，从民国吹过来，一直吹到今天，吹到我的脸上。它还会继续吹下去罢，吹到明天，吹到后天，吹到下一个六百年。

我想起杨伯达种下那些槐树的时候。他一定想不到，六百年后，会有一个陌生人，站在他种下的树下，想着他，念着他，感谢他。他一定想不到，他一手开创的这个小小的事业，会传了二十代，会活六百年。他一定想不到，那些他亲手刻的版，那些他亲手印的画，会被后人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放进博物馆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看见，一代又一代的人感动。

他不知道。可他还是做了。他种了那些树，刻了那些版，印了那些画，开了那个作坊，带了那些徒弟。他只是做着他该做的事，走着他该走的路。他把余下的，都交给了时间，交给了后来的人。这就是传承了罢。不需要知道结果，不需要看到未来，只需要在当下，在现在，老老实实地、本本分分地，做自己该做的事。然后把它们，交给时间，交给后来的人。后来的人，会接着做下去。一代一代的，一年一年的，一天一天的。就像那些槐树，一年一年地，长着叶子，落着叶子，等着下一个来的人。

夜深了。窗外的月光，淡淡的，凉凉的，像一池水。我在这水里，沉沉睡去。梦见自己又站在那三棵槐树下，阳光正好，风正好，有鸟在枝头叫着。杨伯达从远处走来，穿着一身粗布衣裳，手里拿着一块刻板，对我笑了笑，又走了。他走得很慢，可我知道，他不会停。他会一直走下去，走进下一个六百年。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这里，看着他的背影，把他讲过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再讲一遍。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