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厂锦西联络站

大卫

船厂锦西联络站

文/李伟义

朋友，当你出海归来，当你拖着疲惫的脚步踏上锦西的土地，去寻觅那个岸边小屋，渴望见到那对曾为你秉灯指路的师傅时，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那是一种回到家的踏实，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温暖。让我们暂且放下童话般的想象，让时光倒流回一九六八年。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船厂在锦西站前设有一个联络站，它就像船厂驻锦西的“大使馆”，为来来往往的渤船人提供了数不尽的方便。每一天，它张开略显简陋的双臂，迎接一位又一位前来出差办事的客人；又以温情脉脉的微笑，送走一个又一个船厂的“家人”。那时的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出差办事常常要在锦西中转，联络站就成了大家心中最可靠的港湾。

锦西火车站坐南朝北，灰瓦尖脊，绿窗红墙，虽谈不上宏伟，却也高大挺拔，在当年与锦西大百货、锦西电影院齐名，堪称锦西的“著名”建筑。站前广场东西长南北窄，十分宽敞，是当年锦西最大的广场。国庆节的庆祝大会都曾在这里举行，人头攒动的盛况，如今想来恍如隔世。

与火车站平行、相距大约一百米的地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叫站前街。街北侧有一溜高低不平的砖砌平房，与北方普通民居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是临街墙上砌着一米高的砖垛，两侧直立，中间带弧形，上面常有旧漆斑驳的水泥刻字，什么“国营站前商店”“××理发馆”之类。那时行人寥寥，本应热闹的地段却透着几分萧条。

就在站前街中间地段，与火车站大门斜对着，有两间红砖矮房。它的外表与相邻建筑毫无分别，只是厚厚的棉布门帘把房门捂得严严实实，一只圆形的炉筒子通过玻璃窗上的圆洞伸到窗外，拐个直角，对着铅灰色的天空，昼夜不停地吐着黑黑的浓烟。

掀帘进屋，外面冰天雪地，室内却暖意融融。房间不大，所谓的“客厅”也就两间，四周围着长条木椅，栗子皮色，椅座和椅背都带着一定的弧度，坐上去颇舒服。墙上贴着印刷版的毛主席语录，太阳中心的毛主席像正对着我们慈祥地微笑。语录旁边的白色空隙里，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阿拉伯数字，显然是怕忘掉的电话号码。靠北墙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拨盘电话，屋子中间的铁板焊炉火烧得正旺，炉壁被映得微微发红。

屋内的人有坐有站，有的说笑，有的喝水，有的吞云吐雾，房间里烟雾腾腾。这里有前来探亲的转业兵媳妇，有出差在外在此转车的采购员，也有各厂的外调人员。南腔北调混杂在一起，高一声低一声，倒成了一曲别样的交响乐。

在这嘈杂而温暖的氛围中，我们常见一位五十多岁、身体微胖的老师傅，穿着垄沟工作服棉袄，从里屋推门出来。他先把手中的搪瓷缸子放在桌上——缸子上印着“国营六八四八厂革委会赠”红色大字——然后抄起炉钩子，从炉子下口捅了几下，一阵烟尘腾地升起。他又提起炉上落满烟灰的大铁壶，添上两铲煤，壶里的水立刻哗哗作响起来。这时，一个高调的女声从里屋传出来：“叫你捅炉子时用纸壳挡挡，你就是不听！”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责备，就像一位严厉的领导在批评不懂事的下属。

这便是一家“夫妻店”。男人姓张，大家都叫他张师傅，他话不多，似乎有些木讷。女人姓闫，除了没有阿庆嫂那般漂亮的外表，其他方面一点儿也不亚于那位样板戏里的传奇女性。闫师傅为人热情，不论外面天有多冷，只要跟她打上交道，心里总是热乎乎的。

你要去哪个部门办事，闫师傅总会主动向你介绍情况。你若问人事厂长董菲在不在，她会干脆利落地告诉你：“董厂长去北京开会了！因为没买到卧铺票，是我和站长亲自把他送上车的。”你若说要去供应科，她就接话道：“赵科长跟我熟得很，想当年他来厂报到，还是我去接的呢。”说到这儿，她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一拍大腿说：“对了，赵科长答应给领个棉门帘，怎么还没送来？我得打电话催催。”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联络站那条门帘中间已经磨得透亮，确实该换换了。

这个联络站是典型的“前店后厂”，张师傅闫师傅和女儿就住在里屋那间不算宽敞的房间里。来来往往的渤船人，在这里喝过水、吃过饭、歇过脚，也在这里打听消息、传递书信、排解乡愁。有人深夜赶火车，闫师傅会早早烧好热水，张师傅则默默帮着拎行李送到站台。长年累月，小小的联络站成了船渤人心中一盏不灭的灯。

后来，两座船厂职工宿舍大楼在联络站的旧址上拔地而起。两间平房变成两栋大楼，足以说明这块地方当年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如今，锦西船厂联络站早已不存在了，那对张师傅闫师傅也已不知去向。但它却永远留在渤船人的记忆里，留在这些粗朴而温暖的文字中。每当渤船人提起它，眼中总会泛起一层薄薄的光，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掀帘进屋、满室暖意的冬天。